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7年，近代中國的建築學理論探索進入發展興盛時期，出現了探索中國建築民族形式的第一次高潮。20世紀20年代從海外留學歸來的中國建築師是推動這次高潮出現的主要力量，其中包括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1924年，林徽因就讀於賓夕法尼亞大學美術系，並利用課餘時間修完了建築系的全部課程，1928年學成歸國，開始致力於中國的建築事業。新中國成立後，新的建築需要和新的建設任務使林徽因投身於探索中國建築民族形式的又一個高潮中，她在生命的最後六個年頭參與完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實踐了她一生追求的中國建築的民族形式。
一、為共和國國徽設計作出重大貢獻
1949年7月1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以下簡稱全國政協）籌備委員會在《人民日報等全國各大報紙刊登《徵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譜的啟事》，其中對國徽提出的具體設計要求是:“（甲）中國特徵;（乙）政權特徵;（丙）形式須莊嚴富麗。”［1］徵集啟事發表後，全國各界人士及海外華僑以高度的熱情參與，然而，在收到的國內及海外華僑的圖徽應徵圖案900餘幅中，幾乎沒有符合要求的。8月24日，全國政協籌備委員會國徽評選委員會向全國政協籌備委員會報告:“因收到的作品太少，且也無可採用的，已另請專家擬製，俟收到圖案之後，再行提請決定。” ［1］（pp. 276～277）
9月27日，第一屆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討論並通過了國旗、國都、紀年和國歌四個決議案，大會主席團決定邀請專家另行設計國徽圖案。由於沒有合適的國徽，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時沒能在天安門城樓上懸掛代表新中國的標誌， 這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為了趕在1950年的國慶節掛上國徽，全國政協決定分別組成梁思成、林徽因領導的清華大學營建系設計小組和以張仃為首的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小組，展開國徽設計競賽。［2］
早在第一屆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之前，作為清華大學營建系教授的林徽因就與助手莫宗江合作草擬了一幅國徽圖案，後又汲取大家的意見改進為新圖案。林徽因認為中國的國徽必須具有最鮮明的民族特徵，不僅要表現革命的內容，還要體現出中華文明古國悠久的文化傳統，避免像某些東歐國家一樣成為蘇聯國徽的翻版。［3］林徽因和莫宗江經過約一個月的探索，並請時任清華大學中國美術史教授鄧以蟄、工藝美術史教授王遜、雕塑學教授高莊及梁思成一同研究討論，幾經改進，終於在1949年10月23日完成國徽圖案的早期設計，並提交了 《擬製國徽圖案說明》。這個國徽圖案是“以一個璧（或瑗）為主體;以國名、五星、齒輪、嘉禾為主要題材;以紅綬穿瑗的結襯托而成圖案的整體。也可以說，上部的璧及璧上的文字，中心的金星，下部的齒輪，組織略成漢鏡的樣式，旁用嘉禾環抱，下面以紅色組綬穿瑗為結 束。顏色採用金、玉、紅三色。”［3］（pp.117～118）林徽因在國徽圖案裡儘量採用中國數千年藝術的 傳統，將我國古代用以號召人民、象徵國家團結統一的最隆重的禮器———玉璧作為國徽的基本圖案，象徵中華民族的團結、豐裕與和平，體現了她濃郁的中國傳統文化情懷。同時，她把中國民族傳統文化與國家政權的新主題相融合，首次將國旗上的五顆金星設計入國徽圖案;為體現新中國的政權特徵，國徽圖案底部設計有金色齒輪，旁飾金色嘉禾。金色齒輪代表工，金色 嘉禾代表農，紅綬穿瑗成結象徵革命人民大團結。這種把國徽和國旗聯繫在一起的創意，以及 齒輪、嘉禾、紅綬和玉璧的造型，被後來正式頒佈的國徽所採用。
與此同時，以張仃、鍾靈為首的中央美術學院專家也在積極進行國徽設計，先期設計出5個與全國政協會徽相似的國徽圖案，後來又設計出一個方案，把中間的圖案由原來的標出中國國土的地球改為彩色的斜透視的天安門。這些方案與林徽因等人設計的方案於1950年6月10日一併送交政協一屆五次常委會討論。政協常委會對這幾個方案均不滿意，但對國徽圖案中採用天安門表示肯定，因此決定以天安門為主要內容之一設計國徽。次日，全國政協國徽評選委員會召開會議，原則上通過國徽採用天安門圖案，周恩來指定以林徽因、張仃分別負責的兩個國徽設計圖案為基礎，重新設計國徽圖案。
國徽設計的要求明確後，林徽因和清華大學營建系設計小組的成員們開始了緊張的設計。由於時間緊，任務重，小組成員分頭準備。清華大學營建系具有自己的獨特優勢，尤其是國徽中天安門的設計，清華大學營建系擁有天安門實測圖。那是根據20世紀30年代林徽因等人參加中國營造學社時對天安門進行的當時全國唯一的一次測繪而繪製的實測圖，能夠滿足國徽設計圖案精確而合比例、宜於製作使用的需要。而美術家們所繪製的國徽圖案中天安門都是目測的，不合比例。林徽因認為，在國徽圖案中採用天安門圖形是一個很好的構想。在中央提出要把天安門形象放進國徽的意見之後，她首先想到利用天安門的正投影來取代別家方案中的斜透視圖，這樣，從美術效果上看，一下子就使國徽圖案有了一種與商標或紀念章全然不同的莊嚴 感。［4］她還建議把天安門前的兩個華表向左右方向拉開距離，這樣既能增加整體的開闊感，又使構圖比較穩定。［5］
林徽因不僅是設計小組的領導者，也是小組設計思想的主要源泉。在反覆研究了當時中央徵集到的近千件國徽圖稿之後，她高屋建瓴地提出“國徽”和“商標”的區別這樣一個重大原則問題，從而使國徽設計的美術處理有了明確的方向。在應徵的稿件中，有的設計明顯模仿外國的國徽，特別是與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及東歐諸國的國徽相似;有的設計花花綠綠，很不莊嚴;更有甚者與某些商品的商標圖案十分相似。林徽因在設計小組展示了一些國家的“國徽”和一些商品的“商標”，通過分析比較，她提出了精闢的見解:“國徽”代表國家，包含政權，不是“商標”，不是一幅色彩寫真畫或一幅風景畫;“商標”要符合宣傳商品的要求，要有 “商業氣”。“國徽”要莊嚴穩重，又要富麗堂皇，要象徵化、圖案化、程式化;要具民族特 色。圖案要能夠雕塑、做證章、做鋼印和其他印章，便於印刷不走樣。［1］（pp. 278～279）林徽因還找了一些古代的銅鏡、玉環、玉璧等工藝美術作品作為設計小組的參考資料，從中啟發靈感。［6］
通過這次“國徽”與“商標”的分析討論，大家提高了對國徽設計的認識，漸漸地明確了國 徽圖案設計應遵循的原則和創作思路。“國徽”和“商標”區別問題的討論體現了林徽因深厚的中西文化藝術的根底和淵博的才學，也顯示出她從分析實際事物出發，通過研究比較歸納為系統理論和應用法則的治學方法以及一絲不苟的精神。
國徽圖案的色彩問題也是設計小組熱烈討論的主題之一。圖案設計如果太複雜，雕塑時就不易處理，而顏色如果太複雜，在製作技術上也會存在困難。林徽因始終主張:國徽應該放棄多色彩的圖案結構，採用中國人民千百年來傳統喜愛的金紅兩色，這是中國自古以來象徵吉慶的顏色，用之於國徽的基本色，不僅富麗堂皇，而且醒目大方，具有鮮明的民族特 色。［6］（pp. 258～259）林徽因主張國徽採用金紅兩色，既是出於對製作問題的考慮，也是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弘揚。中國民間在佳節、祝壽、婚嫁喜慶的日子裡，總喜歡掛滿綴有金字的大紅燈籠和大紅綢幛，金色和紅色是中國古典建築中最常用的顏色。作為建築師，在國徽圖案中採用金紅兩色的建議，立即得到小組其他成員的贊成。
國徽設計小組的成員人人動手畫草圖，繪製正式圖，從各個方面進行探索，不斷討論並歸納集中，設計思想越來越明晰了。林徽因和梁思成以高度的敬業精神和愛國之心帶領大家討論研究方案，經常工作到深夜，先後做了二三十個正式完成的國徽圖案。1950年6月17日，隨著一幅定型的國徽圖案的誕生，林徽因和梁思成共同起草了署名“清華大學營建學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設計說明書》 ① ，闡述了設計創意:“圖案內以國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門為主要內容。五星象徵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全國人民的大團結;天安門象徵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源地，與在此宣告誕生的新中國。以革命的紅色作為天空，象徵無數先烈的流血犧牲。底下正中為一個完整的齒輪，兩旁飾以稻麥，象徵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以通過齒輪中心的大紅絲結象徵全國人民空前鞏固，團結在中國工人階級的周圍……在處理方法上，強調五星與天安門在比例上的關係，是因為這樣可以給人強烈的新中國的印象，收到全面含義的效果。為了同一原因，用純金色浮雕的手法處理天安門，省略了煩瑣的細節與色彩，使天安門象徵化，而更適合於國徽的體裁。紅色描金，是中國民族形式的表現手法，兼有華麗與莊嚴的效果，採用作為國徽的色彩，是為中國勞動人民所愛好，並能代表中國藝術精神的。”［1］（p.279）
1950年6月20日是確定最終方案的日子，林徽因和梁思成由於過度勞累都病倒了，由設計小組兼任秘書工作的朱暢中送審。周恩來主持審議國徽設計方案的會議，參加評選的方案是清華大學營建學系和中央美術學院的方案。經過一番討論和比較，會議確定了清華大學營建學系的設計方案。第二天，林徽因和梁思成召集國徽設計小組成員，根據會議提出的修改意見，把麥稻穗設計得更為挺拔，以顯示昂揚奮進的精神，並親自對麥稻穗細部進行處理改進。6月23日，政協一屆二次全體會議召開，林徽因被特邀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上，在毛澤東的提議下，全體代表起立，以鼓掌的方式通過了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並設計的國徽圖案。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命令公佈國徽圖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終於誕生了。
國徽的設計是清華大學營建學系師生集體智慧和個人藝術才能的完美結合，凝聚著參加設計的每一位建築師對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的熱愛，更傾注了林徽因的智慧和心血。這是林徽因在探索中國建築民族形式歷程中的一次重大實踐，為國家和民族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投身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
設計人民英雄紀念碑是林徽因在生命的最後歲月參與的又一項重要工作，是她建築人生的又一座豐碑。每當林徽因參與設計一個項目，考慮的首要問題就是建築如何表現中國的民族形式。在國徽設計中她圓滿地做到了這一點，而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中她又進行了一番堅持民族形式的艱苦努力。
1949年9月30日下午，政協一屆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建造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提案，並通過了紀念碑的碑文。接著，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向全國徵求紀念碑設計方案。在收到的近180份方案中大致可以分為幾個主要類型:（1）認為人民英雄來自廣大工農群眾，碑應有親切感，方案採用平鋪在地面的方式;（2）以巨型雕像體現英雄形象;（3）用高聳矗立的碑形塔形，體現革命先烈高聳雲霄的英雄氣概和崇高品質。至於藝術形式，有用中國傳統形式的，有用歐洲古典形式的，也有“現代”式的。［7］都市計劃委員會邀請各方面單位、團體的代表以及在京的一些建築師、藝術家會同評選。平鋪地面的方案很快就被否定了，於是爭論的中心問題是以碑的形式為主，還是以雕像的形式為主?
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致主張，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應以碑的形式為主，以碑文為中心主題。當時他們最擔心的是如果以雕像為主，天安門前建築群的和諧可能會被蘇聯的青銅騎士之類的雕像破壞。［8］中國的現實情況與外國不同，外國的紀念雕塑一般只是紀念一人、一事，而人民英雄紀念碑則是紀念鴉片戰爭以來跨越百年的無數人和事，這是任何群雕大師無論用具體或抽象的雕塑都難以構思和表達的。如果以文字和書法表達紀念內容的傳統方式設計人民英雄紀念碑，既能簡單明瞭地表達這一偉大內容，又符合中國傳統民族形式，體現出中國特色和中國氣魄。林徽因曾直率地說:“任何雕像或群雕都不可能和毛澤東親題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和周恩來親題的碑文相比。”［4］（pp.170～171）經過多次討論，都市計劃委員會採用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建議的設計方案，即以碑為主，以碑文為主題。這是林徽因追求民族形式的又一次成功。
1952年5月，參加設計工作的林徽因被任命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建築委員會（以下簡稱碑建會）委員。［8］（p.321）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工作中，林徽因不僅承擔美術設計方面的任務， 而且在許多情況下成為整個設計小組的實際領導者，對於紀念碑的整體造型、結構都提出了原 則性的意見。當時作為碑建會主要負責人的梁思成工作十分繁忙，經常赴蘇聯訪問，林徽因承擔了設計小組的組織工作並親自為碑座和碑身設計了全套飾紋，特別是紀念碑小須彌碑座上的一系列花環浮雕。從總平面規劃到裝飾圖案紋樣，林徽因一張一張認真推敲，反覆研究。在設計風格上，林徽因主張以最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唐代風格為藍本，盛唐文化是中國歷史上的華彩樂章，顯示著時代風貌和社會形態。唐代雕塑吸收了南朝文化精緻、細膩、華美的優點，又剛柔並濟，渾厚中有靈巧，粗獷中有嫵媚，豪放中有細膩，凝重中有輕盈。唐代雕塑代表著完滿、和諧，基本上完成了中國古代文化藝術的結構體系。唐代藝術具有與歐洲文藝復興類似的人文主義特點，因此能更好地表達人民對英雄的歌頌與懷念。［6］（p. 272）
在選用裝飾花環的花卉品種上，林徽因最初選用木棉花，諮詢花卉專家後得知木棉並非中國原產，便放棄這一構想。［6］（p. 273）最後選定了牡丹、荷花和菊花三種花作為高貴、純潔和堅韌的象徵。為了更好地完成設計，做出最完美的圖案，林徽因畫了數百張不同風格的草圖;對筆下的每一朵花、每一片葉都描畫過幾十次、上百次。建成後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小須彌碑座採用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設計意見，小須彌碑座四周刻有牡丹、荷花和菊花三種花圖案組成的8個大花環浮雕，同大須彌碑座的8幅近代歷史浮雕相互照應，把英雄的樂章推向高潮。
三、結語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是新中國建國初期的兩大建築設計。在眾多的應徵作品中，林徽因等主持的設計方案脫穎而出並最終被採用，這不僅是她及設計小組設計的成功，更是她長期追求中國建築的民族形式的碩果。無論是國徽的形制和圖案，還是紀念碑的形式和中心主題，都可以使人鮮明地感覺到具有一種不可替代的中國風格與中國氣魄。林徽因一生能孜孜不倦地追求和探索中國建築的民族形式，既是時代潮流的影響，也是她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和對祖國的深切情懷使然。
20世紀30年代形成的探索中國建築的民族形式的第一次高潮，實質是弘揚中國建築固有的民族風格和特色。作為有著深厚中國傳統文化底蘊的建築師，林徽因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融入到這一高潮中。從20世紀30年代起，她和梁思成等人先後勘察了山西、河北、陝西、河南等地的古建築，走遍了中國近200個縣，實地勘察了2000餘處中國古代建築遺構。［7］（p.195）林徽因針對中國傳統建築的弱點，提出用西方現代主義建築的結構技術結合中國建築的傳統文化創造出令人更為滿意的新建築，以實現中國建築的新發展。在林徽因看來，“建築本是有民族特性的，它是民族文化中最重要的表現之一，新中國的建築必須建立在民族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同時又必須吸收外國的，尤其是蘇聯的先進經驗，以滿足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中眾多而繁複的需求，真正地表現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的精神。”［9］
1954年4月1日清晨，林徽因未及見到她參與設計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在天安門廣場上矗立起來就與世長辭了，終年51歲。北京市人民政府把林徽因安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人民英雄紀念碑碑建會決定將她親手設計的一方漢白玉花環刻樣移作她的墓碑。墓體由梁思成親自設計，由莫宗江用中國營造學社特有的字體勾畫出“建築師林徽因之墓”幾個字，以最樸實、簡潔的造型體現出她一生的追求和探索。
［參引文獻］
［1］陳學勇:《林徽因尋真———林徽因生平創作叢考》，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76頁。 ［2］馬全洲、周凱軍:《國旗·國徽·國歌的故事》，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頁。
［3］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編《建築師林徽因》，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頁。
［4］劉小沁編選《窗子內外憶徽因》，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頁。
［5］張清平:《林徽因》，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31頁。
［6］林杉:《一代才女林徽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頁。
［7］林洙:《梁思成、林徽因與我》，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頁。
［8］丁言昭:《驕傲的女神林徽因》，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21頁。
［9］梁思成、林徽因:《祖國的建築傳統與當前的建設問題》，《新觀察》1952年9月第16期，
轉引自梁從誡 編《林徽因文集·建築卷》，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頁。
相關鏈接：
李兆忠：玉璧與天安門——關於國徽設計的回顧與思考
中央美院方案
清華大學方案
中央美院方案 1950年6月15日
清華大學方案 1950年6月17日
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設計者？關於這個問題歷來聚訟紛紜，有人說是張仃，有人說是林徽因、梁思成，也有人說是高莊，其實都不確切。準確的說法應當是：國徽設計是在中共最高領導的把關、決策之下，時代精英的參與之下，以林徽因、梁思成為首的清華大學營建系和以張仃為首的中央美術學院兩個設計團隊合作而成的一次規模宏大的集體創作。
1949年7月10日，新中國政協籌備委員會在《人民日報》等全國各大報紙上刊出《徵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譜的啟事》，其中對國徽的設計要求是：第一，中國特徵；第二，政權特徵；第三，形式須莊嚴富麗，截止日期為當年的8月20日。啟事發表後，收到國內及海外華僑的國徽應徵圖案九百餘幅，其中幾乎沒有符合要求的。鑑於國徽設計具有很強的專業性，8月24日，政協籌備委員會國徽評選委員會向全國政協報告：“因收到的作品太少，且也無可採用的，已另請專家擬製，俟收到圖案之後，再行提請決定。”
1949年9月25日晚八時，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會議，協商國旗、國徽、國歌等問題。據記載，這次會議上，大家對國徽應徵圖稿都不滿意，毛澤東最後說：“國旗決定了，國徽是否可慢一點決定？”9月27日，第一屆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討論並通過了國旗、國都、紀年和國歌四個決議案，只有國徽暫付闕如。（因為這個原因，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舉行時天安門城樓上未能懸掛代表新中國的國徽，不能不是一個遺憾。）大會主席團決定，邀請專家另行設計國徽圖案。正是這樣的背景，產生了以梁思成、林徽因為首的清華大學營建系設計小組和以張仃為首的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小組。
其實早在接到政協的邀請之前，兩個團隊的主持人張仃和林徽因已經開始設計國徽。1949年夏天張仃受命於周恩來，住進中南海瀛臺的待月軒，負責中南海懷仁堂、勤政殿的改造，全國政協會議美術設計（包括政協會徽、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郵票設計）、開國大典的美術設計（包括開國大典紀念郵票設計和國徽設計）等工作。對於這位來自延安、中共黨內公認的首席美術設計家，為新成立的共和國設計國徽，是理所當然的事，其時與張仃同住一起的還有鍾靈。鍾靈是中南海政務院總務辦公室主任、政協籌備委員會佈置科科長，負責向周恩來等中央領導請示彙報，也參與設計工作。
張仃、鍾靈設計的第一個國徽圖案以標有紅色中國版圖的地球、五角星為主體，配以齒輪、嘉禾、紅綬。這個圖案是根據張仃剛完成的政協會徽略作調整設計而成的。在政協籌備會1949年9月23日編印的《國徽圖案參考資料》上，設計者這樣解釋圖案的總體含義：
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像一個太陽一樣，在東方升起。
這一有五千年悠久歷史與文化的偉大古國，在共產主義的光芒照射之下，獲得瞭解放。
這一歷史性的變革，為我們偉大的祖國創造了富強康樂的先決條件，而且給予東方所有遭受帝國主義侵略和迫害的國家人民增強了信心，指出了方向。中國的解放，是全世界（特別是東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光明和希望。
接著設計者這樣解釋紋樣的含義：一：齒輪、嘉禾的結合，代表工農聯盟；二：襯景及五角紅星，代表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及共產主義的光芒普照全球；三：地球上面將我國版圖顯露出來，表現了我國特徵——地域遼闊廣大。這個圖案色彩鮮豔，具有豐富的象徵性，比如齒輪顯露的五個齒代表“紅五月”，青色表示鋼鐵；地球的光芒象徵東方的黎明，光芒共三十一道，代表我國三十一個行政省和自治區等等，它的內涵實際上已超出國徽徵求啟示的要求，延伸到“共產主義的光芒普照全球”，其不足之處，是“五千年悠久歷史與文化”並沒有得到體現。
差不多同一個時候，林徽因與她的助手莫宗江設計了一幅以玉璧為主體的國徽圖案，後經清華大學中國美術史教授鄧以蟄、工藝美術史教授王遜、雕塑學教授高莊及中國雕塑史教授梁思成的集體研究討論，於1949年10月23日正式完成。在《擬製國徽圖案說明》中，設計者這樣寫道：
擬製圖案以一個璧（或瑗）為主體，以國名、五星、齒輪、嘉禾為主要題材；以紅綬穿瑗的結襯托而成圖案的整體。也可以說，上部的璧及璧上的文字，中心的金星齒輪，組織略成漢鏡的樣式，旁用嘉禾環抱，下面以紅色組綬穿瑗為結束。顏色用金、玉、紅三色。
璧是我國古代最隆重的禮器，周禮：“以蒼璧禮天。”說文：“瑗，大孔璧也。”這個璧是大孔的，所以也可以說是一個瑗。《荀子·大略》篇說：“召人以瑗。”以瑗召全國人民，象徵統一。璧或瑗都是玉製的，玉性溫和，象徵和平。璧上淺雕卷草花紋為地，是採用唐代卷草的樣式。國名字體是漢八分書，金色。
大小五顆金星是採用國旗上的五星，金色齒輪代表工，金色嘉禾代表農，這三種母題都是中國傳統藝術裡所未有的。不過漢鏡中的弧紋，與齒紋略似，所以作為齒輪，用在相同的地位上。漢鏡中心常有四瓣的鈕，本圖案則為五角的大星；漢鏡上常用的乳，小五角星也是乳的變形，全部做成鏡形，以象徵光明。嘉禾抱著璧的兩側，綴以紅緩，紅色象徵革命，紅緩穿過小瑗的孔成一個結，象徵革命人民的大團結。紅綬和瑗結采用的摺紋樣式是南北朝造像上所常見的風格，不是西洋系統的緞帶結之類。
設計人在本圖案裡儘量地採用了中國數千年藝術的傳統，以表現我們的民族文化；同時努力將象徵新民主主義中國政權的新母題配合，求其由古代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新的圖案；彩色僅用金、玉、紅三色；目的在求其形成一個莊嚴典雅而不浮誇豔俗的圖案，以表示中國新舊文化之繼續與調和……
這個方案格調高雅，散發著濃郁的古典情調，它極力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處處從古代歷史尋找根據，甚至連五星、齒輪這些象徵革命的符號，都是從漢代銅鏡中尋找造型依據，共和國的國名也指明用漢隸書寫。這反映了設計者對那場革命認識上的某種錯位：玉璧可以象徵一切的時代或朝代，卻無法明確體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那場新民主主義革命，雖有五星、齒輪配合，已是輕重失衡，新生的革命政權實際上已被置於派生性的位置。這種厚古薄今的做法，顯然不合時宜。
七個月之後，隨著國慶一週年的逐步臨近，國徽審議工作開始緊張地進行。此時張仃已任中央美術學院實用美術系的主任，組建了中央美術學院的國徽設計小組，成員有張光宇、周令釗、曹肇基。受開國大典盛況的觸發，張仃又設計了一個國徽圖案，這次是以天安門作為主體，替代了繪有紅色中國版圖的地球，不過天安門被處理成斜透視，顯然是出於藝術表現上的考慮。關於天安門的構想，張仃自己後來這樣解釋：“天安門廣場既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五四’運動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天安門還是剛剛舉行過開國大典的地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這兩個重大歷史事件都同天安門有關，所以我就把天安門設計進了國徽。”其實在此之前，張仃設計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紀念郵票和第一套開國大典紀念郵票時，都採用了天安門的形象，證明此舉不是出於一時的心血來潮。
張仃的這個新方案與前述的兩個方案於1950年6月10日遞交第一屆全國政協第五次常務委員會討論。馬敘倫、沈雁冰在1950年6月21日寫就的《國徽審查組報告》中對這次會議有明確記載：“計得有仿政協會徽擬製的五個圖案，亦仿會徽形式而以天安門為主要內容的一個圖案，另有以民族形式擬製的兩個圖案，一併送請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審定。經常委會認為均未恰當，指示以第二種方式為主，加以修正，另製圖案。”這說明：政協常委會對三個方案都不滿意，但對張仃新設計的圖案中採用天安門表示肯定，最後決定以天安門為主要內容，讓兩個設計組重新設計。張仃與林徽因先期設計的兩個方案之所以被否決，顯然是因為前者“中國特徵”的表達不夠充分，缺少文化歷史的內涵；後者以玉璧為主體，與國徽的“政權特徵”有一種前提性地錯位。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張仃第二個方案中的天安門創意得到常委們的肯定，因為天安門有雙重的象徵意義，既可代表中國古老悠久的歷史文化，又是中國革命的發端（五四運動）與勝利（開國大典）的見證，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那場新民主主義革命十分形象地表達了出來，但這個天安門是斜透視，美麗有餘，莊重不足，故有必要重新設計。
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圍繞著要不要把天安門放進國徽，曾經有過爭論。6月11日國徽組召開會議，對中央美院國徽設計小組的“仿會徽形式而以天安門為主要內容”的圖案進行討論，梁思成發言對採用天安門明確表示反對：“我覺得一個國徽並非是一張圖畫，亦不是畫一個萬里長城、天安門等圖式便算完事。……而天安門西洋人能畫出，中國人亦能畫出來的，故這些畫家所繪出來的都相同。然而並非真正表現出中華民族精神，採取用天安門式不是一種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要用傳統精神或象徵東西來表現的。同時在圖案處理上感覺有點不滿意，即是看起來好像一個商標，顏色太熱鬧庸俗，沒有莊嚴的色彩。”然而這只是表面的理由，梁思成反對天安門入國徽另有更深刻的理由，那就是天安門是封建王權的象徵，不應放進人民共和國的國徽。
同樣的天安門，在梁思成眼中是封建王權的象徵，在張仃心目中卻是中國革命的象徵，可謂意味深長，實際上從正反兩方面詮釋了天安門作為一個象徵載體的複雜的內涵，反映了不同知識背景、人生經歷與文化立場的知識分子文化訴求的差異性，同時也反映了他們對新成立的共和國不同的理解與期待。
必須指出的是，梁思成反對天安門入國徽，並不意味他不喜歡天安門；恰恰相反，作為一個古建築學家，他對天安門有著近乎宗教的崇拜，惟其如此，他才成為北京古城悲壯的捍衛者，在狂熱的年代挺身而出，以一己微薄之力，反對拆除古城牆，為此差一點被打成右派。同樣，張仃採天安門入國徽，並非僅僅出於政治上的原因，同樣有文化的底蘊。也許在張仃看來，沒有什麼實體比天安門的端莊、雍容、富麗的形象更能代表中國，所以，在他主持設計的徽志、郵票和展覽會場中，只要是代表中國，他都不忘記給天安門一箇中心的位置。梁、張的區別僅在於：前者出自於文人紳士的情懷與眼光，立足於“古典”，後者出自於革命藝術家的趣味與理想，立足於“民間”。
對梁思成的反對意見，張仃很快作出回應。6月15日，張仃提交經過改進後的國徽圖案（張光宇、周令釗提供技術意見，曹肇基助理繪圖），並寫出說明書：“一、紅色齒輪、金色嘉禾，象徵工農聯盟。齒輪上方，置五角金星，象徵工人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二、齒輪嘉禾下方結以紅帶，象徵全國人民大團結，國家富強康樂。三、天安門——富有革命歷史意義的代表性建築物，是我五千年文化，偉大，堅強，英雄祖國的象徵。”此外，還附上一份《設計人意見書》，針對梁思成的方案及反對意見作出陳述：
在國徽草案設計過程中，因清華大學梁思成諸先生亦在進行設計，為互相充實內容與表現形式，故一度交換意見，對梁先生之設計理想，頗表欽佩，我們的設計接受了梁先生很多寶貴意見，但與梁先生意見相左部分，仍加保留。故附上意見書，作為補充說明：
一、關於主題處理問題
梁先生認為：天安門為一建築物，不宜作為國徽中構成物，圖式化有困難，宜避免畫成一張風景片，要變成次要裝飾。
設計者認為：齒輪、嘉禾、天安門，均為圖案主要構成部分，尤宜以天安門為主體，即使畫成風景畫亦無妨（世界各國國徽中畫地理特徵的風景畫是很多的）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題。
二、關於寫實手法問題
梁先生認為：國徽造型最好更富圖式化、裝飾風，寫實易於庸俗。
設計者認為：自然形態的事物，必須經過加工，才能成為藝術品，加工過分或不適當，不但沒有強調自然事物的本質，反而改變了它的面貌。譬如群眾要求嘉禾式樣是非常現實的，又非常富於理想的，金光閃閃，顆粒累累。尚僅從形式上追求，無論出自漢磚也好，魏造象也好，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美感上的要求的，寫實是通俗的，但並不是庸俗的。
三、關於繼承美術歷史傳統問題
梁先生認為：國徽圖案應繼承美術上歷史傳統，多采用民族形式。
設計人認為：梁先生精神是好的，但繼承美術上歷史傳統，應該是有批判的，我們應該繼承服務人民的部分，批判反人民的部分——這是原則，更重要的：不是一味模仿古人，無原則歌頌古人，而是“推陳出新”。
梁先生認為：國徽中彩帶仿六朝石刻為高古，唐代就火氣重了。
設計者認為：六朝的、唐的石刻造型都可取法，看用於什麼場合，有些六朝石刻佛像綵帶，表現靜止，確是精構，倘用在國徽中，就太靜止了，而唐之吳帶是運動的，所謂“吳帶當風”，國徽綵帶採用這樣精神，正適應革命人民奔放感情的要求。
四、關於色彩運用問題
北京朱牆、黃瓦、青天，為世界都城中獨有之風貌，莊嚴華麗，故草案中色彩，主要採朱、金（同黃）、青三色。此亦為中國民族色彩，但一般知識分子因受資本主義教育，或受近世文人畫影響，厭此對比強烈色彩，認為“不雅”（尤其厭群青色，但不可改為洋普藍及孔雀藍，否則中國氣味全失，且與朱金不和）。實則文人畫未發展之前，國畫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畫，再早漢畫，均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廣大人民，至今仍熱愛此豐富強烈色彩，其次非有強烈色彩，不適合裝飾於中國建築上，倘一味強調“調和”，適應書齋味，一經高懸，則黯然無光，因之不能使國徽產生壯麗堂皇印象。
張仃的陳述中含有某種居高臨下的教訓意味，然而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這卻是很講道理、很有分寸的表述方式。所涉及的四點，除第一點涉及技術性的問題，後三點都是站在“民間”的立場上，對梁思成諸先生方案中的“古典”傾向提出批評與辯駁，其理論依據不外乎“廣大人民群眾美感上的要求”、“革命人民奔放感情的要求”、“廣大人民熱愛豐富強烈色彩”，這非常符合張仃這位酷愛民間藝術，在延安受過民粹主義思想洗禮的革命藝術家的風貌。時過境遷，站在客觀的立場，我們可以說：這裡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雙方站在各自的文化立場，依據各自的審美理念，通過國徽設計表達各自對新中國的理解。張仃追求的是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民間風格，梁思成追求的是中國知識精英認同的古典趣味，然而在當時，歷史的天平傾向於前者。
然而，事情很快發生微妙的變化。就在6月11日晚上，周恩來找梁思成談話，說服他以天安門為主體設計國徽圖案。第二天上午，梁思成就在清華新林院八號自己家中，向國徽設計小組全體成員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精神，並介紹了中央美院國徽設計小組的圖案及政協國徽組的幾點意見，組織大家開始了新的設計。
梁思成如此迅速地轉變，顯示了周恩來崇高的威望與人格魅力。然而，梁思成雖然接受了天安門作為國徽的主體，但依然頑強地堅持原有的國徽設計理念。6月15日晚八時國徽組召開會議，討論清華大學和中央美術學院兩個團隊新設計的方案。梁思成在發言中說：“我們認為國徽懸掛的地方是駐國外的大使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地方，所以它必須莊嚴穩重。”他提出了三點：第一、國徽不能像風景畫，“我們的任務是要以天安門為主體，而不要成為天安門的風景畫，外加一圈，若如此則失去國徽的意義”。第二、國徽不能像商標；第三、國徽必須莊嚴。對此，田漢提出了不同意見：“梁先生最要避免的是國徽成為風景畫，但也不必太避免。我認為最要考慮的是人民的情緒……梁先生的離我們遠些，張先生的離我們近些，所以我認為他們兩位的意見需要統一起來。”應當說，田漢的意見觸及了問題的要害。
6月16日，梁思成拿出新修訂的圖案，國徽審查小組再次開會，將這一方案與張仃的方案進行比較。沈雁冰寫出《國徽審查小組報告》：
贊成梁思成新作圖樣（金朱兩色、天安門、五星）者，計有：張奚若、鄭振鐸、廖承志、蔡暢、邵力子、陳嘉庚、李四光（李未到，然昨天已表示贊成此圖之原始草樣）。
邵力子於贊成該圖樣時，提一意見，主張把梁的原始草樣之一與此次改定之樣綜合起來，使此改定樣的天安門更像真些。
贊成的理由：梁圖莊嚴，藝術結構完整而統一（邵力子說張圖美麗而梁圖莊嚴）。
田漢、馬夷老，說兩者各有所長。……
這份報告顯示：梁、張的方案各有贊成者，但贊成梁思成方案的佔壓倒性多數，這個結果，與評審小組成員幾乎都是當時中國的高級知識精英這一特殊的背景有很大的關係。
根據評審小組的意見，梁思成再次組織人員修改圖稿，於次日拿出了國徽圖案的定稿，林徽因和梁思成共同起草了署名“清華大學營建學系”的《國徽設計說明書》，其中這樣寫道：
圖案內以國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門為主要內容。五星象徵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全國人民的大團結；天安門象徵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源地，與在此宣告誕生的新中國。以革命的紅色作為天空，象徵無數先烈的流血犧牲。底下正中為一個完整的齒輪，兩旁飾以稻麥，象徵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以通過齒輪中心的大紅絲結象徵全國人民空前鞏固，團結在中國工人階級的周圍……在處理方法上，強調五星與天安門在比例上的關係，是因為這樣可以給人強烈的新中國的印象，收到全面含義的效果。為了同一原因，用純金色浮雕的手法處理天安門，省略了煩瑣的細節與色彩，使天安門象徵化，而更適合於國徽的體裁。紅色描金，是中國民族形式的表現手法，兼有華麗與莊嚴的效果，採用作為國徽的色彩，是為中國勞動人民所愛好，並能代表中國藝術精神的。
新的國徽設計定稿顯示了林徽因、梁思成的大手筆。他們既接受了天安門，又對它作了改造。這首先體現在天安門與五星的比重上，更加突出了五星；天安門僅佔徽面的三分之一，並且被置於五星紅旗的包圍中，兩者互相映襯，更加完整地演繹了國徽的內涵。其次，設計者根據三十年代中國營造學社繪製的天安門實測圖，將天安門作了圖案式、虛擬化的處理，高度精確的同時，又高度的象徵化，並且採用金色。這樣一來，就與寫實的天安門風景畫拉開了距離，因此而獲得一種形而上的象徵意味。
將這份設計定稿與七個月前的玉璧方案相比，差別之大，自不待言，然而又是有一脈相承的地方，那就是它們的莊嚴高雅，而且“古典”與“民間”已經不露痕跡地結合到一起。
1950年6月20日，國徽審查小組召開會議，最後一次評審清華大學營建系與中央美術學院分別提出的方案。在中南海懷仁堂的一個會議室裡，擺滿了各式國徽設計圖案，正中放著兩個圖案：左邊一個是清華大學設計的，右邊一個是中央美院設計的，兩個圖案中都有天安門：中央美術學院的色彩豐富，非常美麗；清華大學的金紅兩色，十分莊嚴。經過一番討論，最終確定清華大學的國徽方案中選，並交付政協大會表決。在這次會議的記錄中，有這樣的記載：鄭振鐸、張奚若、沈雁冰認為清華大學方案“在藝術上非常成熟，結構完整而統一”。周恩來與馬敘倫提出：清華大學方案“金色和紅色表現了中國特點”；中央美術學院的方案“紅紅綠綠，雖然明朗，但不夠莊嚴”。三天以後，即1950年6月23日，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主席親自主持大會通過了決議。至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正式宣告誕生。
回顧國徽誕生的過程，令人回味無窮。可以說，它是在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決策與巧妙的斡旋之下，兩個設計理念、藝術風格大相徑庭的專業團隊通力合作的結果。梁思成、林徽因都是前朝“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風雲人物的後代，本人又是留洋歐美、學貫中西的古建築學家、文化名流，由他們來為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國設計國徽，真是太妙不過了。這充分體現了共和國第一代領導人傑出的政治智慧和統戰才能。然而，受制於知識背景、文化立場，以及對那場革命的某種隔膜，梁、林最初未能設計出合乎新政權要求的國徽。而張仃作為新政權中的一員，作為一位來自延安的革命藝術家，自然更能體會和理解新政權對國徽設計的期待和要求，率先提出天安門的主體創意，獲得中共最高領導的首肯。正是在這個基礎之上，梁思成、林徽因及其設計小組才大有作為，發揮出他們的優勢。路線對了頭，方法也就變得正確，只要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即使有點古典趣味、貴族趣味其實也無妨，畢竟是國徽，代表一個國家的尊嚴，不能太“下里巴人”。憑藉先進的測繪儀器、高超的設計手段和精深的學養，清華大學設計組在與中央美院設計組的競爭中，佔據了優勢，並在最終的評審中勝出。
行文至此，筆者以為關於國徽設計知識產權的爭議可以劃上句號：它既不屬於張仃，也不屬於林徽因、梁思成，它是一項特殊的“國有資產”，知識產權當然也只能歸於國家。而國徽設計的過程，倒是留下了豐富的話題，值得梳理和探討。
有幾件事情值得一提。1952年北京市為了拓寬交通，決定拆除天安門東西側的三座門時，梁思成堅決反對。那是兩座造型宏偉的明清古建築，對天安門起著重要的陪襯作用，是紫禁城整體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事情僵持了下來。這時，負責統戰工作的廖承志就來找張仃，讓他去做梁思成的工作。張仃猶豫再三，終於沒有去，因為從內心講，他也反對拆除這三座門。還有一個細節：北平和平解放後，張仃與幾位解放區的藝術工作者參觀故宮，走到太和殿前面廣場，張仃突然對著太和殿跪下。同行的人大為吃驚，說你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怎麼可以向封建帝王的金鑾殿下跪？張仃回答說：“我跪的不是皇帝老子，也不是什麼金鑾寶殿，我跪的是那些設計和建造了這麼偉大的建築藝術的古代工匠。”張仃此舉，令人想起梁思後來為保護北京古建築而奔走呼號的悲壯之舉。這說明作為有人文情懷的知識分子，在對傳統文化遺產的熱愛上，張仃與梁思成是相通的，這也證明：“民間”與“古典”並非對立，而是可以和諧相處的。
以下圖片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國歌檔案》中“全國政協國徽小組計論通過的國徽模型圖案”（1950年）“國徽圖樣與參加國徽設計的部分人員（1950年）”
——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檔案出版社
學習古籍版本，離不開查看實物、進入圈子、瞭解市場價格！網拍是無成本、最方便的學習方法：
長按圖片選擇“識別圖中二維碼”關注點滴拍賣
閱讀更多 古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