意識形態、空間生產、世界體系和生命政治問題是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新的增長點。通過這四個問題剖析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的敘事研究，從而透視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現實判斷、理論把握和反思批判。
意識形態理論
當代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方面越來越呈現出一種複雜的格局，意識形態的運作機制越來越微妙。這一主題雖然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裡只是一個方面，但在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卻越發受到重視。從思想史和問題史的變遷角度，我們更能夠看到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運行機制的變化過程。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盧卡奇開始，到阿爾都塞、齊澤克等，意識形態問題實則是理論家們關注的重點。
基於馬克思的相關論述，盧卡奇採取精神分析所提供的“無意識”這個概念，指認了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既然商品生產形成了與這個商品結構一致的意識形態概念和結構，那麼在其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階級都不能避免意識形態這個結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本質差別在於，在意識形態結構上無產階級有自己的特殊地位，將來它註定要走出商品的意識，超越這個結構。
阿爾都塞在馬克思關於生產關係的再生產問題上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認為資本主義從直接的勞動生產走向了勞動之外，而這點在霍克海默的《權威與家庭》中就已指認，即文化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的鋼筋水泥。阿爾都塞提出了作為現實的意識形態問題，闡明瞭意識形態的主要機制就是把個體作為主體給質詢出來，這就構成了後來的意識形態理論研究的全部出發點。
齊澤克藉助於拉康，把阿爾都塞關於意識形態問題的研究推向了深處。在齊澤克看來，從無意識的定義直接介入意識形態的定義，意識形態作為支撐現實的幻覺，構成了支撐現實的幻象框架。如果沒有這樣的理念，人們就不會為這些理念行動，所以意識形態才維持著這個現實，進而成為支撐現實的框架。意識形態無疑成為對資本主義批判的重要維度，但要切記在進行這一批判的時候，要牢記馬克思所說的“意識形態沒有自己的歷史”的教誨。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必須把這一方面與其現實基礎結合起來，這才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
空間生產理論
當代資本主義已經從空間中商品的生產轉向對空間本身的生產，這便是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對當代資本主義的基本判斷。這種空間本身的生產表徵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再生產結構發生了至關重要的變化。以前是在空間中進行商品的生產，現在連同空間本身都由資本主義生產出來了。空間生產理論從空間、地理到城市問題的探討，對資本主義的當代變化作了深入研究，列斐伏爾、哈維、索亞、卡斯特等人正是其中的代表。這一空間轉向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空間、地理與城市方面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以空間維度入手作為當代激進理論批判新的理論增長點，恰恰表明空間理論對於現實資本主義的深刻把握，同樣這也表明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比以往呈現出多維度性、隱蔽性和深刻性。
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在以空間為導向的研究中，要警惕對空間討論的形而上學化傾向。具體而論，不能就空間來討論空間，就城市來討論城市，而是要密切聯繫當下資本主義的核心機制，站在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上，發揮馬克思主義在新語境中的批判效力。
世界體系理論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認為，當今資本主義已成為一種世界經濟體系，資本主義不是存在於某一個或某幾個國家之內，而已經擴展到世界乃至全球範圍內。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吸收了馬克思主義的資本積累和剩餘價值理論、羅莎·盧森堡的“第三市場”理論和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同樣還運用了年鑑學派布羅代爾的長時段、大範圍分析方法，並直接受到巴蘭、多斯桑托斯、弗蘭克等人的依附性理論的影響。從某種程度上說，世界體系理論亦是依附性理論的深入和發展。世界體系理論也是資本主義空間化轉向在世界、全球範圍視域的擴展。
不論是依附論還是世界體系論，要注意的一個關鍵問題是，發達國家絕不僅是不發達國家的外部，因為我們必須從全球市場的角度來對其加以審視。以羅莎·盧森堡的理論為參照，全球市場分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兩個部分，這就涉及兩個部分之間的交換問題，同樣，這個問題也是資本主義要進一步發展下去的重要前提，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當中已經講到了資本主義產生的前提一樣。當今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展，是以一種多層次的、動態的、多維度的方式進行的。對於依附性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的敘事研究，旨在從世界範圍來看待當今世界發展的不平衡性，尤其是中心與邊緣、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的動態的、不平衡關係，以及不發達國家內部的不平衡關係。
生命政治理論
學界流行的做法是把“生命政治”這一術語追溯到魯道夫·科耶倫時期，但福柯對其的闡發最終使之成為了一個“事件”。即使對於福柯而言，他關於生命政治的思想乃至整個思想的發展都存在前後轉變的跡象。在福柯看來，生命政治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身體的解剖政治學，即圍繞人的身體展開的生命權力；二是人口的生命政治學，即對人口進行調節、干預和管理。當前的研究過多關注前期即第一個方面的研究，而減少對第二個方面以及後續更深入的研究，即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及由此打開的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正是在這一點上，福柯與馬克思的“相遇”才產生重大的理論意義。
在福柯之後，在意大利呈現出對生命政治研究的三條路徑，即奈格里的“帝國論”生命政治路徑、埃斯波西託的“免疫論”生命政治路徑，以及阿甘本“神聖人計劃”中建構的生命政治路徑。奈格里的研究更多凸顯了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理解與批判。阿甘本則從方法論的角度試圖運用歷史哲學的方法，在依舊採用政治—司法模式的情況下，研究生命政治概念的最初起源，並將其推演到了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即迴歸西方政治傳統的根基處。
在對生命政治這一當前重要問題進行把握的時候，需要注意的是，當代激進左派在反決定論的背景之下，糅合馬克思主義在主流理解上走向偶然性崇拜，對偶然性崇拜在政治上就必然轉變為機會主義和現實主義，這就註定了他們在捕捉政治方面的時候越走越遠。他們把所有的問題都作為政治泛化理解的時候，左派恰恰喪失了其自身本應擁有的含義。而馬克思從歷史科學的角度，對資本主義的運動、發展規律作了科學的剖析，他從資本主義內在發展矛盾運動，從社會結構的角度，科學分析階級得以誕生的條件以及階級產生以後必然要鬥爭的趨勢。
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呈現出多維度、多方面的特徵，我們應該從多角度把握和反思。在這一意義上，完整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史參照意義的重要性無需強調。此外，資本主義經驗史的變遷對於理論的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如果脫離經驗史的參照，理論將變得不可想象。當馬克思恩格斯確立科學歷史觀的時候，要求新的歷史觀從當前的物質生活出發、從一定條件下的生產力出發、從社會存在出發，來看待精神生活、生產關係、社會意識等。因此，以馬克思歷史辯證法來透視和把握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將是理論研究的重要方法論。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馬克思主義視野下的生命政治學批判”（016BZX01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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