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Hailey Kean/Unsplash
在之前兩篇譯文中，田野中與性有關的威脅都是來自研究對象。而在本文中，強姦者卻是田野工作者僱傭來協助研究的助理。在看似權力結構明晰的僱傭關係中，研究助理又是如何成為了性關係中的壓迫方呢？二十年後，遭受身心侵害的作者終於能夠詳細地寫下她的回憶和反思。在此，我們對其所述的經歷做了精簡的摘錄，並譯出最後的討論部分。她的故事是獨特的，卻也在很多方面具有普遍性，是給學界以及每一個田野工作者提出的誠摯警示。
Eva Moreno/作者
egg-white, 胡夢茵, 周雨霏/譯者
孔鵬音, 唐凌/校對
原文標題：Rape in the field: Reflections from a survivor
節選自：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注：作者和強姦者的名字都是假名。原文中用第一人稱，梗概用第三人稱複述。
事件梗概
1972年2月，本文作者Eva來到埃塞俄比亞，為其博士論文做田野調查。她計劃在南部小鎮Ketema（簡稱K鎮）停留數月，通過問卷調查和生命史訪談來開展城市研究。此前在1960年代，她曾作為旅行者、發展項目的志願者以及寫作論文的本科生多次前往埃塞俄比亞。藉由校友介紹，她聘用了一位男性研究助理，在本文中稱為Yonas。Yonas與她同齡、身高相仿，外型並不顯眼，舉止沉穩，熱衷左翼政治，曾為政府機構擔任過田野調查助手。在首都進行了一個月的檔案研究之後，二人一同動身前往K鎮。
雖然與階級、族群與性別掛鉤的不平等關係在埃塞俄比亞非常普遍，然而從田野調查一開始Eva就試圖與Yonas建立平等的關係。初抵K鎮，她選擇留宿一家靠譜的酒店，並給Yonas也訂了一間房。隨後她在遠離市中心的地段租了一間獨棟房子，並邀請Yonas住在她隔壁的房間裡。這是因為一方面，她沒法為Yonas單獨在城中心另找一個住處；另一方面，她擔心有些夜晚時分她會感到寂寞，若Yonas在近處的話可以跟他聊聊天。她也曾顧慮，住在一棟房子裡會不會讓鎮上的人以為他們不只是研究僱傭關係。當她詢問Yonas時，Yonas答道：不管他們有沒有住在同一個房子裡，鎮上的人都會假設他們已經發生了性關係；因此她應該採取最實用的方案。與此同時，這棟房子配備的管家也令她感到寬心：他為人正直，和妻子就住在房子旁邊的小屋裡；而且他顯然不認為作者和Yonas是情侶或夫妻，而是Yonas視為一個保鏢加工作人員的角色。因此她放心地選擇了和Yonas住在同一棟房子的安排。
於是，Eva和Yonas住進了這棟房子，開展田野調查。然而，從調查一開始，Eva就感到跟Yonas共事不太舒服。他陰沉、情緒化、極度諂媚，而且習慣性炫耀，常自誇他如何讓侮辱他的人吃不了兜著走。現在回想起來，Eva意識到這一切都是預兆。但在當時，她卻儘量往好處想，因為她曾與一些表面上看起來與Yonas類似的男性共事過，結果都還不錯；而且事到如今，她已經找不到更合適的人來取代Yonas了。
事實上，有很多跡象表明Yonas對二人關係的想象與她明顯不同。例如在酒店時，一天晚上Yonas只穿著內褲來到Eva的房間，要求與她發生性關係。這樣的要求後來還發生過多次。每一次Eva都嚴正地拒絕了。她回想起當時的自己為什麼沒有立即引起重視，是因為一方面她早已習慣了男性總是對她這樣一個年輕女性提出越界的要求，另一方面她在瑞典的成長過程則是非常安全的，因此也是天真無畏的。再來，她猜測自己早年光臨埃塞俄比亞時之所以未被騷擾，大概是因為她那時還像個小姑娘，身邊的朋友于是都對她呵護有加。可這一回她是作為一個成熟女性獨自前往，在外人看來她既沒有丈夫也沒有男性監護人。
嘮叨了數週以後，Yonas終於消停了。Eva以為他終於放棄了性徵服的念頭，然而事實上他只是變換了策略。他轉而邀功自己對她的研究是多麼不可或缺，所以不能解僱他。他成功地說服了她。與此同時，K鎮的居民對她表現出的冷漠使她感到孤獨和自我懷疑，Yonas的自誇和對她佔有性的“保護”讓她更加脫離外界並依賴Yonas。很久以後Eva才意識到，正是Yonas故意警告鎮上居民離他們遠點，以便他更好地操縱Eva。
這一切（加上Yonas有時夜裡帶槍外出）都讓Eva感到自身權威喪失。為了挽回信任，她決定對Yonas展現更多信任，比如睡覺不關房門。直到有一天夜裡她醒來，發現Yonas站在她的房間裡，抱怨她在性關係上歧視埃塞俄比亞男性。Yonas認定她是一個放蕩的人，卻唯獨不對他放蕩，所以必定是歧視。Eva不記得自己是如何將Yonas趕出房間的了。從那之後她又開始鎖門睡覺。
有一天Yonas突然宣佈辭職，然後離開了K鎮。這讓Eva陷入孤立無援的絕望，因為此前她的調查一直非常依賴Yonas。頹喪了幾天後她決定振作起來自己繼續研究，並發現其實進展很快。正當她開始找回狀態時，Yonas突然又回來了，彷彿什麼都沒發生過。他說他從未想過要辭職，只是為Eva不願跟她上床而失望而已，而今他願意重新投入工作。由於有Yonas的協助顯然更方便，她同意了。
然而結果是，Yonas又開始對Eva提沒完沒了的性要求，而且變本加厲。他在家裡也帶槍，彷彿是在威脅她。二人的關係開始變得很像一個虐待狂和他的妻子。從外部看，其實Eva完全可以隨時退出這個關係，正如她在首都的朋友警告她的那樣。然而身處其中，她並沒有意識到究竟在發生什麼，只知道Yonas被一個神經質的頑固念頭糾纏。她只期望研究能儘早結束。
她開始經常跑回首都暫居，以暫時逃離壓抑的氛圍。她還經常開車到20公里外的Woha鎮過週末（幾個月前她還覺得這樣的行為非常不專業），因為在那裡駐紮的海外援助組織有她認識的朋友。由於距離很近，她終於決定完全搬到W鎮去，退掉K鎮這個房子，讓Yonas自己解決住宿。她告訴Yonas第二天就搬走，Yonas顯得很平靜。然而半夜一點時，Eva醒來聽到Yonas在敲她的房門。
Yonas以借用殺蟲劑為由闖入Eva的房間。他滿身大汗，眼中寫滿憤怒和決絕。她大聲尖叫，他掏出了槍，她停止了尖叫。他開始不停地說話，（扭曲地）追溯起二人從初識到如今的關係，並說今晚就是他最後一次得到她的機會，為此他將不擇手段。突然有人瘋狂敲門，大喊著讓Yonas開門。Yonas一面敷衍應答一面將Eva逼向床去、準備強姦她，同時怒吼著對她的不滿。然而或許是他需要兼顧太多事情而過於緊張，強姦剛開始就結束了。他頓時恢復了正常，顯得害怕，呆坐了一會兒，起身打開門讓外面的人確認她還活著。管家衝進來解救了Eva，趕走Yonas，封鎖整棟房子，把Eva送到W鎮的朋友家。
之後，Eva花了很長時間來做身心恢復、處理強姦導致的後續事宜，並最終堅持做完了剩下的田野調查。她再也沒有見到Yonas。出乎意料的是，在田野的最後階段中，K鎮反而成了她在埃塞俄比亞感到最安全的地方，因為她知道Yonas不會再有膽量回到這裡。反而是回到瑞典後，她經歷了痛苦的延遲反應。數月的困擾和多年的噩夢糾纏著她。她感到自己“理應”愧疚，彷彿正是她自己給Yonas安排了強姦者的角色。直到二十年多後坐下來寫作這篇文章時，她才終於意識到：Yonas在剛剛聽說有個外國女人要招助理時，就已經開始操縱他們之間的關係了。其實她在強姦當晚聽到Yonas憤怒的指控時，就應該已經明白了。可是她卻花了那麼長的時間才完全說服自己並不應該為自己的受害而承擔責任和感到愧疚。
反思
儘管第二波女性主義人類學的浪潮已經過去二十多年，而“社會性別”也因此已被納入很多人類學理解與分析的範疇，然而人類學還並沒有完全接受人類學家自身也是被社會性別所型塑的這一事實。社會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在學者數量結構上的分佈和其他人文與社會學科類似：雖然年輕女性在學生中佔一大部分，但隨著越來越接近學術等級制度的頂峰，女性所佔的比例逐漸降低（Sanjek 1982）。這種基於性別的金字塔結構“確保”了女性在數量上的主導並不會轉化為在學術建樹上的影響。
那些“在家的”——大學和人類學系裡的人類學家，以及學術研究機構之外的人類學家，都是我們所處時代和所處社會特定性別秩序的一部分。然而，學術生活的一箇中心方面是對工作中的性別區分的拒絕。也就是說，我們被期望著平等地學習、管理、寫作和教學，彷彿性別區分並不存在。這一假想是學術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可以被維持的原因是我們只有一部分的生活時光是在大學裡渡過。一天的學術工作結束後，我們才離開理論上“無性別區分”的學術界，出去承擔各種基於性別的社會角色。一些人回到家裡，可以蹺著腳讀晚間報紙，然後在晚飯端上來吃完之後潛心於最近的人類學期刊；另一些人則需回家購物，做飯，洗碗，洗衣，以及完成其他一切需要讓生活繼續下去的事情。
對於女性人類學家而言，我們在大學裡過的這種虛構的“無性別區分”的生活導致了一個後果：如果我們在學術語境下提出特定的事關女性的議題，我們就面臨損害自身人類學家身份的危險。當然，這是因為一個典型的人類學家通常是男性。因此，女性人類學家的一項隱秘議程是在建立職業身份時避免招徠關於自身女性身份的關注。畢竟，和當一位“真正的”人類學家相比，誰想成為一名“女性”人類學家？至於性暴力，它有可能是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它並不被視為我們職業生活的一部分——人類學家的那部分。“人類學家”並不會被性騷擾甚至強姦。“女性”會。
在田野調查中，錯誤的“職業的”和“私人的”時空劃分徹底地崩潰了，而這一劃分正是支撐所謂“性別中立”的人類學家這一設定的基礎。在田野中，人類學家不可能始終維持一個“無性別的”自我假象，也不可能成為一個沒有被打上任何標籤的“人類學家”。在田野中，一個人一定會被打上標籤。他/她會被別人和自己打上性別標籤——一位女性人類學家或者一位男性人類學家。作為有性別標籤的人類學家，我們不僅對別人有吸引力，我們也能感受到吸引——當然我們也有可能成為性暴力的目標。正如在我的例子裡，這種暴力在指向“職業部分”的自我的同時，也指向“私人領域”的自我（這兩個領域到底又有何不同呢？）
在田野中性關係的多層面意義對男女人類學家來說是不一樣的。異性戀的男性在這個問題上的異常的沉默本身就有不祥的意義。女性人類學家的田野記述當中經常提到田野中性的方面。這可能是因為在許多田野之中，性問題是強加在女人類學家身上的，並形塑了我們所能做的工作。性暴力的可能性，無論是明確的還是暗示的，都是在許多社會環境中限制女性行動和活動的一種手段。因此，這是大多數女性人類學家必須處理的問題，而男性人類學家則不需要。是否在田野中發生性關係是許多女性人類學家不得不處理的問題。這個問題，類似於Yonas這樣的男性請求、叨擾乃至提出（性）要求的這種情況，不是偶然發生的，也不是偶爾一次，而是或多或少地持續不斷地出現的。然而這個問題對於男性人類學家而言則是完全不同的情況。其他的性活動也是不同的。例如，男性可能會接觸交易性性行為，但女性不會。
強姦是一種惡毒的、殘忍的關係。強姦塑造了男性女性之間相互不理解的鴻溝。強姦的慾望對於女性來說是無法理解的，而強姦對倖存的受害者造成的後果可能同樣讓男性覺得難以理解和共情。現實如此，也許就不奇怪，除開其他所有的考慮，強姦在我們學科內部仍然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在埃塞俄比亞遭受到這次襲擊後，我回到了瑞典，回到了學校，告訴系裡的同事們發生了什麼。我的女同事都表示震驚、關心和支持。另一方面，我的兩個學術導師(都是男性)聽我講述了這次襲擊的故事，但並沒有表現出多少同情，也再沒有提起強姦這個話題。後來我聽說，我其中一位導師告訴一個女研究生，說我一定在田野裡表現得像個傻瓜。另一位資深男性人類學家在聽到我被強姦的事情後嘆了口氣：“女人在田野裡就是會遇到這種事情”。
在20世紀70年代我出發前往埃塞俄比亞進行田野調查的時候，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性別對於我的田野工作來說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我所聽到的只是我的男性導師告訴我，女性田野工作者比男性田野工作者更有優勢，因為女性人類學家經常既能夠接觸到女性的社會圈子，也能夠接觸到男性的社會圈子。實際上，每個田野對女性田野工作者開放的面向各有不同，正像人類學家自身的背景不盡相同，而人類學家與她或他所在田野的契合程度也各不相同。
不變的事實是，女性必須永遠應對無所不在的性暴力的幽靈，以一種我們的男性同事永遠不必面對的方式。這並不意味著性暴力從定義上來說是一種“女性的問題”。相反，強姦毫無疑問是一種嚴重的男性問題。本章想說的是，不管針對人類學家的性暴力有任何其他的含義，從定義上來說，它都是一個人類學的問題。它關係到我們所有人，女性和男性，值得在主流人類學的討論議程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本文轉自“與猛虎談情”（微信號：tiger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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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Sanjek, Roger (1982) ‘The AAA Resolution on theEmployment of Women: Genesis, Implementation, Disavowal and Resurrection’.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7, No. 4, pp. 84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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