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關於全球危機和社會階層變化的討論意見》，摘自《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東方出版社。）
中國所謂的中間階層，或者中等收入者，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發展是極不穩定的，任何一個風浪，都能把中產階級吞沒。中國應結合國際經濟形勢和國內社會實情，採取更多社會保障性策略來應對中產階級崛起帶來的各種社會結構變化。
（一）全球經濟危機演化與中國內在矛盾
如果全球能保持十年高通脹、低利率這種最有利於債務人的結構，那麼很多人就會大量地在國外借美元、歐元到中國作各式各樣的投資，因為只有中國有亮點。還有就是人民幣能夠保持順差，所以一定能保持升值的趨勢。按照城市化來算賬，把中國的城市人口加上4億人，就需要200萬億的投資，現在金融市場存差只有20萬億，與200萬億相比差很多。國內所有的過剩都是需求沒有釋放而導致的，如鋼鐵，別人完成工業化人均需要一噸鋼鐵，我們現在500公斤就過剩了，發達國家電機組人均佔有量是500瓦，中國400多瓦就過剩了。相對於現在的壓低產能策略，提高需求似乎更合乎情理。
次貸危機的爆發，也給中國傳遞兩個需要依靠內需發展經濟的信號。一個是外資對中國不重要，甚至現在是外資對中國產生負面影響了。2007年開始流入的外資已經減少了，相對而言，以外資籌資的情況會越來越少，在中國境內籌集資金的情況會越來越多。另一個信號是外貿不再如以前那樣重要。所以從2007年到現在中國經濟的增長態勢是逐步擺脫對外資的依賴。從經濟運行的情況來看其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中國現在的經濟增長中外需的動力已經見底了，以後中國經濟的收支也很難恢復到盈餘佔比很高的階段。以後無論外部的情況好或者不好，都會依賴內需。
第二，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見底。近年來中國的勞動力素質和成本大幅度地提高，勞動力的報酬已經不能彌補和反映勞動力素質的大幅度提高。
第三，中國的貨幣化進程已經見底了。貨幣化進程是一個貨幣使用範圍不斷擴大的過程，原來房子、醫療、教育都不需要錢，現在都貨幣化了。貨幣存量不斷增加，貨幣使用範圍和貨幣總量不斷擴大，這都是貨幣化進程。但是現在土地也已經基本被貨幣化了，在中國國內沒有什麼東西再需要被貨幣化，而人民銀行還有發幣的慣性。貨幣化見底就意味著收入分配的惡化比我們想象的更大，如果貨幣化進程在今後20年左右加快，收入分配改變的緊迫性就提高了。
第四，從實體經濟來說，上游是資源、中游是技術、下游是市場，繼續使用依賴內外部市場的現存體制的可能空間也見底了。提升現在的資源保障體系和技術創新能力以及從國際市場的加工者、製造者成為營銷者、品牌擁有者，如果不觸動現有體制就不行。製造業的增長延續現有的加工生產老路的現象也見底了，在中國還沒有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的時候就改變了。所以不改變現存的內外部的生存空間，製造業肯定會見底，也就是製造業普遍過剩了。
這些現象都說明我國的外需見底了，我們需要尋找新的增長動力和新的增長合力。
兩個過剩中的製造業過剩和農村人口過剩的本質，也要求實現城市化以解決製造業過剩問題和農村人口過剩的問題。中國現在缺乏大規模發展100萬以上中等偏大型的城市群戰略。目前60萬到100萬人口城市集聚效益極差，基本沒有第三產業。因此亟需100萬到500萬的城市形成鏈條和都市圈。
中國以工業化帶動城市化，外向的工業化的路基本走到了盡頭。化工和冶金行業除了解決本國的城市化所需要的材料之外，更大的一塊是用於滿足外需。到2008年為止，輕工產品，還有部分的機械產品中的有兩百種的產量佔全世界產能貿易量的30%到50%，甚至比例更高。
我國廉價的勞動力積累了大量的資金，很顯然是歐美與拉丁美洲一部分的產能轉移過來了。全世界輕工產品在一定的時點內有一定的容量，歐美加在一起的勞動力剛剛等於中國勞動力的總數，用中國的勞動力代替歐美工業勞動力，現在能夠做到的極限就是用輕工產品換西方的高技術產品，再往前走就需要費非常大的力量，但是我國現在沒有做好這個工作。
從2009年開始，全世界包括西方把貿易矛盾推向中國，導致沿海輕工業的衰落，而轉向內需的結果也是沿海輕工業的衰落。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與歐洲有很大的不同。使用標準產業對比，美國的服務業很大一塊是外貿服務業和技術服務業，這兩塊都是跨國公司來完成的，而我國沒有這樣的跨國公司，我國是在買外國的高技術服務，所謂的“三產”就剩下餐飲、銀行、房地產。
（二）全球危機對我國的衝擊
有些學者對中國的經濟形勢抱以悲觀的態度，認為經濟危機並沒有過去，相反對我國還會有更大的衝擊力，理由如下：
首先，最大的經濟體美國的危機還沒有度過去。它龐大的“有毒”金融資產沒有得到處理，現在只是把大量的金融合約凍結到2012年以後兌現，通過金融機構做假賬掩蓋起來，同時希望做新的金融衍生產品，比如虛擬經濟衍生化。次貸危機到2010年以後進入到新的爆發期，這個過程中美國走不出去，各國也走不出去，最後就是低利率的時代，不斷釋放流動性的時代，甚至達到高通脹的時代。所以未來經濟是低增長、低利率和高通脹的時代。
其次，國內經濟前景不容樂觀。一方面，國內的出口可能會一降再降，我國經濟可能出現大幅度的萎縮；另一方面從國內來講，大家談的風險很多是股市有泡沫，地產有泡沫，但這不是最大的風險，最大的風險是這次大規模投資中顯著加劇的生產過剩危機的第二次爆發。在經濟收縮期的時候政府啟動了內需，最先實現了V型反轉。在本來就過剩情況下的投資，產能釋放時很難收回投資。
這次產能釋放高峰是2011年以後，本次投資結構與上次不一樣，上次是以新建為主，這次改造和擴建的投資增長速度比較快，形成產能也比較快，2009年、2010年投資，到2011年、2012年會形成產能的釋放高峰，那個時候正是美國經濟出現二次探底的嚴重時期，所以說這次中國經濟面臨內外需雙重緊縮的情況比上次還要嚴重，因為這次的產能規模比上次大得多，國際環境也會比上一次更加惡劣。
這場危機仍然會使身為中產階級的大量中小企業主和中小投資者破產。
（三）解決經濟發展困境還要靠加快城市化來促進需求增長
從我國目前面臨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形勢看，我國既有走城市化道路的需求又存在走城市化道路的風險，這將主要取決於我國採取什麼樣的政策來解決中國特色的問題，如果解決得好，中國一定能夠在全球蕭條中很快崛起。
對此，有學者認為出路還是在城市化的發展上。因為城市化有巨大的內需市場空間。一方面，城市化可以提高對過剩金融資本的需求空間，有利於緩解當前產能過剩和對金融資本低需求的形勢。另一方面，我們的城市化被壓制了60年，如果把這個需求釋放出來，中國仍然可以再增長20年。過去由於收入分配導致生產過剩被新的全球化導致的新的外需吸納了，但目前可能出現內外需緊縮的雙重困難，所以必須在分配環節上突破。這種突破往往會在政策制定時就變形。最大的變形在於中國發展的是城鎮化，而城鎮化會形成倒三七的比例，打工者70%在沿海，30%在內地中小城市，他們的飯碗在東南沿海，卻因為家鄉原因回到內地中小城市定居——城鎮化政策出臺以後，眾多農民工會因為取得城市戶口回到定居地，這也是導致沿海地區民工荒的重要因素。東南沿海這些最需要勞動力的地方反而得不到勞動力，提高了勞動力價格進一步喪失了國際競爭力，這樣並不利於中國經濟的發展。
研究中國結構變化要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經濟結構，一個是社會結構，經濟結構變化在前，社會結構變化在後，但是時間不能離太遠。中國只搞工業化，不搞城市化，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不在同一個平面上，是產生現在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特別是經濟社會問題的原因之一。從數據上推算，經濟結構屬於工業化的中期結構，北京、上海已處於工業化後期，但是現在在社會結構方面，城市化率、中產階級的比率、就業結構等還處於社會工業化的初級階段。我們根據國外的經驗算了一下，中國改革開放30年，社會結構落後15年，其實從1958年差距已經出來了，從1978年城市化已經嚴重滯後於工業化，中共和政府對工業化60年沒有什麼爭議，唯一不大讚成的是城市化，1956年文件就是要防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2003年、2004年才承認農業勞動力進城打工變成工人，這是符合歷史規律的。
當前社會各階層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是內需難以增加的重要原因。收入分配差距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由於不平衡發展造成的城鄉差距，另一方面是體制造成的差距。對此，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城鎮化道路是應對發展差距的措施，而提高初次分配中勞動者收入的比重則是應對體制造成差距的措施。雙管齊下就可能緩解矛盾。而如果按照西方理論，我們要麼通過再分配解決問題，那就需要政府多做事；要麼在初次分配方面解決問題，則需要老闆多做事。現在我們在這兩方面都難有政策突破。
（四）防止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陷阱，促進新農村建設
對此，另外有學者認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落入“城市化陷阱”已經是重大教訓。我們如果片面強調城市化來應對全球危機，也將會導致中國重蹈覆轍。
中國的城市化不能向歐美看齊，除非讓美國的城市化回到農村化去，也搞城鄉統籌和農業問題。只有認識到中國的發展特點與態勢和西方的根本不同，才能談城市化問題和中國未來的發展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城鎮化建設和新農村建設就是我國城市化的另一種補償形式。實際上新農村建設的主戰場不在農村，而在城市。工業化、城市化和新農村建設不是非此即彼的東西，不能割裂開來。加速城市化進程與發展現代農業、建設新農村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而且我們最終應該形成城鄉良性互動的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格局。現階段資本下鄉的趨勢是不可避免的，並且資本下鄉還要結合一部分的勞動。20世紀90年代之後提出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農業發展進入新階段，農業產業化經營本身就是資本下鄉的一個過程。
對於資本下鄉，雖然具有資源匹配性，但是農村發展和農業現代化怎麼走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是在農村的基礎上發展農業合作，提高機械化程度，發展農村的政治經濟民主；另一種意見是發展大農場，原來的土地歸集體，農民變成工人。至於在這個過程中，到底走農業資本主義化的道路，還是走原來經典式的道路值得商榷。所以中央的這幾個一號文件中的政策語言關於農業基本經營制度方面，都沒有把話說死，鼓勵什麼，不提倡什麼都是彈性語言。
新農村建設要特別注意農村土地的資本化。現在所有的新農村建設都撤院並村、縮村讓地，都是在農民的土地上開刀，開刀以後整個村變成大村，然後把地騰出來作土地的增值變現，這塊實際上是資本和權力爭奪最激烈的地方，而且直到現在還有一些資產在繼續分。
（五）對外政策保持相應的獨立性，尋求新的經濟戰略發展機遇
要保持與美國的緩衝空間，減少美國政治經濟失敗的負面影響。
美國現在面臨的不僅是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還有解體和崩盤的可能性。美國每1萬億的實體經濟都對應著22萬億的虛擬經濟。美國現在企業債和國債是GDP的350%，從本國圈來和印來的錢救美國經濟，結果是隻救虛擬經濟，不救實體經濟，就是把鏈條暫時焊上，所有的爛賬都往後推。美國現在有35個州提出來不向聯邦政府上交財政收入，有8個州提出破產申請。而美國完全靠愛國主義來團結民族，強化整體，卻改變不了把矛盾深化的趨勢。
在此情況下，中國要與美國保持一定的安全緩衝空間，就如當年拒絕蘇聯的控制那樣，中國亦要在經濟上制定策略，以改變為美國政治經濟危機埋單的被動局面。
另一方面，要加強與周邊國家戰略合作，增強國家政治經濟外圍保護屏障。
中國在外交方面亦要擺脫美國的控制，積極與周邊國家建立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合作關係，充分利用世界各國的有利資源。通過建立經濟交流、政治支持、軍事配合等形式的資源互補關係，形成多元化的國內國際發展環境，使國內過剩的產業和資本走出去，緩解中產階級內部發展的壓力。
（六）加強財政監管與發展跨國公司
中國目前人口紅利和貨幣化已經見底了，這一過程中的收入分配壓力問題需要通過完善公共財政系統來緩解，在現有的垂直支付體系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大財政系統：
在財政兩端，要加強監管力度，使包括國家稅務總局、人民銀行在內的財政收入和後續的財政收入使用與審計處於財政部的大財政管理系統之下；在財政中間部分，要放寬地方公債與地方金融機構的牌照，讓地方發債，減少地方從國有銀行套錢的風險。
加強公共財政管理，需要加強以下三個方面工作。首先是建立覆蓋面廣的公民身份識別系統。如社會保障號、駕照號等識別方法，保證稅收及時跟進。其次是發展使用率高的銀行卡交易方式。財政系統的所有收費應該基於銀行卡，提高對個人徵收財產稅的便捷性。最後是完善個人所得稅的收取體系，實現資源分配的公平化、合理化。
針對市場品牌見底的危機，我國應積極使用外匯儲備，組建跨國公司，向海外拓展外貿服務業和技術服務業，改變只能依靠本土企業購買外國高技術服務的單一化現狀。
（七）小結
中產階層崛起的過程，客觀上伴隨著產業資本的嚴重過剩。
以往政府親資本的政策有利於產業資本的形成和擴張，但是不利於現在產業資本的調整。隨著最近這些年產業資本過剩程度越來越嚴重，金融資本會異化於產業資本，金融資本與權力高度結合也會走向過剩。此外，在產業資本過剩的條件下，擴大產能的金融投入肯定會形成銀行業不良資產的佔壓，因此，同時會出現金融資本與壟斷集團的結合或金融資本與房地產的結合。
資本的代價向社會轉嫁，直接考驗中國的社會結構承受能力。快速的資本流入導致的資源短缺與資源環境過緊的地區，矛盾向承擔代價的載體中間轉移，比如弱勢群體，就會表現出非理性的爆發形式，也就會導致維穩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和資源環境代價的越來越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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