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知道中國歷史與佛教歷史，氣勢宏偉的雲岡石窟也只是過眼雲煙，只會與其他旅遊地一樣，記憶存在照片中。
絲綢之路是摸得著的，石窟即是可以觸摸到絲綢之路偉大之物。中國把絲綢傳到西方，同時從西方把佛教迎了進來。由西向東，直至中華文化的腹地。這就解釋了，敦煌莫高窟最先開鑿，後是天水麥積山石窟，再是大同雲岡石窟，最後，是洛陽龍門石窟。佛教與中華文化整合，而後，從中華腹地，向外擴散，重慶的大足石刻，贛州通天岩石窟等等。
石窟延著佛教的傳播一路走來。
漢時佛教委身於道家，只在上層人士中傳播。這是中華文化對外來文化的自然牴觸，很正常的現象。
西晉滅亡，東晉南遷，把中國北方之地讓給了匈奴，氐，鮮卑，羌，羯等少數民族。即史稱：“五胡亂華”。
有人說“五胡亂華”是漢民族的一場災難，我認為是中華民族的一次大融合。一個民族過於自封，不敞開胸懷容納於百川，如何帶來新鮮的血液呢？
“五胡亂華”一個重要的結果，佛教在中國大地上開始盛行。
所謂的“五胡”為什麼大興土木，興舉國之力建立寺廟與石窟呢？
我認為“五胡”怕被中華文化所吞噬，而自身沒有過多過強的信仰傳給百姓，便取佛教思想來加強統治。
在這種背景下，北方，甘肅，陝西，山西等地開始開信佛，崇佛之風。風氣一起，和尚，重臣，國王修建石窟，便不愁籌集不到人力與財力。
高僧曇曜憑藉著名氣及與北魏皇子拓跋晃與其子文成帝親密的關係，才得已在都城大同開創雲岡石窟。
雲岡石窟中的“曇曜五窟”即是他開鑿，也是雲岡石窟中的精品。
雲岡石窟分為早中晚三個時間段。早即是曇曜所建，技術水平經濟條件限制，又借鑑敦煌莫高窟體制，偏向於印度風格；中期是成熟期，有技術有經濟又融入了漢族雕塑法；晚期，因北魏遷都洛陽，經濟支持力度下降，由貴族，中層官吏來修建，規模上明顯變小，卻更隨意些，更漢族化，形成了北魏“秀骨清相”的風格。人物慈眉善目，和藹可親。
仔細看，很容易區別開早，中，晚期的佛像。
憑藉著大同地處中原外圍，與少數民族交界，不可能建築出如此規模宏大的佛窟。（敦煌偏離中原，可它卻在絲綢之路上，因絲綢之路而繁華。）
成雲岡石窟者，乃大同都城也。
沒有大同都城這段時期，段不會有云岡石窟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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