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4日，日本駐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神秘地出現在天津。他深夜踏進溥儀所住的靜園公館，土肥原操著一口流利的北京話，溥儀因當年土肥原將他接到天津而對他很有好感。
溥儀這樣描述土肥原，他那年四十八歲，眼睛附近的肌肉出現了松馳的跡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鬍子。臉上始終帶著溫和、恭順的笑意，這種笑意給人的唯一感覺，就是這個人說出話來不會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日後，溥儀的日語翻譯林出賢次郎在自己的《絕密會見錄》中，記錄了土肥原在天津對溥儀說的話。現在正是宣統皇帝恢復祖宗大業之時，當然，陛下如果繼續留在天津，在日本租界內仍然會得到充分保護。但若前往滿洲，便可登上元首之位。萬一失敗，陛下住在關東州內，日本也能給與充分保護。
1932年3月，生活在東北的中國老百姓忽然發現，一夜之間，他們的身份被改變了。這一年，長春改名叫“新京”，成了偽滿洲國的首都，溥儀成了偽滿洲國的“執政”。在所謂的就職大典上，溥儀本打算穿龍袍，但日本關東軍表示，日本承認的是“滿洲帝國皇帝”，不是“大清皇帝”。
因此，溥儀只能穿日本人指定的滿洲國陸海空大元帥服裝，典禮上，數十名穿長袍馬褂的滿清遺老向溥儀叩拜。溥儀則身著大元帥服以半躬答之，這不倫不類的儀式讓雙方都很鬱悶。溥儀回憶，那天我穿了西式大禮服，接受到場的中國人三鞠躬，我行了一鞠躬答禮，經我親手升起的“滿洲國國旗”，像一塊黃色的補丁。
溥儀初政時還頗有心氣，他這樣回憶道。從這一天起，我真的不在睡懶覺，早早起來便到執政辦公室去辦公。我那時最忙的公事共是去見求見我的人，除了各部總長，還有前清遺老，當地紳商，我是有求必見。往往從早上六點到晚上十一點，除了吃飯，我都在辦公。
不久，我就發現這些人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誰也不找我談“國事”。當我向他們問起時，他們就說，次長辦著了，次長就是日本人。
此後，溥儀的熱情大減，於是，他在奏摺上只批註“知道了”、“可以”兩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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