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上《人民文学》这辆车(上)

坐上《人民文学》这辆车(上)

上世纪70年代末,全国的文学刊物不多。能在《人民文学》这本中国文学界的顶级刊物上发表作品,是每个写作者的愿望。

我是1975年在河南省信阳地区文化局创作组开始小说写作的,每完成一篇小说,必定庄严神圣地抄写一份,投寄给《人民文学》。“来稿一律不退,三个月不用,自行处理”是后来邮费涨价涨出来的规定?当时的编辑们对来稿是必定回复的,质量完全不沾边儿的稿件,退回的稿件里会夹着统一格式统一语句的打印单,“……谢谢你的支持,欢迎继续来稿。”

若是手写的退稿信,优点一、二、三,缺点一、二、三,那是编辑看得上你了,愿意搭理你。

如果信封挺薄,恭喜恭喜,那往往是稿件采用信,还有政审表格。要你的所属单位填写“同意发表”,然后给编辑部寄回去。

我那时候养成了习惯,每天一大早就赶到单位,去了就找收发员。看到鼓鼓囊囊的信封,就会藏起来,好像窃贼偷了东西,生怕被人看见。截止到1980年,虽然我的小说和诗已经登上过《解放军文艺》、《诗刊》,但仍旧与《人民文学》无缘。

屡投屡退,屡退屡投,锲而不舍——

又收到一个《人民文学》寄来的鼓鼓囊囊的信封。那时候,我已经调入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青年》编辑部了。

趁着四下无人,我悄悄打开厚信封。果然,一迭退稿露了出来。我沮丧地扫了一眼,忽然发现稿子中间夹着一封手写的信:

很抱歉,稿子寄来这么久才给你回信。……在此之前,你的许多稿子我都看过,有些差不多已经接近了我们刊物的发表水平。这次处理案头稿堆,已经把这件退稿装进了信封,后来又在最下面发现了你写的《生活的旋律》。这一组两题小说有特色,刊物已决定采用……

王朝垠——,我牢牢地记住了责编的名字。

1980年第九期《人民文学》小说专号发表了我的一组两题小说《生活的旋律》(摘葡萄的小伙子)(爱养花的姑娘)。小说发表之后,居然引起了中国美术界的兴趣,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报》将小说改编为连环画,并且将其中的两幅作为当期的《连环画报》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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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这一期小说专号来得非常及时,河南省文学界正在举办全省重点作者改稿会,并且紧锣密鼓地筹办大型文学期刊《莽原》。我的小说作品有了《人民文学》颁发的产品质量证书,我也就顺理成章地作为质量合格人员,参与筹办《莽原》,做起了小说编辑。

经历了十年的wg动乱,新时期文学大多带着伤痕和血泪,深刻而凝重,而我的这一组小说《生活的旋律》却有着鲜明的唯美主义色彩。或许正因为如此,它才在《人民文学》有了一席之地。那时候,我喜欢王尔德,喜欢他的《快乐王子》,当然也喜欢他的唯美主义风格。

《摘葡萄的小伙子》和《爱养花的姑娘》超脱于庸常生活的泥淖之上,微讽而抒情,兼有着诗、童话和散文的风格。1984年10月《人民文学》编选出版了一本《人民文学创刊35周年短篇小说选》,从1949年以来该刊发表过的小说中,“选取其中八十七位作者的九十一篇作品,汇集成册”。我的短篇小说《摘葡萄的小伙子》有幸入选。

《人民文学》在首都北京饭店金色大厅举行了该刊创办35周年庆祝会,我当时正在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学习,接到了与会请柬。该刊的厚爱,至今不敢稍忘。

继1980年第九期《人民文学》发表我的《生活的旋律》三个多月之后,1981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很快又推出了我的另一个短篇小说《无用的“金钥匙”》。小说采用了西方现代意识流小说的结构方式,打破了传统小说按情节发展的时间顺序展开直线叙述的方法,它按照人物的心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情节,推动叙事的发展。

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最早提出“意识流”的概念,他认为人的心理意识就像大自然中的河流一样蜿蜒流淌。小说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沃尔夫的《到灯塔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都是这类“意识流”小说中的杰作。他们用小说人物飘忽变换的思绪,来剪接和编辑故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小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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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的“金钥匙”》这篇小说有两条叙事线,一条是“现在进行时”,青年作曲家吴幽璐在省歌舞团排练厅的舞台上指挥他创作的歌剧《金钥匙》; 另一条是“过去完成时”,坐在台下的老团长老作曲家曾拓在看到上级组织部门的领导走进排练厅时产生的一连串心理活动。与此同时,青年作曲家吴幽璐以第一人称心理独白的的方式,回忆了“我”从下乡知青一步步走上音乐创作之路,最终成为省歌舞团作曲家的过程。

我在短篇小说《无用的“金钥匙”》中,采用了这种有别于传统小说的叙事手法,通过小说人物的“意识流”,不断地将往事“闪回”,把人生中的那些重要片段串缀起来,构成了一个既指蔓丛生,又浑然一体的叙事结构。这种剪辑方式,犹如电影中的“蒙太奇”。

由于采用了“意识流”的表现手法,短短的几千字就展示了小说主角曲折的人生经历。

下乡知青,在大别山采集民间小调,开始音乐创作。参加大队宣传队,与公社“煤矿文工团”联欢,被调入“煤矿文工团”,由农民变为“吃自筹粮工”。县文艺调演崭露头角,占用县麻绳厂招工名额调入县文化馆,变身“大集体工”。创作的歌曲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文化部《歌曲》编辑部采用,地区文化局占用了剧场病亡老清洁工的“子女顶替名额”,将其调入地区文化局,他变身为国家职工——勤杂工。歌剧《金钥匙》参加全省汇演引起轰动,省歌舞团将他连人带作品一起拿了过来。

然而,省直单位这次清退“以工代干”人员,他就要被“清退”了——

在现实生活中,我也曾经是一个“以工代干”者。凭借着文学创作的能力,进入河南省信阳地区文化局创作组,进入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青年》杂志编辑部,进入河南省文联大型文学期刊《莽原》编辑部,我的调动手续都是通过劳动部门而不是组织部、人事局办理的。我占用的是勤杂工的编制,电工水工清洁工……

1983年全国新闻系统成立了“全国新闻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为中国新闻系统编辑、记者评定业务职称。文学刊物的编辑得以搭便车,参照有关条例,评定相应的业务职称。

按照“全国新闻系统测试复习提纲”的要求命题,并报经全国新闻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审查批准,河南省决定进行全省统一的水平测试。考试内容繁多,分为三大科目。一,“政治科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时事政治。

二,“语文课目”: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

三,“专业理论及应用科目”:新闻理论、逻辑学、编辑学、采访学、评论学、中国新闻史、文艺理论。

河南省的业务职称评定委员会决定在省委党校举办为期三个月的编辑记者复习辅导班,参加人员的名单里没有我。询问机关人事部门,得到的答复是:工人没有参加党校培训的资格。

业务职称和工资待遇是挂钩的,我还没有迂腐到不端好自己的饭碗。我直接去找了省委宣传部的分管副部长。还好,我那时候已经混出了一点儿名声,副部长同志当即打了一个电话,我才得以走进了省委党校。我在那儿碰到了一位曾经采访过我的新闻界的“名记者”,他见到我之后,挺吃惊也挺欣慰地说,哈哈,杨东明也来参加培训了——

他觉得有我与他为伍,他可以屈尊参加培训学习了。而我,觉得能混进来参加培训和考试,已属侥幸。

我当年在信阳地区文化局创作组时,因为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已看不上大学本科。恢复高考的第二年,直接报考了名校的研究生。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杨周翰主编的《欧洲文学史》……这些大学本科的教材全都啃了一遍。研究生是要考外语的,60分及格,我得了59分。前面的题几乎都丢了,后面一道40分的大题是翻译,我连猜带蒙,居然顺出了那篇完整的寓言故事。

名校的研究生没有拿到手,我牛哄哄地宣称:既然我研究不了别人,那就让别人研究我吧。

党校的“全国新闻系统统一测试”培训班学习的几乎还是那些功课,三个月后举行考试。成绩通知书发下来,我的“政治科目”考了89点5分,“语文科目”考了95分,“专业理论及应用”考了90分。有关部门的人员透露消息,我的成绩在佼佼者之列。

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我最终却没有拿到编辑系列的职称。我后来转为河南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评上了作家系列的高级职称。

WG十年动乱, 大学停止招生,一届又一届青年失去了求学机会。命运多舛,自强不息,所以才有了WG后曾经颇为流行的一个热词:“自学成才”。

我用《无用的“金钥匙”》来向社会呼唤:“不拘一格降人才”。

1982年第六期《人民文学》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三眼井》。它的写作起因源自天降横祸,我突如其来地遭到了全国30多家报刊的批判。其来龙去脉,我在《弄文罹文网》中有详细记载,此处不多赘述。

精神受挫,又原因不明地连续咯血,我心灰意冷地躺在床榻上,脑袋里不知不觉地洇出一片海市蜃楼般的幻景:潮湿狭窄的石板小巷,巷口的老梧桐树下有一口三眼井。井台上“盖着一块大青石板,石板上有三个凿得圆圆的井眼,听说当初可以同时供三副挑子打水的。”……如今售卖自来水的井房,“是傍着我们家山墙盖的,只有三面墙壁。”……卖水的三眼婆,“两条弯弯的细眉下,一左一右的两只眼睛,除了特别大,特别分明外,在高高的鼻梁上端,在眉心的交合处,却与众不同地长出一个圆圆的黑黑的痣来,仿佛就是又一只眼睛。”……做花圈生意的“花圈王”,用旧汽油桶改做炉子卖红烤薯的“红薯仝”,街道“领导干部”巴姨妈……

我曾经路过信阳市旧城区的一个石板小巷,惊讶地发现小巷的居民挑着木桶在一个共用自来水管前排队买水。然而“三眼井”却是古城开封的一处街名,我并不曾去过。至于老井上面盖着三个孔洞的石板,可供三副挑子同时打水之类,纯属无中生有。

我在《三眼井》中一改文风,不事雕琢,用的是平淡的口语和舒缓的节奏,讲述了一个貌似现实主义的市井小说。之所以说“貌似”,实则是因为它更类寓言体小说。我在一个充满了流言蜚语和勾心斗角的小巷中,呼唤善良和宽容。

上世纪九十年代结束之后,我转向了长篇小说写作,中止了短篇和中篇小说写作。河南的传统老作家们南丁、张有德、段荃法都认为《三眼井》是我写得最好的短篇小说,于是在大家的“公认”中,《三眼井》俨然成了我的短篇小说代表作。

坐上《人民文学》这辆车(上)

(作者杨东明,国家一级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作家协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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