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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軍的《付費》一書講的是如今大熱的互聯網知識經濟。
被得到、喜馬拉雅、知乎等互聯網公司炒熱的知識經濟，把音頻產品從一個落寞的角落帶到了聚光燈下。這本書試圖描繪知識經濟各類參與者的現狀，解讀他們背後的運行邏輯，並從方法論的角度給出作者對知識經濟未來的期許。
本文是該書讀書筆記的第一篇，總體上講，與本書的主題沒有直接關聯。為什麼要把篇沒有直接關聯的內容當成讀書筆記的第一篇呢？因為作者的一個洞見解決了我多年的疑惑。本來想讀的是A，結果卻悟出了B。讀書的樂趣或許就在此吧。
作者洞見的這部分在書中第十四章：《方法論而非結論：麥肯錫的啟示》。在這一部分，作者辨析了兩個概念：理論和方法論。
什麼是理論？就是“適合具體情況的因果陳述”。注意裡面的“因果”二字，這意味著，在一定的條件下，你做出一個行為就會導致一個結果。
什麼是方法論？就是要得出一個結果的具體步驟和過程。
理論是關於因果關係的，是Why；方法論是關於怎麼做的，是How。
很簡單的一句話，醍醐灌頂。
為什麼很多人說學校的知識一出校門就沒用了？因為學校教給你的是理論，是Why，但如果你不知道做事情的方法，也就是How，是無法獲得一個滿意結果的。這就像你明明知道1+1=2，但讓你推導出來，估計你一臉懵逼。我們學了太多結論，但卻不知道得出結論的方法。
聽說過這句話吧：“懂得了那麼多人生道理，但依然過不好這一生。”“道理”是結論，“一生”是過程。古聖先賢，留給我們太多的大道理，但又有幾人能成為聖賢呢？
筆者的孩子小學四年級。她剛學數學的時候，我就強調一件事：結果不重要，過程最重要。答題結果可能是蒙對的，如果不知道計算過程和方法，下次就沒那麼好運了。所以每次考試，當得知她成績不好時，我就鼓勵她，答錯題意味著這次考試有價值，因為你知道了自己不會的東西，把它們弄會就進步了。當我給她講題，得出最終答案的時候，我會讓她彆著急把答案寫上去，而是再給我講一遍，確認她真的會了。
做過數學難題的人都有印象，很多難題並非真的難，其實就是使用了推導出公式的思維方法。但如果只記住公式，不知道推導過程，那麼難題就真的難。
很多“聰明人”喜歡記住結論，因為這樣簡單直接嘛。就像記住了公式，套用一下就得出結果了。但真的如此嗎？如果世界都是這樣的因果關係，那麼人生豈不是特別簡單？我們經歷過的許多事情，前人都經歷過，套用一下不就好了？
錢穆先生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一書中有個核心觀點：有些制度安排在當時條件下起到了調節生產關係、促進生產力的作用，但事異時移，外部條件發生了變化，如果還不假思索、因循守舊，沿用以前的老辦法，產生路徑依賴，舊制度就會成為改革的障礙。
制度安排就是結論，如果不假思索地使用，有可能不起作用，甚至有反效果。舉個經濟領域的例子，每到經濟不景氣，就有人想起來刺激樓市，這一招倒是用了二十年，但每次用過，後遺症卻越來越大。現在徹底不敢用了。
作者在書中也講，在互聯網領域，只看結論尤其會出現問題。因為互聯網變化太快了，你看到的一個結論，可能它的前提、環境、技術、競爭都已經變化了，結論已經失效了。例如做不做APP，四五年前和現在的結論就大不一樣。四五年前，有人問到這個問題，一般的回答是，如果資金和技術能力支持的話，建議做APP；而如今有人問到這個問題，現在的結論是，如果不是大規模、用戶型的互聯網公司，不用做APP。這就是時間不同，環境不同，結論不一樣的例子。
但只知道結論沒有意義，因為你並不瞭解思考問題的方法，也就是導出結論的過程。結論有時候失效了，但思維方法往往仍然有效。還拿做不做APP舉例子，思考這個問題的角度，要從獲客成本來判斷。四五年前，APP雖然開發成本高、難度大，但是獲客成本低；而現在開發成本大幅降低了，獲客成本卻也大幅提升。因此，判斷問題的關鍵就在於你能不能承受這樣的“獲客成本”。
做不做是結論，而判斷獲客成本是方法。這就是方法論的價值。
筆者特別不喜歡雞湯文學，更不喜歡看名人傳記。雞湯文學把所有的特殊情況都簡單化，變成了簡單易行的一兩句話，似乎給人指路明燈，但雞湯往往是自相矛盾的。名人傳記就更加個性化了。哪個名人會把自己不堪的經歷寫出來？但往往那些不堪的經歷才是成就他們的主因。
也正是這個原因，我現在對於直接教授的知識，反而並不太感興趣；我特別喜歡那些教人看待問題角度和方法的內容，也就是要讓自己的思維升級。所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這個“漁”就是方法。
長久以來，大家對於Why、對於“因果關係”過於注重，這其實是捨本逐末。因為這會導致更多人關注結論，喜歡討巧，善於走捷徑。關注How，關注過程，關注推導出結論的思維方法，這才是我們這個時代更需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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