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時期，敵對雙方為維持自身戰爭鉅額經費，同時擾亂破壞敵方經濟，由國家出面出面偽造貨幣，這種做法至少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例如：美國獨立戰爭時期，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就親自下令偽造“大陸票”從而破壞殖民地經濟穩定；法國大革命時期，英國又偽造了大量法國教會地產券。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國偽造了令專家難辨真假的英鎊——著名的“伯恩哈德鈔票”。納粹用這種偽鈔為其間諜活動（收買情報、策反人員、間諜旅差等等）提供了大量的資金。二戰中蘇聯、英國、美國的情報部門也都曾加入到大量偽造敵對國家貨幣的行列。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日本陸軍大臣東條英機親自命令日本特務機構（特高課）偽造中國貨幣——法幣，配合日軍的侵華軍事行動，實施破壞中國經濟。由陸軍第九研究室主任、陸軍少佐山本憲藏專門負責偽造中國貨幣的工作。山本憲藏曾經用數年時間研究了中國內地、關外和朝鮮的貨幣流通情況後，提出了偽造中國法幣的計劃。
日本特務機關不但在日本設立了製造假幣的專門機構，同時在淪陷區也設立了發行和印刷假幣的機關。1940年4月,山本憲藏成功的偽造出第一批中國農民銀行1元、5元、10元面額券共500多萬元，做舊後秘密運抵中國，並與真法幣混和在一起，分別交付日本侵華特務機關和淪陷區的“商社”等機構流通使用，這些假幣廣泛流通，成為日本侵略者搶購物質，破壞中國金融秩序，謀取侵華日軍軍費的重要手段。
1941年12月，日軍攻佔香港，日本特高課查獲了國民黨政府設在香港的造幣廠及香港九龍的中華書局，得到了一些沒有來得及運走的造幣機器、印鈔器械和中國中央銀行最新印刷發行的十元面額紙幣。日本由此獲得了印刷法幣的全部秘密。日軍，動用了一切力量，從技術人員到高級印刷機械，來保證偽幣的“質量”。所以，日軍偽造的偽幣就連專家也難辨真偽。1939年到抗戰勝利七年間，日軍制造假法幣高達45億元，創造了世界假幣制造之最，這些假法幣（實際使用流通30億）一部分流入汪偽政權及上海青幫手中；另一部分則成為侵華日軍的軍餉，日軍一方面用假法幣在中國購買軍需物質，另一方面用他在中國收買親日分子。
日軍印刷的45億假法幣相當於國民黨政府一年的貨幣發行量。然而，讓日本軍部陸軍最高指揮部參謀本部詫異的是，中國政府不但抵住了這種“暗戰”帶來的經濟破壞，反而藉機反攻，輕而易舉從日本手裡套住了大量的黃金、棉紗、布匹等緊俏物資。原來，面對日偽軍來勢洶洶的“假幣戰”，國民黨自己就開始了瘋狂的通貨膨脹，七年內，國統區的貨幣發行量增加了一百多倍，達到1890億元。所以，所謂的日本假幣專家山本憲藏哀嘆道：中國實在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國家。
其次，國民政府被迫制定實施了“以假對假”的策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密令軍統局與英、美兩大國造幣公司達成合作協議。秘密在重慶歌樂山建立了一座偽造日本鈔票的貨幣工廠，以擾亂日偽統治區的財政金融秩序。每當日軍發行日本鈔票、偽幣（汪精衛偽政權）和軍用票新版紙幣時，國民黨軍統局利用汪偽政權中高層的潛伏特工獲取日偽銀行的印鈔票版，迅速帶回歌樂山複製並日夜趕印，總數多達1.5萬多箱，這些偽鈔與淪陷區新流通的真鈔毫無區別，甚至於連日本的制幣專家也難以鑑別。國民政府由此輕而易舉地利用假鈔購買大量緊俏物品，給日本淪陷區金融市場以沉重打擊，加劇了日偽統治區的通貨膨脹。至此，日本的以破壞中國抗戰經濟為目的地“偽鈔謀略”計劃，以慘敗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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