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油畫百年回顧-如歌如泣的愛，常書鴻和陳秀芝
（梵婀玲，常書鴻畫）
如歌如泣的愛，常書鴻和陳秀芝
老樹
常書鴻（1904—1994）和陳芝秀（1908—1979）是在杭州結婚後一起去法國學習藝術的，出國前在杭州任美術教師，都具備一定的美術基礎。到法國後，常書鴻先學工藝，後學繪畫，陳芝秀學習雕塑，她的作品曾參加里昂春季沙龍和巴黎春季沙龍。兩人都是“中國留法藝術學會”的發起人和骨幹分子，陳芝秀在發表於《藝風》雜誌的文章《我們需要一個調和的藝術空氣》中，闡述了組織藝術學會的緣起：“我們知道要閒遊於荒山窮溪之間，必須先除荊棘先去淤塞。我們需要一個為我們詠唱描繪的公園，我們需要一個調和的空氣。”
（陳秀芝像，1934年，常書鴻畫）
中國留法藝術學會經常活動的地點就在常書鴻家裡，陳芝秀以她無可挑剔的聰敏和美麗，完美地扮演著沙龍女主人的角色。她漂亮而又重視化妝打扮，據她當年的老同學講，其漂亮程度“遠遠超過”名聞遐邇的徐悲鴻夫人蔣碧薇。而常書鴻之才華橫溢，也為他的同學和朋友所一致稱道。在當時留法學生眼裡，這兩人真是佳偶天成。他倆的女兒常沙娜在里昂出生，“沙娜”者，流經里昂的塞納河之謂也。這是他們的摯友呂斯百給起的名字，以此紀念使這些年輕人魂牽夢繞的法蘭西歲月。
1936年常書鴻學成歸國時，陳芝秀和孩子仍然留在巴黎，因為他們不清楚國內生活環境和藝術環境究竟如何。常書鴻乘火車經蘇俄回國後，任北平藝專造型藝術部主任，頗受當時教育文化界官員王世傑、陳立夫、張道藩之器重。他讓陳芝秀和女兒也從巴黎回國。陳芝秀帶沙娜乘船回國途中，在地中海聽到日本進攻北平盧溝橋的消息。她們在上海登岸，與作為國立藝專教授的常書鴻會合，輾轉流亡於西南各地，在日本空軍轟炸貴陽時九死一生，最後到達當時的陪都重慶。
（陳秀芝像，常書鴻畫）
（常書鴻）
1943年，常書鴻受當時監察院長於右任推舉，由教育部委任主持敦煌藝術研究所。他離開四川重慶到蘭州，沿河西走廊穿越戈壁到莫高窟。研究敦煌石窟藝術，是常書鴻的夢想。但在陳芝秀想來，放棄城市生活去西北邊陲，穿越數百里渺無人煙的戈壁灘，在古代石窟間安家，簡直是異想天開。經過反覆討論和不斷爭吵之後，妻子終於向丈夫讓步，陳芝秀帶著子女離開重慶到莫高窟與常書鴻相聚。那時敦煌莫高窟生活條件的艱難，是今天難以想象的，但夫婦二人作為研究所第一批工作人員，每天到石窟作壁畫、彩塑的複製工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常書鴻，陳秀芝及女兒常沙娜）
（常書鴻，陳秀芝，女兒莎娜及兒子嘉陵）
（畫家家庭）
（常莎娜)
對於常書鴻來說，朝夕面對石室寶藏，便是人生最大的幸運。但對於一直嚮往西方現代文化氛圍的陳芝秀來說，戈壁石室的生活是難以忍受的，最簡單的一件變化——脫下合身的旗袍，穿上寬大臃腫的老羊皮大衣，就讓她既傷心又難堪。當她確切地知道常書鴻決心永遠地留在敦煌，而“第三者”國民黨青年軍官趙忠清又從中挑動時，夫妻關係便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1945年4月間，陳芝秀不辭而別，與同鄉青趙忠清從莫高窟出走，經酒泉到蘭州。常書鴻從董希文那裡得悉陳芝秀出走的確鑿消息後，曾揚鞭馳馬星夜兼程追趕出走的妻子，直到暈倒在戈壁上，被過路的地質工作者救起。隨之而來的是雙方在蘭州的報紙上刊登脫離夫妻關係的聲明，這時候難免意氣用事，形諸文字，則有“狗賤人”之類不遜之詞，這曾使當時甘肅文化教育界人士大感驚詫。陳芝秀離開敦煌後，先回到浙江諸暨老家，後來到杭州謀生。常書鴻帶著女兒沙娜和兒子嘉陵留在敦煌，直到幾年後與來到敦煌工作的青年畫家李承仙女士結婚。
（李承仙）
（常書鴻和李承仙）
（常書鴻和李承仙）
（常書鴻和李承仙）
（常書鴻，李承仙及孫女）
（女兒常嘉煌）
晚年的常書鴻對陳芝秀的出走不再持極端態度，他在回憶錄中這樣看待他倆的離異：“在選擇事業還是選擇家庭的這一關鍵時刻……最終我還是決定以事業為重，讓她走吧！”陳芝秀也不是輕率地走出這一步，她有她自己的矛盾和追求：“回想妻子這幾年跟我一起遭受的痛苦，在怨恨之後，又感到自己心頭襲來的一陣自我譴責……”常書鴻分析了陳芝秀的思想狀況，在經歷了日本空軍對貴陽的大轟炸之後，目睹人間煉獄的陳芝秀成為虔誠的基督教徒，到敦煌這一佛教聖地之後仍然堅持每天作禮拜，祈求聖母瑪麗亞保佑全家。另一方面，經過長期的巴黎生活之後，陳芝秀已經習慣了法國的生活方式，她像一般法國婦女一樣每天化妝打扮，穿高跟鞋，“得體的衣著和經過化妝的模樣與當地封閉的農民們又髒又破的裝束形成極為鮮明的對比，引起了當地人的注目甚至圍觀。”（當地農民在背地裡叫她“妖精”）而常書鴻自己卻一心沉在工作中，沒有好好照顧妻子，“工作不順心時常與妻子發生口角甚至爭吵”。
（與路易艾黎在甘肅山丹1950）
（與李約瑟在一起1957）
（與竺可楨夫婦，1972年）
（韓素英等參觀敦煌與研究所人員合影1972）
（陪同鄧小平、王任重等參觀莫高窟1980）
（與鄧穎超同志在一起1980）
（在日本東京中國大使館與江澤民、錢其琛等中央領導在一起1992）
1949年以後，常書鴻對敦煌藝術的研究和保護事蹟被廣泛宣傳，在許多宣傳
報導和“報告文學”中，常書鴻被描寫成“敦煌藝術的守護神”，而陳芝秀則成了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背叛藝術背叛愛情的的反面人物。與他一起離開敦煌的趙忠清由於曾是國民黨軍隊的小軍官，在杭州被捕入獄，後來在獄中患病死去。為了活下去，陳芝秀只能再嫁。這一次是一個貧困的工人，婚後終日遭受家人白眼。
(在洞窟中臨摹1981)
（考察安西陽城遺蹟1983）
(在畫室創作1985)
(在創作“飛天”壁畫1988)
(在家中工作1993）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就已經不止於常書鴻不原諒陳芝秀，而是整個社會態度鮮明立場堅定地不依不饒，與她專業對口的一切單位全都對她關閉了大門。作為雕塑家的陳芝秀走投無路，淪落到在街道為人洗衣服謀生的境地。與她當年一道學習雕塑的同學（如劉開渠、曾竹韶、王臨乙、王合內等人）如今德高望重的教授們，對這位早年的女同學也是一字不提。我只在秦宣夫夫婦那裡聽到過對陳芝秀的同情，說起陳芝秀的今昔，他們只有搖頭嘆氣。
(街頭女孩）
（在蒙古包）
今天的中國藝術界，大概不會再像當年那樣眾口一辭地譴責陳芝秀。我們只能將他們的悲劇歸結為性格的差異和生活理想的矛盾。有些人曾經作出好心地假設：“如果他們在人生理想、生活志趣上比較一致，他們的婚姻一定會是另一種結局。”我曾設想，如果陳芝秀是一個男人，他的結局是不是也會如此？如果陳芝秀活在文化事業未經政治整合的社會環境，又當如何？如果常書鴻沒有去敦煌，又當如何……這種種假設當然無從驗證，我們甚至無法得知在兩位藝術家走到人生盡頭的時候，是否曾經思考過他們愛情的前因後果，或者在心頭浮現過遙遠歲月的片段？
（甘孜風情）
（三危山）
（雪朝寒雀）
從常書鴻這一方看，與1945年在蘭州報紙上刊登的聲明相比，他在1948年發表於《大公報》上的文章是這樣敘述他的婚變的：“這裡既然是一個40裡無人煙的孤僻所在，一般年輕同事，因為與城市生活隔絕的關係，日久就會有精神上異常孤寂之感……作者的妻——一個在巴黎繁華世界混了八九年的女人，就是為了過不慣這種修道院孤寂冷靜的生活，在1945年4月拋棄了子女潛逝無蹤地奔向她理想的樂園去了。”如前所引述，在數十年之後，在他去世前完成的回憶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中對陳芝秀的看法又有所改變。
(常書鴻畫）
（常書鴻畫）
1980年，池田大作問常書鴻：“如果來生再到人世，你將選擇什麼職業呢？”常書鴻的回答是：“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轉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來到這世界，我將還是‘常書鴻’……回首已過去的人生，我自豪地認為，我的人生選擇沒有錯……”。
（平地一聲雷）
沒有任何人問過陳芝秀這樣的問題，她完全徹底地在中國文化界消失了。僅有的一次“閃現”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北京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有大字報揭發常沙娜給她的“反革命母親陳芝秀”寫信匯錢，這成為常沙娜“不與反革命劃清界限”的罪狀。此時的陳芝秀心頭沒有政治是非，沒有藝術得失，只有宗教感情，她給女兒的信中說她的遭遇“是上帝對我的懲罰”，“因為我走錯了一步”……1979年，當年留法同學，呂斯百夫人馬光璇從常沙娜處打聽到陳芝秀的地址，由南京去杭州探訪陳芝秀，得知她已因心臟病猝發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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