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7年，近代中国的建筑学理论探索进入发展兴盛时期，出现了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第一次高潮。20世纪20年代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中国建筑师是推动这次高潮出现的主要力量，其中包括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1924年，林徽因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系，并利用课余时间修完了建筑系的全部课程，1928年学成归国，开始致力于中国的建筑事业。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建筑需要和新的建设任务使林徽因投身于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又一个高潮中，她在生命的最后六个年头参与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实践了她一生追求的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
一、为共和国国徽设计作出重大贡献
1949年7月1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在《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刊登《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启事》，其中对国徽提出的具体设计要求是:“（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1］征集启事发表后，全国各界人士及海外华侨以高度的热情参与，然而，在收到的国内及海外华侨的图徽应征图案900余幅中，几乎没有符合要求的。8月24日，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国徽评选委员会向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报告:“因收到的作品太少，且也无可采用的，已另请专家拟制，俟收到图案之后，再行提请决定。” ［1］（pp. 276～277）
9月27日，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旗、国都、纪年和国歌四个决议案，大会主席团决定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由于没有合适的国徽，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没能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代表新中国的标志， 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赶在1950年的国庆节挂上国徽，全国政协决定分别组成梁思成、林徽因领导的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小组和以张仃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小组，展开国徽设计竞赛。［2］
早在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之前，作为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的林徽因就与助手莫宗江合作草拟了一幅国徽图案，后又汲取大家的意见改进为新图案。林徽因认为中国的国徽必须具有最鲜明的民族特征，不仅要表现革命的内容，还要体现出中华文明古国悠久的文化传统，避免像某些东欧国家一样成为苏联国徽的翻版。［3］林徽因和莫宗江经过约一个月的探索，并请时任清华大学中国美术史教授邓以蛰、工艺美术史教授王逊、雕塑学教授高庄及梁思成一同研究讨论，几经改进，终于在1949年10月23日完成国徽图案的早期设计，并提交了 《拟制国徽图案说明》。这个国徽图案是“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也可以说，上部的璧及璧上的文字，中心的金星，下部的齿轮，组织略成汉镜的样式，旁用嘉禾环抱，下面以红色组绶穿瑗为结 束。颜色采用金、玉、红三色。”［3］（pp.117～118）林徽因在国徽图案里尽量采用中国数千年艺术的 传统，将我国古代用以号召人民、象征国家团结统一的最隆重的礼器———玉璧作为国徽的基本图案，象征中华民族的团结、丰裕与和平，体现了她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情怀。同时，她把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与国家政权的新主题相融合，首次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设计入国徽图案;为体现新中国的政权特征，国徽图案底部设计有金色齿轮，旁饰金色嘉禾。金色齿轮代表工，金色 嘉禾代表农，红绶穿瑗成结象征革命人民大团结。这种把国徽和国旗联系在一起的创意，以及 齿轮、嘉禾、红绶和玉璧的造型，被后来正式颁布的国徽所采用。
与此同时，以张仃、钟灵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专家也在积极进行国徽设计，先期设计出5个与全国政协会徽相似的国徽图案，后来又设计出一个方案，把中间的图案由原来的标出中国国土的地球改为彩色的斜透视的天安门。这些方案与林徽因等人设计的方案于1950年6月10日一并送交政协一届五次常委会讨论。政协常委会对这几个方案均不满意，但对国徽图案中采用天安门表示肯定，因此决定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之一设计国徽。次日，全国政协国徽评选委员会召开会议，原则上通过国徽采用天安门图案，周恩来指定以林徽因、张仃分别负责的两个国徽设计图案为基础，重新设计国徽图案。
国徽设计的要求明确后，林徽因和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小组的成员们开始了紧张的设计。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小组成员分头准备。清华大学营建系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尤其是国徽中天安门的设计，清华大学营建系拥有天安门实测图。那是根据20世纪30年代林徽因等人参加中国营造学社时对天安门进行的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次测绘而绘制的实测图，能够满足国徽设计图案精确而合比例、宜于制作使用的需要。而美术家们所绘制的国徽图案中天安门都是目测的，不合比例。林徽因认为，在国徽图案中采用天安门图形是一个很好的构想。在中央提出要把天安门形象放进国徽的意见之后，她首先想到利用天安门的正投影来取代别家方案中的斜透视图，这样，从美术效果上看，一下子就使国徽图案有了一种与商标或纪念章全然不同的庄严 感。［4］她还建议把天安门前的两个华表向左右方向拉开距离，这样既能增加整体的开阔感，又使构图比较稳定。［5］
林徽因不仅是设计小组的领导者，也是小组设计思想的主要源泉。在反复研究了当时中央征集到的近千件国徽图稿之后，她高屋建瓴地提出“国徽”和“商标”的区别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从而使国徽设计的美术处理有了明确的方向。在应征的稿件中，有的设计明显模仿外国的国徽，特别是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及东欧诸国的国徽相似;有的设计花花绿绿，很不庄严;更有甚者与某些商品的商标图案十分相似。林徽因在设计小组展示了一些国家的“国徽”和一些商品的“商标”，通过分析比较，她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国徽”代表国家，包含政权，不是“商标”，不是一幅色彩写真画或一幅风景画;“商标”要符合宣传商品的要求，要有 “商业气”。“国徽”要庄严稳重，又要富丽堂皇，要象征化、图案化、程式化;要具民族特 色。图案要能够雕塑、做证章、做钢印和其他印章，便于印刷不走样。［1］（pp. 278～279）林徽因还找了一些古代的铜镜、玉环、玉璧等工艺美术作品作为设计小组的参考资料，从中启发灵感。［6］
通过这次“国徽”与“商标”的分析讨论，大家提高了对国徽设计的认识，渐渐地明确了国 徽图案设计应遵循的原则和创作思路。“国徽”和“商标”区别问题的讨论体现了林徽因深厚的中西文化艺术的根底和渊博的才学，也显示出她从分析实际事物出发，通过研究比较归纳为系统理论和应用法则的治学方法以及一丝不苟的精神。
国徽图案的色彩问题也是设计小组热烈讨论的主题之一。图案设计如果太复杂，雕塑时就不易处理，而颜色如果太复杂，在制作技术上也会存在困难。林徽因始终主张:国徽应该放弃多色彩的图案结构，采用中国人民千百年来传统喜爱的金红两色，这是中国自古以来象征吉庆的颜色，用之于国徽的基本色，不仅富丽堂皇，而且醒目大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 色。［6］（pp. 258～259）林徽因主张国徽采用金红两色，既是出于对制作问题的考虑，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中国民间在佳节、祝寿、婚嫁喜庆的日子里，总喜欢挂满缀有金字的大红灯笼和大红绸幛，金色和红色是中国古典建筑中最常用的颜色。作为建筑师，在国徽图案中采用金红两色的建议，立即得到小组其他成员的赞成。
国徽设计小组的成员人人动手画草图，绘制正式图，从各个方面进行探索，不断讨论并归纳集中，设计思想越来越明晰了。林徽因和梁思成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和爱国之心带领大家讨论研究方案，经常工作到深夜，先后做了二三十个正式完成的国徽图案。1950年6月17日，随着一幅定型的国徽图案的诞生，林徽因和梁思成共同起草了署名“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说明书》 ① ，阐述了设计创意:“图案内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五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天安门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源地，与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以革命的红色作为天空，象征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底下正中为一个完整的齿轮，两旁饰以稻麦，象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通过齿轮中心的大红丝结象征全国人民空前巩固，团结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周围……在处理方法上，强调五星与天安门在比例上的关系，是因为这样可以给人强烈的新中国的印象，收到全面含义的效果。为了同一原因，用纯金色浮雕的手法处理天安门，省略了烦琐的细节与色彩，使天安门象征化，而更适合于国徽的体裁。红色描金，是中国民族形式的表现手法，兼有华丽与庄严的效果，采用作为国徽的色彩，是为中国劳动人民所爱好，并能代表中国艺术精神的。”［1］（p.279）
1950年6月20日是确定最终方案的日子，林徽因和梁思成由于过度劳累都病倒了，由设计小组兼任秘书工作的朱畅中送审。周恩来主持审议国徽设计方案的会议，参加评选的方案是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和中央美术学院的方案。经过一番讨论和比较，会议确定了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的设计方案。第二天，林徽因和梁思成召集国徽设计小组成员，根据会议提出的修改意见，把麦稻穗设计得更为挺拔，以显示昂扬奋进的精神，并亲自对麦稻穗细部进行处理改进。6月23日，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召开，林徽因被特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全体代表起立，以鼓掌的方式通过了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并设计的国徽图案。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命令公布国徽图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终于诞生了。
国徽的设计是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师生集体智慧和个人艺术才能的完美结合，凝聚着参加设计的每一位建筑师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热爱，更倾注了林徽因的智慧和心血。这是林徽因在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历程中的一次重大实践，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投身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林徽因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参与的又一项重要工作，是她建筑人生的又一座丰碑。每当林徽因参与设计一个项目，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建筑如何表现中国的民族形式。在国徽设计中她圆满地做到了这一点，而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中她又进行了一番坚持民族形式的艰苦努力。
1949年9月30日下午，政协一届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并通过了纪念碑的碑文。接着，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征求纪念碑设计方案。在收到的近180份方案中大致可以分为几个主要类型:（1）认为人民英雄来自广大工农群众，碑应有亲切感，方案采用平铺在地面的方式;（2）以巨型雕像体现英雄形象;（3）用高耸矗立的碑形塔形，体现革命先烈高耸云霄的英雄气概和崇高品质。至于艺术形式，有用中国传统形式的，有用欧洲古典形式的，也有“现代”式的。［7］都市计划委员会邀请各方面单位、团体的代表以及在京的一些建筑师、艺术家会同评选。平铺地面的方案很快就被否定了，于是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以碑的形式为主，还是以雕像的形式为主?
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致主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应以碑的形式为主，以碑文为中心主题。当时他们最担心的是如果以雕像为主，天安门前建筑群的和谐可能会被苏联的青铜骑士之类的雕像破坏。［8］中国的现实情况与外国不同，外国的纪念雕塑一般只是纪念一人、一事，而人民英雄纪念碑则是纪念鸦片战争以来跨越百年的无数人和事，这是任何群雕大师无论用具体或抽象的雕塑都难以构思和表达的。如果以文字和书法表达纪念内容的传统方式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既能简单明了地表达这一伟大内容，又符合中国传统民族形式，体现出中国特色和中国气魄。林徽因曾直率地说:“任何雕像或群雕都不可能和毛泽东亲题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和周恩来亲题的碑文相比。”［4］（pp.170～171）经过多次讨论，都市计划委员会采用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建议的设计方案，即以碑为主，以碑文为主题。这是林徽因追求民族形式的又一次成功。
1952年5月，参加设计工作的林徽因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以下简称碑建会）委员。［8］（p.321）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中，林徽因不仅承担美术设计方面的任务， 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成为整个设计小组的实际领导者，对于纪念碑的整体造型、结构都提出了原 则性的意见。当时作为碑建会主要负责人的梁思成工作十分繁忙，经常赴苏联访问，林徽因承担了设计小组的组织工作并亲自为碑座和碑身设计了全套饰纹，特别是纪念碑小须弥碑座上的一系列花环浮雕。从总平面规划到装饰图案纹样，林徽因一张一张认真推敲，反复研究。在设计风格上，林徽因主张以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唐代风格为蓝本，盛唐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的华彩乐章，显示着时代风貌和社会形态。唐代雕塑吸收了南朝文化精致、细腻、华美的优点，又刚柔并济，浑厚中有灵巧，粗犷中有妩媚，豪放中有细腻，凝重中有轻盈。唐代雕塑代表着完满、和谐，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结构体系。唐代艺术具有与欧洲文艺复兴类似的人文主义特点，因此能更好地表达人民对英雄的歌颂与怀念。［6］（p. 272）
在选用装饰花环的花卉品种上，林徽因最初选用木棉花，咨询花卉专家后得知木棉并非中国原产，便放弃这一构想。［6］（p. 273）最后选定了牡丹、荷花和菊花三种花作为高贵、纯洁和坚韧的象征。为了更好地完成设计，做出最完美的图案，林徽因画了数百张不同风格的草图;对笔下的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描画过几十次、上百次。建成后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小须弥碑座采用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设计意见，小须弥碑座四周刻有牡丹、荷花和菊花三种花图案组成的8个大花环浮雕，同大须弥碑座的8幅近代历史浮雕相互照应，把英雄的乐章推向高潮。
三、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两大建筑设计。在众多的应征作品中，林徽因等主持的设计方案脱颖而出并最终被采用，这不仅是她及设计小组设计的成功，更是她长期追求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的硕果。无论是国徽的形制和图案，还是纪念碑的形式和中心主题，都可以使人鲜明地感觉到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魄。林徽因一生能孜孜不倦地追求和探索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既是时代潮流的影响，也是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祖国的深切情怀使然。
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探索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的第一次高潮，实质是弘扬中国建筑固有的民族风格和特色。作为有着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建筑师，林徽因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融入到这一高潮中。从20世纪30年代起，她和梁思成等人先后勘察了山西、河北、陕西、河南等地的古建筑，走遍了中国近200个县，实地勘察了2000余处中国古代建筑遗构。［7］（p.195）林徽因针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弱点，提出用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结构技术结合中国建筑的传统文化创造出令人更为满意的新建筑，以实现中国建筑的新发展。在林徽因看来，“建筑本是有民族特性的，它是民族文化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新中国的建筑必须建立在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同时又必须吸收外国的，尤其是苏联的先进经验，以满足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众多而繁复的需求，真正地表现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的精神。”［9］
1954年4月1日清晨，林徽因未及见到她参与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上矗立起来就与世长辞了，终年51岁。北京市人民政府把林徽因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建会决定将她亲手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环刻样移作她的墓碑。墓体由梁思成亲自设计，由莫宗江用中国营造学社特有的字体勾画出“建筑师林徽因之墓”几个字，以最朴实、简洁的造型体现出她一生的追求和探索。
［参引文献］
［1］陈学勇:《林徽因寻真———林徽因生平创作丛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6页。 ［2］马全洲、周凯军:《国旗·国徽·国歌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3］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4］刘小沁编选《窗子内外忆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5］张清平:《林徽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1页。
［6］林杉:《一代才女林徽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页。
［7］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8］丁言昭:《骄傲的女神林徽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21页。
［9］梁思成、林徽因:《祖国的建筑传统与当前的建设问题》，《新观察》1952年9月第16期，
转引自梁从诫 编《林徽因文集·建筑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
相关链接：
李兆忠：玉璧与天安门——关于国徽设计的回顾与思考
中央美院方案
清华大学方案
中央美院方案 1950年6月15日
清华大学方案 1950年6月17日
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关于这个问题历来聚讼纷纭，有人说是张仃，有人说是林徽因、梁思成，也有人说是高庄，其实都不确切。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国徽设计是在中共最高领导的把关、决策之下，时代精英的参与之下，以林徽因、梁思成为首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以张仃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两个设计团队合作而成的一次规模宏大的集体创作。
1949年7月10日，新中国政协筹备委员会在《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上刊出《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启事》，其中对国徽的设计要求是：第一，中国特征；第二，政权特征；第三，形式须庄严富丽，截止日期为当年的8月20日。启事发表后，收到国内及海外华侨的国徽应征图案九百余幅，其中几乎没有符合要求的。鉴于国徽设计具有很强的专业性，8月24日，政协筹备委员会国徽评选委员会向全国政协报告：“因收到的作品太少，且也无可采用的，已另请专家拟制，俟收到图案之后，再行提请决定。”
1949年9月25日晚八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会议，协商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据记载，这次会议上，大家对国徽应征图稿都不满意，毛泽东最后说：“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9月27日，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旗、国都、纪年和国歌四个决议案，只有国徽暂付阙如。（因为这个原因，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时天安门城楼上未能悬挂代表新中国的国徽，不能不是一个遗憾。）大会主席团决定，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正是这样的背景，产生了以梁思成、林徽因为首的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小组和以张仃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小组。
其实早在接到政协的邀请之前，两个团队的主持人张仃和林徽因已经开始设计国徽。1949年夏天张仃受命于周恩来，住进中南海瀛台的待月轩，负责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的改造，全国政协会议美术设计（包括政协会徽、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邮票设计）、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包括开国大典纪念邮票设计和国徽设计）等工作。对于这位来自延安、中共党内公认的首席美术设计家，为新成立的共和国设计国徽，是理所当然的事，其时与张仃同住一起的还有钟灵。钟灵是中南海政务院总务办公室主任、政协筹备委员会布置科科长，负责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请示汇报，也参与设计工作。
张仃、钟灵设计的第一个国徽图案以标有红色中国版图的地球、五角星为主体，配以齿轮、嘉禾、红绶。这个图案是根据张仃刚完成的政协会徽略作调整设计而成的。在政协筹备会1949年9月23日编印的《国徽图案参考资料》上，设计者这样解释图案的总体含义：
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像一个太阳一样，在东方升起。
这一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与文化的伟大古国，在共产主义的光芒照射之下，获得了解放。
这一历史性的变革，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创造了富强康乐的先决条件，而且给予东方所有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迫害的国家人民增强了信心，指出了方向。中国的解放，是全世界（特别是东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光明和希望。
接着设计者这样解释纹样的含义：一：齿轮、嘉禾的结合，代表工农联盟；二：衬景及五角红星，代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及共产主义的光芒普照全球；三：地球上面将我国版图显露出来，表现了我国特征——地域辽阔广大。这个图案色彩鲜艳，具有丰富的象征性，比如齿轮显露的五个齿代表“红五月”，青色表示钢铁；地球的光芒象征东方的黎明，光芒共三十一道，代表我国三十一个行政省和自治区等等，它的内涵实际上已超出国徽征求启示的要求，延伸到“共产主义的光芒普照全球”，其不足之处，是“五千年悠久历史与文化”并没有得到体现。
差不多同一个时候，林徽因与她的助手莫宗江设计了一幅以玉璧为主体的国徽图案，后经清华大学中国美术史教授邓以蛰、工艺美术史教授王逊、雕塑学教授高庄及中国雕塑史教授梁思成的集体研究讨论，于1949年10月23日正式完成。在《拟制国徽图案说明》中，设计者这样写道：
拟制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也可以说，上部的璧及璧上的文字，中心的金星齿轮，组织略成汉镜的样式，旁用嘉禾环抱，下面以红色组绶穿瑗为结束。颜色用金、玉、红三色。
璧是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器，周礼：“以苍璧礼天。”说文：“瑗，大孔璧也。”这个璧是大孔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瑗。《荀子·大略》篇说：“召人以瑗。”以瑗召全国人民，象征统一。璧或瑗都是玉制的，玉性温和，象征和平。璧上浅雕卷草花纹为地，是采用唐代卷草的样式。国名字体是汉八分书，金色。
大小五颗金星是采用国旗上的五星，金色齿轮代表工，金色嘉禾代表农，这三种母题都是中国传统艺术里所未有的。不过汉镜中的弧纹，与齿纹略似，所以作为齿轮，用在相同的地位上。汉镜中心常有四瓣的钮，本图案则为五角的大星；汉镜上常用的乳，小五角星也是乳的变形，全部做成镜形，以象征光明。嘉禾抱着璧的两侧，缀以红缓，红色象征革命，红缓穿过小瑗的孔成一个结，象征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红绶和瑗结采用的摺纹样式是南北朝造像上所常见的风格，不是西洋系统的缎带结之类。
设计人在本图案里尽量地采用了中国数千年艺术的传统，以表现我们的民族文化；同时努力将象征新民主主义中国政权的新母题配合，求其由古代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图案；彩色仅用金、玉、红三色；目的在求其形成一个庄严典雅而不浮夸艳俗的图案，以表示中国新旧文化之继续与调和……
这个方案格调高雅，散发着浓郁的古典情调，它极力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处处从古代历史寻找根据，甚至连五星、齿轮这些象征革命的符号，都是从汉代铜镜中寻找造型依据，共和国的国名也指明用汉隶书写。这反映了设计者对那场革命认识上的某种错位：玉璧可以象征一切的时代或朝代，却无法明确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场新民主主义革命，虽有五星、齿轮配合，已是轻重失衡，新生的革命政权实际上已被置于派生性的位置。这种厚古薄今的做法，显然不合时宜。
七个月之后，随着国庆一周年的逐步临近，国徽审议工作开始紧张地进行。此时张仃已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的主任，组建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国徽设计小组，成员有张光宇、周令钊、曹肇基。受开国大典盛况的触发，张仃又设计了一个国徽图案，这次是以天安门作为主体，替代了绘有红色中国版图的地球，不过天安门被处理成斜透视，显然是出于艺术表现上的考虑。关于天安门的构想，张仃自己后来这样解释：“天安门广场既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天安门还是刚刚举行过开国大典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同天安门有关，所以我就把天安门设计进了国徽。”其实在此之前，张仃设计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和第一套开国大典纪念邮票时，都采用了天安门的形象，证明此举不是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
张仃的这个新方案与前述的两个方案于1950年6月10日递交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五次常务委员会讨论。马叙伦、沈雁冰在1950年6月21日写就的《国徽审查组报告》中对这次会议有明确记载：“计得有仿政协会徽拟制的五个图案，亦仿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一个图案，另有以民族形式拟制的两个图案，一并送请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审定。经常委会认为均未恰当，指示以第二种方式为主，加以修正，另制图案。”这说明：政协常委会对三个方案都不满意，但对张仃新设计的图案中采用天安门表示肯定，最后决定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让两个设计组重新设计。张仃与林徽因先期设计的两个方案之所以被否决，显然是因为前者“中国特征”的表达不够充分，缺少文化历史的内涵；后者以玉璧为主体，与国徽的“政权特征”有一种前提性地错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仃第二个方案中的天安门创意得到常委们的肯定，因为天安门有双重的象征意义，既可代表中国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又是中国革命的发端（五四运动）与胜利（开国大典）的见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场新民主主义革命十分形象地表达了出来，但这个天安门是斜透视，美丽有余，庄重不足，故有必要重新设计。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围绕着要不要把天安门放进国徽，曾经有过争论。6月11日国徽组召开会议，对中央美院国徽设计小组的“仿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进行讨论，梁思成发言对采用天安门明确表示反对：“我觉得一个国徽并非是一张图画，亦不是画一个万里长城、天安门等图式便算完事。……而天安门西洋人能画出，中国人亦能画出来的，故这些画家所绘出来的都相同。然而并非真正表现出中华民族精神，采取用天安门式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要用传统精神或象征东西来表现的。同时在图案处理上感觉有点不满意，即是看起来好像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的色彩。”然而这只是表面的理由，梁思成反对天安门入国徽另有更深刻的理由，那就是天安门是封建王权的象征，不应放进人民共和国的国徽。
同样的天安门，在梁思成眼中是封建王权的象征，在张仃心目中却是中国革命的象征，可谓意味深长，实际上从正反两方面诠释了天安门作为一个象征载体的复杂的内涵，反映了不同知识背景、人生经历与文化立场的知识分子文化诉求的差异性，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新成立的共和国不同的理解与期待。
必须指出的是，梁思成反对天安门入国徽，并不意味他不喜欢天安门；恰恰相反，作为一个古建筑学家，他对天安门有着近乎宗教的崇拜，惟其如此，他才成为北京古城悲壮的捍卫者，在狂热的年代挺身而出，以一己微薄之力，反对拆除古城墙，为此差一点被打成右派。同样，张仃采天安门入国徽，并非仅仅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同样有文化的底蕴。也许在张仃看来，没有什么实体比天安门的端庄、雍容、富丽的形象更能代表中国，所以，在他主持设计的徽志、邮票和展览会场中，只要是代表中国，他都不忘记给天安门一个中心的位置。梁、张的区别仅在于：前者出自于文人绅士的情怀与眼光，立足于“古典”，后者出自于革命艺术家的趣味与理想，立足于“民间”。
对梁思成的反对意见，张仃很快作出回应。6月15日，张仃提交经过改进后的国徽图案（张光宇、周令钊提供技术意见，曹肇基助理绘图），并写出说明书：“一、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金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三、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此外，还附上一份《设计人意见书》，针对梁思成的方案及反对意见作出陈述：
在国徽草案设计过程中，因清华大学梁思成诸先生亦在进行设计，为互相充实内容与表现形式，故一度交换意见，对梁先生之设计理想，颇表钦佩，我们的设计接受了梁先生很多宝贵意见，但与梁先生意见相左部分，仍加保留。故附上意见书，作为补充说明：
一、关于主题处理问题
梁先生认为：天安门为一建筑物，不宜作为国徽中构成物，图式化有困难，宜避免画成一张风景片，要变成次要装饰。
设计者认为：齿轮、嘉禾、天安门，均为图案主要构成部分，尤宜以天安门为主体，即使画成风景画亦无妨（世界各国国徽中画地理特征的风景画是很多的）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题。
二、关于写实手法问题
梁先生认为：国徽造型最好更富图式化、装饰风，写实易于庸俗。
设计者认为：自然形态的事物，必须经过加工，才能成为艺术品，加工过分或不适当，不但没有强调自然事物的本质，反而改变了它的面貌。譬如群众要求嘉禾式样是非常现实的，又非常富于理想的，金光闪闪，颗粒累累。尚仅从形式上追求，无论出自汉砖也好，魏造象也好，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美感上的要求的，写实是通俗的，但并不是庸俗的。
三、关于继承美术历史传统问题
梁先生认为：国徽图案应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多采用民族形式。
设计人认为：梁先生精神是好的，但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应该是有批判的，我们应该继承服务人民的部分，批判反人民的部分——这是原则，更重要的：不是一味模仿古人，无原则歌颂古人，而是“推陈出新”。
梁先生认为：国徽中彩带仿六朝石刻为高古，唐代就火气重了。
设计者认为：六朝的、唐的石刻造型都可取法，看用于什么场合，有些六朝石刻佛像彩带，表现静止，确是精构，倘用在国徽中，就太静止了，而唐之吴带是运动的，所谓“吴带当风”，国徽彩带采用这样精神，正适应革命人民奔放感情的要求。
四、关于色彩运用问题
北京朱墙、黄瓦、青天，为世界都城中独有之风貌，庄严华丽，故草案中色彩，主要采朱、金（同黄）、青三色。此亦为中国民族色彩，但一般知识分子因受资本主义教育，或受近世文人画影响，厌此对比强烈色彩，认为“不雅”（尤其厌群青色，但不可改为洋普蓝及孔雀蓝，否则中国气味全失，且与朱金不和）。实则文人画未发展之前，国画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画，再早汉画，均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至今仍热爱此丰富强烈色彩，其次非有强烈色彩，不适合装饰于中国建筑上，倘一味强调“调和”，适应书斋味，一经高悬，则黯然无光，因之不能使国徽产生壮丽堂皇印象。
张仃的陈述中含有某种居高临下的教训意味，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这却是很讲道理、很有分寸的表述方式。所涉及的四点，除第一点涉及技术性的问题，后三点都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对梁思成诸先生方案中的“古典”倾向提出批评与辩驳，其理论依据不外乎“广大人民群众美感上的要求”、“革命人民奔放感情的要求”、“广大人民热爱丰富强烈色彩”，这非常符合张仃这位酷爱民间艺术，在延安受过民粹主义思想洗礼的革命艺术家的风貌。时过境迁，站在客观的立场，我们可以说：这里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双方站在各自的文化立场，依据各自的审美理念，通过国徽设计表达各自对新中国的理解。张仃追求的是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风格，梁思成追求的是中国知识精英认同的古典趣味，然而在当时，历史的天平倾向于前者。
然而，事情很快发生微妙的变化。就在6月11日晚上，周恩来找梁思成谈话，说服他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徽图案。第二天上午，梁思成就在清华新林院八号自己家中，向国徽设计小组全体成员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并介绍了中央美院国徽设计小组的图案及政协国徽组的几点意见，组织大家开始了新的设计。
梁思成如此迅速地转变，显示了周恩来崇高的威望与人格魅力。然而，梁思成虽然接受了天安门作为国徽的主体，但依然顽强地坚持原有的国徽设计理念。6月15日晚八时国徽组召开会议，讨论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两个团队新设计的方案。梁思成在发言中说：“我们认为国徽悬挂的地方是驻国外的大使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地方，所以它必须庄严稳重。”他提出了三点：第一、国徽不能像风景画，“我们的任务是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而不要成为天安门的风景画，外加一圈，若如此则失去国徽的意义”。第二、国徽不能像商标；第三、国徽必须庄严。对此，田汉提出了不同意见：“梁先生最要避免的是国徽成为风景画，但也不必太避免。我认为最要考虑的是人民的情绪……梁先生的离我们远些，张先生的离我们近些，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位的意见需要统一起来。”应当说，田汉的意见触及了问题的要害。
6月16日，梁思成拿出新修订的图案，国徽审查小组再次开会，将这一方案与张仃的方案进行比较。沈雁冰写出《国徽审查小组报告》：
赞成梁思成新作图样（金朱两色、天安门、五星）者，计有：张奚若、郑振铎、廖承志、蔡畅、邵力子、陈嘉庚、李四光（李未到，然昨天已表示赞成此图之原始草样）。
邵力子于赞成该图样时，提一意见，主张把梁的原始草样之一与此次改定之样综合起来，使此改定样的天安门更像真些。
赞成的理由：梁图庄严，艺术结构完整而统一（邵力子说张图美丽而梁图庄严）。
田汉、马夷老，说两者各有所长。……
这份报告显示：梁、张的方案各有赞成者，但赞成梁思成方案的占压倒性多数，这个结果，与评审小组成员几乎都是当时中国的高级知识精英这一特殊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根据评审小组的意见，梁思成再次组织人员修改图稿，于次日拿出了国徽图案的定稿，林徽因和梁思成共同起草了署名“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的《国徽设计说明书》，其中这样写道：
图案内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五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天安门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源地，与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以革命的红色作为天空，象征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底下正中为一个完整的齿轮，两旁饰以稻麦，象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通过齿轮中心的大红丝结象征全国人民空前巩固，团结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周围……在处理方法上，强调五星与天安门在比例上的关系，是因为这样可以给人强烈的新中国的印象，收到全面含义的效果。为了同一原因，用纯金色浮雕的手法处理天安门，省略了烦琐的细节与色彩，使天安门象征化，而更适合于国徽的体裁。红色描金，是中国民族形式的表现手法，兼有华丽与庄严的效果，采用作为国徽的色彩，是为中国劳动人民所爱好，并能代表中国艺术精神的。
新的国徽设计定稿显示了林徽因、梁思成的大手笔。他们既接受了天安门，又对它作了改造。这首先体现在天安门与五星的比重上，更加突出了五星；天安门仅占徽面的三分之一，并且被置于五星红旗的包围中，两者互相映衬，更加完整地演绎了国徽的内涵。其次，设计者根据三十年代中国营造学社绘制的天安门实测图，将天安门作了图案式、虚拟化的处理，高度精确的同时，又高度的象征化，并且采用金色。这样一来，就与写实的天安门风景画拉开了距离，因此而获得一种形而上的象征意味。
将这份设计定稿与七个月前的玉璧方案相比，差别之大，自不待言，然而又是有一脉相承的地方，那就是它们的庄严高雅，而且“古典”与“民间”已经不露痕迹地结合到一起。
1950年6月20日，国徽审查小组召开会议，最后一次评审清华大学营建系与中央美术学院分别提出的方案。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个会议室里，摆满了各式国徽设计图案，正中放着两个图案：左边一个是清华大学设计的，右边一个是中央美院设计的，两个图案中都有天安门：中央美术学院的色彩丰富，非常美丽；清华大学的金红两色，十分庄严。经过一番讨论，最终确定清华大学的国徽方案中选，并交付政协大会表决。在这次会议的记录中，有这样的记载：郑振铎、张奚若、沈雁冰认为清华大学方案“在艺术上非常成熟，结构完整而统一”。周恩来与马叙伦提出：清华大学方案“金色和红色表现了中国特点”；中央美术学院的方案“红红绿绿，虽然明朗，但不够庄严”。三天以后，即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大会通过了决议。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正式宣告诞生。
回顾国徽诞生的过程，令人回味无穷。可以说，它是在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决策与巧妙的斡旋之下，两个设计理念、艺术风格大相径庭的专业团队通力合作的结果。梁思成、林徽因都是前朝“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风云人物的后代，本人又是留洋欧美、学贯中西的古建筑学家、文化名流，由他们来为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设计国徽，真是太妙不过了。这充分体现了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杰出的政治智慧和统战才能。然而，受制于知识背景、文化立场，以及对那场革命的某种隔膜，梁、林最初未能设计出合乎新政权要求的国徽。而张仃作为新政权中的一员，作为一位来自延安的革命艺术家，自然更能体会和理解新政权对国徽设计的期待和要求，率先提出天安门的主体创意，获得中共最高领导的首肯。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梁思成、林徽因及其设计小组才大有作为，发挥出他们的优势。路线对了头，方法也就变得正确，只要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即使有点古典趣味、贵族趣味其实也无妨，毕竟是国徽，代表一个国家的尊严，不能太“下里巴人”。凭借先进的测绘仪器、高超的设计手段和精深的学养，清华大学设计组在与中央美院设计组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并在最终的评审中胜出。
行文至此，笔者以为关于国徽设计知识产权的争议可以划上句号：它既不属于张仃，也不属于林徽因、梁思成，它是一项特殊的“国有资产”，知识产权当然也只能归于国家。而国徽设计的过程，倒是留下了丰富的话题，值得梳理和探讨。
有几件事情值得一提。1952年北京市为了拓宽交通，决定拆除天安门东西侧的三座门时，梁思成坚决反对。那是两座造型宏伟的明清古建筑，对天安门起着重要的陪衬作用，是紫禁城整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事情僵持了下来。这时，负责统战工作的廖承志就来找张仃，让他去做梁思成的工作。张仃犹豫再三，终于没有去，因为从内心讲，他也反对拆除这三座门。还有一个细节：北平和平解放后，张仃与几位解放区的艺术工作者参观故宫，走到太和殿前面广场，张仃突然对着太和殿跪下。同行的人大为吃惊，说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怎么可以向封建帝王的金銮殿下跪？张仃回答说：“我跪的不是皇帝老子，也不是什么金銮宝殿，我跪的是那些设计和建造了这么伟大的建筑艺术的古代工匠。”张仃此举，令人想起梁思后来为保护北京古建筑而奔走呼号的悲壮之举。这说明作为有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在对传统文化遗产的热爱上，张仃与梁思成是相通的，这也证明：“民间”与“古典”并非对立，而是可以和谐相处的。
以下图片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中“全国政协国徽小组计论通过的国徽模型图案”（1950年）“国徽图样与参加国徽设计的部分人员（1950年）”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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