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更多的暴力恐怖事件、產出更多的專利，都會使得政府向谷歌提交更多的刪除信息請求。
杜娟/政見觀察員
互聯網給各國政府監管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儘管如此，各國政府正以驚人的靈活性適應快速擴張的數字網絡。西方國家和互聯網公司也會發生密切的互動，一方面可能要求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和在線內容提供商向政府公佈用戶數據，另一方面可能要求他們從網絡中刪除特定內容。
來自德州理工大學和北達科他州立大學的兩位學者在最近發表的論文中，通過分析谷歌公司所公開的2010至2013年間的數據，以58個國家為樣本，研究西方國家要求刪帖的原因。
西方政府為何要求刪帖？
作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谷歌會收到大量來自各國政府的關於移除信息的請求。自2009年下半年起，谷歌公司開始以半年為間隔，發佈全球政府向其提交的移除網絡信息和用戶數據請求的數量。
研究者對這些數據分析後發現，版權或商標侵權之外的大部分請求集中於抑制言論的範疇，如誹謗、隱私和安全等。雖然這三類審查通常會被視為合法的治理方式，但政府可以此為理由進行過多的言論控制。
研究者指出，雖然言論控制、維護隱私、版權和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國家安全等原因都可能促使政府向谷歌發出移除數字內容的申請，但政治考量才是背後實質。研究者發現，政府要求刪帖，主要受三方面的因素的影響：應對內部政治不穩定帶來的挑戰，保護知識產權的需要，以及代表少數群體利益的選舉制度。
內部挑戰
從內部政治不穩定來看，遭受更多暴力恐怖事件的國家會提出更多的移除請求。
具體而言，一個恐怖事件很少的國家每半年內提出的移除信息請求通常都低於5次，而受到恐怖主義影響最嚴重的國家約有97％、76％、51％和32％的可能提交至少5、10、15和 20次移除請求。研究者預測，暴力恐怖事件增加將導致移除請求相應的上升。
研究者指出，當政府希望壓制異議者時，很可能會以國家安全或誹謗等為由頭。暴亂、抗議、恐怖主義以及其他反政權活動甚至為政府提供了合法控制言論的依據。
知識產權
從知識產權的角度看，高專利產出的國家政府會提交更多的網絡移除請求。
在2012年上半年，人均專利數量最高的韓國提出了33次移除請求，而人均專利數量最低的波黑只提出了1次。研究者預測，如果韓國以波黑的速度生產專利，它只會發出4次左右的請求；而波黑的知識產業如果與韓國一樣發達，它就會發出25次請求。
研究者指出：知識產權產出相對較高的國家擁有較高的保衛知識產權的激勵。事實上，國家的知識產權規則會隨著一國內部政治和經濟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如今的“知識產權沙皇”美國，是全球知識產權的捍衛者。然而，歷史上的美國曾是創意作品的淨進口者，也是一個頑固的知識海盜國家。直到19世紀末，美國才承認國外版權。由此可見，政府對知識產權保護的興趣與國內創意產業同步發展。
選舉制度
從選舉制度來看，單一選區內席位較少的西方國家會發動更多的移除請求。
比如，選區內席位較多的以色列各時期內發出的請求均小於等於5次，若將其改為單一席位選區制度，在樣本時期內的請求數將增至16到45次之間。對這一現象，研究者提出了兩種可能的解釋。
首先，在席位較少的選區中，現任執政者的名聲通常大於競爭對手，因而存在維護個人名譽的迫切需要，直接促使其通過網絡審查減少反對者批評的聲音。而在席位較多的選區中，現任者的名聲相對較小，從個人利益出發要求移除信息的政治需求會下降。
第二種機制更為間接，即選舉制度決定了政治家如何將狹隘的利益偏好轉化為網絡監管的政策。席位較少的選區中，政治家更容易受到利益集團的遊說，於是更傾向於通過提交移除信息請求來保護公司的知識產權。
土耳其的案例
由於各國的選區規模、專利生產在有限的觀察期內相對穩定，前述定量分析僅僅為研究者的解釋提供了一個橫向檢驗。所幸在觀察期內，有些國家的內部衝突水平有所變化。因而，研究者以土耳其為案例，進一步從縱向上驗證了內部動盪與互聯網審查之間的因果關係。
土耳其是一個平均選區規模很小，知識產權部門發展充分的國家。但是，自1984年以來，由於武裝叛亂組織庫爾德工人黨（PKK）的活動，土耳其長期經歷政治動亂。 2009年4月叛亂組織宣佈停火，並持續到2010年5月，在此期間國內局勢較為穩定。然而，2010年下半年起，庫爾德工人黨的襲擊事件有所增加，到2011年6月全國大選前後，襲擊和綁架事件數量飆升。大選後正義與發展黨（AKP）鞏固了對政府的控制，權力強大的土耳其政府馬上加大審查力度，使用各種手段來監管網絡信息。直到2013年叛亂組織宣佈停火，國內衝突才有所減輕。
研究者利用2009到2013年間谷歌提供的數據定量追蹤上述過程，並使用樣本中其他國家的數據合成了一個與2011年大選前的土耳其各方面都儘可能相似的“虛擬土耳其”。
分析發現：大選後，土耳其政府提交的移除申請的數量顯著增加，並在2013年達到高峰後迅速下降，而“虛擬土耳其”則並未呈現出類似的變化。
作者還為其他各個國家都合成了一個類似的虛擬國家，均未發現和土耳其相同程度的變化。可見，土耳其提交更多的信息刪除請求，主要是出於打擊國內敵對黨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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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Meserve, Stephen A., and Daniel Pemstein. "Google Politics: The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Internet Censorship in Democracies."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2017):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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