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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守大城必有野戰?必須要了解‘守江必守淮’和“守險不守郫”的道理,才會知道機動作戰,掌握戰場主動權有多重要。
很多人認為,防守長江就是據守長江南岸,這樣是守不住的。北方軍可以選擇任意點南渡,防不勝防。防守長江是將軍隊佈置在淮河與長江中間地帶,把這裡的廣闊空間作為戰場,爭奪戰略主動權,叫守江必守淮。
在江淮地帶,南軍可以選擇進攻、對峙、守城、騷擾。在敵軍主力來攻、失利時退守長江北岸,依託戰略據點(合肥、安慶、襄陽)進行機動作戰。
江淮間水網縱橫、湖泊密佈。南方水軍利用水道作戰:與陸軍夾擊北軍或載船轉移、上岸偷襲或者劫對方糧道。北軍如無強大水軍,則無法南渡長江。
加上北方軍南下必須避開雨季和酷暑,嚴防南方瘟瘴之氣,在江淮作戰實在痛苦不堪。
“守江必守淮”的核心是利用中國特有的地理優勢,以戰略要點為中心靈活作戰,絕不丟失戰場主動權。
利用江淮特有地形、氣候和長江的屏障優勢,靈活機動的主動防禦。守江的底線在於堅守襄陽、安慶、合肥等城(相當於攻城戰的城門),是南方據點和出發陣地,失去了就失去戰略主動,變成死守長江南。
南宋初年,金兀朮10萬鐵騎南下,分四路攻宋,在未掌握江淮和長江局面下南渡。雖攻破臨安,卻被宋軍在江淮一帶連連攻擊,損兵折將。此後金兀朮一生不敢南渡,攻勢到淮海一帶即停。
元軍克襄陽則亡宋、太平軍失安慶則國滅。48年國軍不能果斷南撤江淮,損失全部野戰主力,再想劃江而治成功可能性為零,都證實了守江必守淮的道理。
守城必須是“守險不守陴”,道理如同守江必守淮,就是以城門為中心,與攻方進行大規模野戰。
同樣道理,影視裡的守城也是在城牆一字排開,站在上面放箭、砸石塊。如果到這個地步,城池基本是守不住的。攻方可以任意地點、任何時間發動攻擊。守軍防不勝防。
同樣在大城市爭奪戰中,如北京、長安、襄陽這種戰略要地,守軍必須擁有野戰軍,在動員平民參戰後兵力會在10萬以上。
同理,守方部隊不能全部署在城牆上(相當長江南),這叫被動死守、守死。主力(援軍)需駐紮在城外,或分兵到離城較遠的山丘、水源紮營(相當於江淮),與城市互為犄角。免得被圍死,斷絕外界聯繫。
城下守軍主力以城門(戰略要點)為核心,利用壕溝、木柵、拒馬等阻擋敵軍騎兵,任務是防止敵軍攻城設備靠近城門和城牆;城牆守軍以弓箭、火炮等火力配合支援。
明以前城牆多為泥牆,根本無法阻擋大軍。
攻方要靠近城牆,先要戒備守方突襲側翼、營寨,還要突破城下守軍層層阻擊,躲避城牆的炮火和箭矢,需要付出很大的傷亡。
同時不能隨心所欲的選擇攻擊方向,因為城外守軍在城牆火力掩護下可以快速機動,彌補薄弱防禦陣地,守方主力失利或疲憊時可退回城內休整。
更要命的是城牆外守軍是能在攻方不利的情況下進行反擊、逆襲和劫營。一旦攻方受挫撤退,其攻城設備、器械會被完全毀滅。這種戰法叫“守險不守郫“與“守江必守淮“是同個道理。
電影《特洛伊》就體現了城門決戰的戰法。英法百年戰爭中,守城的英軍在城門外佈置重甲步兵,加上城牆上英國長弓兵的超遠射程,多次大敗法軍。袁崇煥率關寧軍在北京城下大戰皇太極也是如此戰法。
所以古代守大城必有野戰,證實了積極防禦是最有效,守方仍擁有一定的戰場主動權,在這種情況下攻方往往不能迅速達到戰役目的,只能選擇撤軍或長期對峙消耗。
假如攻方隔絕孤城外界聯繫、攻城錘開始撞擊城門、搭起雲梯爬牆頭的時候,那是到了絕境(守方無野戰力量),城破只是時間問題罷了。
菸酒閣大學士
放在古代戰爭,特別是冷兵器戰爭年代,“守大城必野戰”是個重要的軍事常識:比起可以據城死守的小城市來,防守大型城市的難度,其實要大得多。只靠據城死守?基本不可能守住。
在城市攻防戰裡,“攻城難”是個共識,但放在大城市防禦上,“守城難”才更嚴峻。
古代的大城市,特別是中國古代,類似漢唐長安,宋代汴京臨安,明代南京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城池的規模都極其龐大。比如“靖康之恥”前的北宋都城汴京,其外城的周長就超過八十里,四面有“通津門”“水東門”“西水門”“通天門”“景陽門”“順天門”等各個要地。哪怕城裡兵力雄厚,分佈在這漫長的戰線上,每個要地都要重兵拒守,兵力捉襟見肘,就是常見現象。
而且一旦戰鬥打響,哪怕城池裡有足夠的機動兵力,隨著戰局的持續,城池各個要地遭到攻擊,調兵增援的速度,也很容易就跟不上。稍微晚一步,就是城門洞開的慘狀。
放在明朝“土木堡慘案”後的北京保衛戰上,這機動力問題,顯然更抓狂:明代都城北京的外城,有“德勝門”“安定門”“朝陽門”“西直門”“阜成門”“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九門,今天這都是景點標識,當年都是城防要地,處處都要有重兵,哪怕手裡有二十萬大軍,分攤一下,每個城門也不過兩萬來人,面對十萬人規模的瓦剌騎兵衝鋒,只要有一處要地出問題,就是全線的土崩瓦解。
但比這個戰術機動問題更嚴重的,就是城市的管理問題。
首先是後勤保障問題,類似長安汴京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即使不算駐軍,百姓人口也多達近百萬甚至上百萬。一旦遭遇敵軍重圍,每天的糧食消耗,就是天文數字。倘若戰事曠日持久,再多的糧倉,都要被吃得底朝天。只要吃到糧草斷絕,再大的城市,也要不攻自破。
而且比起小城市來,大城市的管理,同樣也是麻煩事。外有強敵圍困的情況下,城市的人心極易浮動。上百萬的人口,成員更是魚龍混雜,各種奸細破壞等麻煩事,幾乎全在蠢蠢欲動。只此一樣,就要花費大量兵力彈壓。而倘若守城者毫無管理經驗,重兵壓力下的城池,也很有可能動亂頻發,窩裡反絕非玩笑話。
以這個意義說,北宋的滅亡,不止是來自皇帝的昏庸。更來自大難臨頭時,北宋汴京城的官民們,那近乎荒唐的混亂應對。
瞭解了這個嚴重性,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幾百年後的北京保衛戰打響前,以于謙為首的明朝文武團隊,首先以強力的手段處置城中奸細,嚴打各種謠言。然後硬是在瓦剌遊騎的侵擾壓力下,堅持命各路軍隊,把北京城外的糧食搶運入京。堅決的手段,就因“守大城”的殘酷難度。
如此大智大勇,之前汴京城裡抹眼淚的宋欽宗以及滿朝文武們,哪怕稍微多一點。北宋王朝,都還有救。
我們愛歷史
據說唐長安城外郭全長約70餘里,如果題主帶領一萬人來防守,全部人員兩班倒守城。每次5000人上城牆,另5000人休息的話,那麼就意味著城牆上的每個人必須看守7米長的防禦距離。
而事實上要想長期守城,二班倒是不行的,最好必須三班以上,而且也不能光把人放在城牆上,城門必須留人,還必須有大量後備人員在城內運輸糧食和物質,搶救傷員搬運屍體。像這麼大的城市,還必須留出多支預備隊隨時支援,甚至還需要在城中四處巡邏防止城內有人鬧事等等。
所以很明顯,一萬人守大城明顯不夠,與其到處都人手不夠,不如把軍隊拉出去在野戰時打一仗,哪怕輸了也可以逃走,不至於全軍都留在城裡等死。
另外一個原因是:像長安這樣人口眾多的大城,由於有大量居民存在,非常依賴附近農村為其提供糧食,燃料,清潔用水,城內的垃圾也需要每天送出來。這種大城市一旦被封鎖,甚至根本用不著攻城,只需要等待這種大城內部就會出現大量的騷動甚至內鬥。所以歷史上著名的易守難攻之地,多是像釣魚城,襄樊,或者山海關這樣的純軍事要塞,而非北京,西安這樣看起來非常宏大壯闊的大城。
閉家鎖的紅楓
關於這個問題,古代兵書《尉繚子》已經回答的非常完美了。我就結合《尉繚子》的原文來說說。
《尉繚子》第六篇守權中,開篇明義的就談到,“凡守者,進不郭圉,退不亭障,以御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拆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
這段話翻成白話文就是,守城的軍隊,不在外城給敵人迎頭痛擊;不固守城郊險要據點,這種防禦方式,不是好的辦法。
因為,把所有籌碼(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都集中在城內,並且收集城外的存糧,拆毀城外的房屋,讓民眾全部退入城內。會使攻者氣焰囂張,守者士氣低落,一旦遭敵進攻,守軍就會受到很大損傷。但一般庸將卻不懂得這個道理。
這是守城的第一個原則,既"進不郭圉,退不亭障,以御戰,非善者也"。
守城的第二個原則是,"守者,不失其險也"。
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為城郭者,非妄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為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新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
這段守城的方法論,翻譯過來即為,防守必須擇險而守。城牆每一丈,需要十人防守,勤雜人員還不計算在內。出擊部隊不擔任守備,守備部隊不擔任出擊,兩種士兵的職能要分清楚。
守城之兵因為佔據地利,因而可以以一當十、以十當百。所以,修建城郭,不是耗費民力去堆土玩,是為了加強防禦。通常千丈之城,需要萬人防守,同時要求城壕深而寬,城牆堅而厚,人力充足,柴糧豐富;弓矢堅強,矛戟也同樣鋒利。這就是守城的方法。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守城必有援軍,坐困愁城,必敗無疑。"有必救之兵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兵者,則無必守之城"。
原文如下:“攻者不下十餘萬之眾,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城盡資血城者。期年之城,守餘於攻者,救餘於守者。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窖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並於前,麼麼毀瘠者並於後。”
敵人用十萬以上的兵力圍困城市時,守城的軍隊如果有可靠的援軍,城市就一定能守得住,如果沒有可靠的援軍,城市就不一定能守住。
如果城防堅固,又有可靠的援軍,守城民眾沒有不眾志成城拼死抵抗的。如果光是城牆堅固,卻沒有可靠的援軍。那民眾就沒有不守著城垛而悲傷的,這是人之常情,即使散發財物和糧食來安撫他們,也不能消除這種悲觀情緒。瀰漫著悲傷氣氛的情況下,再堅固的城牆也禁不住敵軍的攻勢。
再有一點,“十萬之軍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據要塞。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此救而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奪權之謂也。”
敵人十萬大軍兵臨城下,援軍必須能打開重圍,守軍也必須能乘機出去,搶佔要點。
援軍也可以只在守軍的後方打開一條通路,使軍的糧道不被切斷,並與守軍互相策應,這是為了表示救援不積極用以迷惑敵人,等待有利戰機。
敵人為了對付援軍,只能把精部隊撤到後方控制起來,而把戰鬥力差的部隊配置在攻城前線,這樣敵人攻城,就不可能有進展,而守軍也可以出去了。這就是守城的權變。
綜合《尉繚子》守權中的三點,可以看出,守城必輔以野戰,否則城破人亡不過是遲早的事。
說到這兒,順便說說《尉繚子》 這部兵書。目前,對於這部兵書的成書年代和作者尚無定論,一說《尉繚子》的作者是魏惠王時的隱士,一說為秦始皇時的大梁人尉繚。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尉繚子》殘簡,說明此書在西漢已流行,一般認為成書於戰國時代。
《尉繚子》雖然成書年代很早,但對軍隊和治國都有自己獨到的觀點,它反對軍事上相信“天官時日、陰陽向背”的迷信觀念,強調政治、經濟對軍事的決定性作用,其理論水平很高。
同時也指出“民非樂死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委積不多則士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眾不強;器用不便則力不壯;刑罰不中則眾不畏”。
藏地讀行
大城沒法靠守城解決問題。這也是我和朋友談到的:大一統時期對首都很少有真正的攻堅戰。
劉邦攻咸陽破了武關基本就結束了秦,後來唐長安、宋汴梁、南宋臨安、大元大都、大明京師,都很少有城池攻堅,主要是外圍據點攻防與城外野戰。
(洪武北伐,元軍基本是外圍作戰,沒有守衛京師;在河南大梁作戰,也是城外野戰)
首都防衛兩原則:第一、外圍據點攻防;第二、城外野戰。相對而言大城都是如此。
為什麼呢?有以下幾點原因。
第一:大城人口眾多,守城難以管理。一個人口幾十萬的城市,在地方圍城後,如何實現幾十萬人的戰時管理,以及城外逃入難民的管理,是個非常頭疼的問題。同時城內人口大量增加,很可能傳染瘟疫之類。
第二:大城消耗眾多,水、糧食、柴草供給龐大。一般攻城都會切斷糧道、水源,對於大城而言,都不用完全切斷,只要對其運輸供給通道有騷擾就足夠了。
第三:大城守衛從城外到城內需要兵力太多。在軍事防禦上,每個垛口平均需要五個士兵,城防(包括城外)佔百分之六十,預備隊佔四十。以明代北京城為例,以周長20公里算,1萬垛口,城垛口就需要5萬人,然後城外、城門需要同樣的數量,加上預備隊,至少需要15萬人防禦。這僅僅是被動防禦。
(于謙指揮的就是城外野戰)
第四:大城影響力大,輿論複雜。比如首都被圍,輿論壓力很大。袁崇煥被殺、楊嗣昌成奸臣。
在作戰中核心是考慮成本、影響。
最上是外圍決戰;
其次是外圍防禦;
再次是城外野戰;
最下是死守大城(但基本這是無奈等死的辦法)。
(李自成北伐成功就在於,崇禎連城外野戰能力都沒了,完蛋)
所以說大城不到萬不得已不嬰城自守。
一枚明粉
一
讀過《孫子兵法》的人都知道:攻城為下,攻戰次之,攻心為上。
這是對於進攻一方而言的,在古代歷史上,從城下向城上進攻,是需要仰視的。就算能攻得下來,傷亡的代價會非常慘重。
因此對於攻城而言,最好的辦法是把敵人的主力從城裡吸引出來,在城下來一場野戰,把對方消滅。
當然,最高級的方法,就是攻心戰。利用離間計讓敵人內部出問題,自相殘殺,從而為我方利用。利用高壓態勢,讓對方內部人心惶惶,喪失戰鬥力。
更高級的一種攻心戰,是讓敵人覺得生無可戀,產生恐懼心理,只想逃跑。我方在圍城時圍三缺一,放開一個口子,讓對方逃跑。然後我軍趁亂掩殺,打一場漂亮的殲滅戰。
二
下面我們換一個角度,對於守城一方來說應該怎麼打?
踢足球的人都明白一個道理:單純擺大巴去防守,是很難守得住的。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對於守城的一方來說,進攻只是防守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敵人敢來進攻,說明他們在兵力和戰鬥力方面是有優勢的,和敵人硬拼,就是找死。
最合理的辦法是,依託有利地形,在城外派出兩支精兵進行駐紮,和城內的軍隊形成品字形結構。保證進可攻,退可守,不管是攻防都不會太被動。
三
上邊一部分講到戰略之後,下邊我們來談論一下戰術。
為什麼要在城下和對方野戰?
第一就是拖住時間。把內線作戰轉為外線作戰,以空間換時間。適當的在城外和敵人進行野戰,就可以防止敵人來攻城。和敵人打了幾天後,在把城外的士兵撤回城內,再讓敵軍開始攻城。這就讓敵人攻城的時間推遲了一段時間,敵人就有可能因為糧草不濟被迫撤退。
第二敢於和敵人在城下決戰,可以提升我方的士氣,大大震懾敵軍進攻的囂張氣焰。曹劌論戰中說:一鼓作氣,再而竭,三而衰。就是說士氣非常重要,一開始進攻不順就會讓進攻的勢頭大大減弱。把我方的精兵派到城下打敵人一個措手不及,很容易提升我方的士氣和守城的決心,讓敵人感到有幾分氣餒。
最後一點,戰場上的形勢瞬息萬變。只要能夠拖住敵人進攻的步伐,敵我雙方內部的形勢都會發生一些變化。要麼是我方發生內亂,要麼是敵方發生內亂,都是大概率事件。看誰能堅持到不發生內亂的前一天,對方先亂了就是勝利。所以我們經常說,堅持到最後就是勝利,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新知傳習閣
這種說法反映了一定的當時情況,但是又不盡然,也要分情況來看。
一方面來說,守大城必野戰主要是因為城牆不牢固,城內的供給也跟不上。物質充裕的今天很難想象到當時的情況,古代的時候,按照現在的劃分方式,90%的城市都是四五線城市,城牆又破又矮,甚至都是土牆,也沒有那麼多的儲糧——這種條件,如果硬守,是很容易被圍困的。
而從兵法上來看,守大城必野戰,也是一種運動戰的方法,是一種很先進的戰術理念。禦敵於城門之外,和對方在城外的野地進行周旋,無疑會增加靈活性和機動性。《三十六計》裡面,很多的戰例都是基於運動戰,倘若閉門不出,就只有死守這一條路了。
當然,很多超大城市,比如南京、北京、西安這樣的國都,防守的重兵力都在外圍,比如衛星城,甚至更遠的地方。比如太平天國運動的時候,曾國藩的湘軍攻打南京其實沒用多久,而是花了很長的時間和陳玉成在外圍爭奪,最為著名的就是安慶保衛戰,雙方展開拉鋸戰,你爭我奪,安慶城數次易手,終於安慶失守之後,南京的西大門被打開,不久之後也變陷落,洪秀全自殺。
雖然守大城野戰有很多好處,但是閉門死守的例子,在古代數見不鮮,其背後的原因,無外乎古代臣子的那種忠君的責任感,他們會覺得天子把這個城給我,我輕易的丟了,就是失職,所以很難出現那種棄城和對方做長久之計的情況。
比如唐朝的時候,有個叫張巡的名將,在安史之亂的時候,死守睢陽(河南商丘),那時候是重鎮,整個過程異常慘烈,守城長達數年,最後居然發生了人吃人的情況。
而現代戰爭中,死守城市的情況主要是依託堅固的建築物和對方展開巷戰,這會給地方帶來極大的阻礙。當年美國估計登陸日本,會面臨這種情況,戰爭或許會持續數年,所以才決定投下原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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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子臨
這種說法感覺片面了。因為古代大戰講究的是戰略縱深,並不是所有的大城市都有重點防守的必要,否則古代也不會有兵家必爭之地這樣的說法了。
為了讓大家更好的理解我的觀點,我舉個例子。眾所周知,歷史上的徐州是公認的重要的兵家必爭之地之一,其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軍事重鎮是因為它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位於南北之界過渡地帶、東部“腰眼”,徐州雖小,但一旦控制了徐州,將會分割京畿重地與江南地區的聯繫,整個山東、江浙地區的防務都將腹背受敵,無險可守。整個中部沿海,鄭州、濟南、合肥、南京、上海等地都將因徐州的得失而震動,近代的徐州之戰就是最好的驗證。
所以說,不是守大城而野戰,是守重鎮而野戰。而且在古代真正大城的城市性質並不是為了軍事防守,而是區域間或國家政治、經濟中心,真正的軍事決戰多是在軍事重鎮展開的激烈戰鬥,往往攻克一城就可勢如破竹攻佔一片地區,因為防守一座大城不是幾萬人能夠完成的,而且多數大城市根本就無險可守,況且中國幅員遼闊城池眾多,更沒有那麼多的兵力、資源去分散佈防,散而防之乃兵家大忌也!當然,被逼到走投無路的孤立無援的時候也會採取放手一搏這樣的軍事策略。
往往戰事來臨,軍事重鎮會佈防野戰。而且是與城內守軍互為掎角之勢形成陣法上的統一。一來是保證城池從外到內供給穩定,保障城市正常運轉;二來是防止城內百姓譁變出逃,導致人心惶惶;三來是為了阻止敵軍突破護城河靠近內城,從而減緩內城守軍守城壓力。
納蘭談史
感覺這種說法有些絕對了。
在某些條件下,在某些時期,其實完全可以依託城牆本身以及合理的戰法,進行有效防禦,挫敗敵人的進攻。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天啟六年正月的寧遠保衛戰。
努爾哈赤親自率領五六萬大軍,帶著馬步車牌勾梯進攻寧遠。袁崇煥、滿桂、左輔等人率領不到兩萬將士,堅壁清野,西洋大炮也被安放到城牆之上。
這是一次完全沒有野戰的大城攻防戰,沒有外部援軍,守軍方面的戰術很簡單,就是完全的防守,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出擊,甚至自己用土把城門從裡面完全塞住了。
攻城戰最激烈的時候,八旗軍突破了明軍的炮火,把一種穴城的楯車運到城牆下,並派人用斧頭砍挖城牆,砍出多處大洞。城上守軍使用火攻,將砍洞的八旗軍燒死。
戰鬥當中,明軍也派出一些勇士縋下城牆,把八旗軍的戰車燒燬。但這屬於守城戰的一部分,並不是真正意義的野戰。
寧遠之戰,明軍以少勝多,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成功擊退八旗軍的猛攻,除了覺華島上損失慘重,整個城防戰勝得非常漂亮。
這說明,只要戰術得當,純粹依託城牆的城市防禦戰是可行的。
與寧遠之戰相對應的另一個典型是崇禎二年冬天的北京保衛戰。
皇太極率領八旗軍從龍井關、大安口突破長城防線,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煥率領祖大壽的關寧將士入援北京,加上大同總兵官滿桂等部援軍,在德勝門、廣渠門等處與八旗軍激戰。
實際上,皇太極率領八旗軍長途奔襲北京,不可能攜帶任何攻城的重裝備,而北京城防異常堅固,城高壕深,即使沒有外部援軍,皇太極既不能形成完全的包圍之勢,也無法強攻拿下北京。
一個證據就是,當袁崇煥被捕入獄之後,祖大壽率領關寧軍東奔山海關。在朝廷的催促之下,滿桂移營永定門外,在這裡與八旗軍激戰,最後滿桂戰死,黑雲龍、麻登雲等人被俘。
此時,北京城外基本沒有了援軍,按理說,皇太極應該放心攻打北京城了。但是他並沒有,而是轉往他處搶掠。因為他很清楚,當年帶著重裝備的八旗軍沒有打下小小的寧遠,現在他更沒有能力打下堅固的北京城。而且他孤軍深入,隨時要顧及自己的退路。
這個例子中,滿桂的犧牲其實是沒有必要的,袁崇煥和滿桂在北京城下的苦戰,更多的是政治上的需要,軍事意義不大。
另一個例子是崇禎十五年春天的開封第二次保衛戰。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開封守軍完全依託城牆,擊退李自成的多次進攻,在這裡就不細說了。
於左
城郭之制,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
城的最初的功用就是用來守君衛民的,有內城外郭的說法。後來人口漸漸多了起來,經濟發展也越來越好,城市規模也越來越大。秦時,咸陽城開始規劃,規劃出來的面積之大,讓很多人都不理解。商鞅笑著說:諸君現在不明白為何要做這麼大的大道,那是諸君不明白以後這座帝國首都要住下多少人的緣故啊。
既然有守,則必有攻。孟子在書裡分析,說: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古代的交通條件很差,生產發展力水平低下,城市作為一個地區的物資集散地,地位非常重要。如果沒有大城,則大軍不能駐守,不能遠征,民眾不能耕作,不能安居。
所以明朝沿著長城,設置了一系列軍鎮,用於大軍屯駐,囤積了大量的糧草輜重,出擊敵軍的前沿基地。但是後期的明軍戰鬥力不行,對陣蒙古騎兵、女真騎兵時,不敢野戰,只能憑城據守。蒙古人、女真人沒有攻城武器,也只能悻悻而去。明軍這是欺負蒙古人、女真人攻城能力不足,後來女真人弄到了火炮,明軍守城就成了悲劇了。
這是因為:守城必須野戰。
但凡守城,必須野戰,一支大軍屯駐城內,數支軍隊屯駐城外,立寨為守,互為犄角。彼方來攻時,則互為支援,擊其首尾,使其不能並敵一向。這是守大城的最重要的戰術——如果能以城牆為依託,兩翼為輔助,吸引敵軍囤重兵於城下,則三方夾擊,敵軍自潰。
如果城外毫無接應,任憑敵軍攻城,那麼,在箭雨壓制,盾牌防衛,負重填河,敵軍可以輕易攻到城牆下。不管城牆多麼堅固,用刀砍,也能砍出來一個豁口。女真人被打急了,在寧遠城下就這麼幹過。不過,當他們砍出來豁口後,發現自己進入了甕城。
野戰的作用,實際上即是接應,彼此支援,防止敵人靠近城牆,進入射擊死角。《團長》裡最後固防樹堡,在樹堡外就有一圈塹壕,派了一些人在那裡守著。後來外層的人員都陣亡了,日軍自殺衝鋒衝擊到了樹堡外邊,就可以挑著手榴彈往裡面送。這樣,在樹堡裡守衛的人就很被動了:打不到。
小到一個小小的堡壘都這樣做,何況一個大城?大城外圍一般由護城河。護城河的寬度不一樣,小城也有8米寬,大城動輒數十米。故宮護城河有52米,襄陽護城河有150多米。即使這樣,也不能完全阻止敵軍接近城牆——他們可以填河。況且有些條件不具備的地區,也沒有護城河,那就只有派軍野戰。敵軍衝鋒時,在城牆外圍與守軍纏鬥,城牆上的弓箭手則拋射箭雨,殺傷敵軍後援。
歷史上很多守城大戰,都打的極為慘烈,城內城外都成人間煉獄。比較有名的守城戰,是南北朝時期的玉璧之戰,還有唐代的睢陽之戰,都讓守城者一戰成名。守城者不僅敢於野戰,甚至採用了各種計謀,36計,無一不用。
如果將視野再放大到一個地域,軍事家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座城市,而是一個戰區。中國自三國以來,就一直有“守江必守淮”的軍事戰略,是歷代軍事家們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這也是“守大城,必野戰”的延伸。
長江最大的作用是航道,即水利運輸,可以運兵,可以運糧,自古成為天塹,實際上也可以理解為南中國的一堵城牆,整個南方都在這個城牆的守衛之下。淮河,則可以看做是這個城牆的護城河。淮河一線的戰場損失,可以由長江航道快速補充,大局不至崩壞。
如果棄守淮河,敵軍可以輕易突進到長江北岸,那麼航道之利則為敵共有,則長江的補給功能將會喪失,相當於敵軍已經打到了城牆之下,城破,即長江防線被攻破,只是時間的問題了。歷史上,只要淮河防線被攻破,長江成為南北勢力的分界線,則南方一般都為守勢,弱勢的一方,慘淡經營一段時間後,草草收場,鮮有逆襲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