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关于全球危机和社会阶层变化的讨论意见》，摘自《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东方出版社。）
中国所谓的中间阶层，或者中等收入者，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发展是极不稳定的，任何一个风浪，都能把中产阶级吞没。中国应结合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社会实情，采取更多社会保障性策略来应对中产阶级崛起带来的各种社会结构变化。
（一）全球经济危机演化与中国内在矛盾
如果全球能保持十年高通胀、低利率这种最有利于债务人的结构，那么很多人就会大量地在国外借美元、欧元到中国作各式各样的投资，因为只有中国有亮点。还有就是人民币能够保持顺差，所以一定能保持升值的趋势。按照城市化来算账，把中国的城市人口加上4亿人，就需要200万亿的投资，现在金融市场存差只有20万亿，与200万亿相比差很多。国内所有的过剩都是需求没有释放而导致的，如钢铁，别人完成工业化人均需要一吨钢铁，我们现在500公斤就过剩了，发达国家电机组人均占有量是500瓦，中国400多瓦就过剩了。相对于现在的压低产能策略，提高需求似乎更合乎情理。
次贷危机的爆发，也给中国传递两个需要依靠内需发展经济的信号。一个是外资对中国不重要，甚至现在是外资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了。2007年开始流入的外资已经减少了，相对而言，以外资筹资的情况会越来越少，在中国境内筹集资金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另一个信号是外贸不再如以前那样重要。所以从2007年到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是逐步摆脱对外资的依赖。从经济运行的情况来看其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中外需的动力已经见底了，以后中国经济的收支也很难恢复到盈余占比很高的阶段。以后无论外部的情况好或者不好，都会依赖内需。
第二，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见底。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和成本大幅度地提高，劳动力的报酬已经不能弥补和反映劳动力素质的大幅度提高。
第三，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已经见底了。货币化进程是一个货币使用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原来房子、医疗、教育都不需要钱，现在都货币化了。货币存量不断增加，货币使用范围和货币总量不断扩大，这都是货币化进程。但是现在土地也已经基本被货币化了，在中国国内没有什么东西再需要被货币化，而人民银行还有发币的惯性。货币化见底就意味着收入分配的恶化比我们想象的更大，如果货币化进程在今后20年左右加快，收入分配改变的紧迫性就提高了。
第四，从实体经济来说，上游是资源、中游是技术、下游是市场，继续使用依赖内外部市场的现存体制的可能空间也见底了。提升现在的资源保障体系和技术创新能力以及从国际市场的加工者、制造者成为营销者、品牌拥有者，如果不触动现有体制就不行。制造业的增长延续现有的加工生产老路的现象也见底了，在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时候就改变了。所以不改变现存的内外部的生存空间，制造业肯定会见底，也就是制造业普遍过剩了。
这些现象都说明我国的外需见底了，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和新的增长合力。
两个过剩中的制造业过剩和农村人口过剩的本质，也要求实现城市化以解决制造业过剩问题和农村人口过剩的问题。中国现在缺乏大规模发展100万以上中等偏大型的城市群战略。目前60万到100万人口城市集聚效益极差，基本没有第三产业。因此亟需100万到500万的城市形成链条和都市圈。
中国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外向的工业化的路基本走到了尽头。化工和冶金行业除了解决本国的城市化所需要的材料之外，更大的一块是用于满足外需。到2008年为止，轻工产品，还有部分的机械产品中的有两百种的产量占全世界产能贸易量的30%到50%，甚至比例更高。
我国廉价的劳动力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很显然是欧美与拉丁美洲一部分的产能转移过来了。全世界轻工产品在一定的时点内有一定的容量，欧美加在一起的劳动力刚刚等于中国劳动力的总数，用中国的劳动力代替欧美工业劳动力，现在能够做到的极限就是用轻工产品换西方的高技术产品，再往前走就需要费非常大的力量，但是我国现在没有做好这个工作。
从2009年开始，全世界包括西方把贸易矛盾推向中国，导致沿海轻工业的衰落，而转向内需的结果也是沿海轻工业的衰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使用标准产业对比，美国的服务业很大一块是外贸服务业和技术服务业，这两块都是跨国公司来完成的，而我国没有这样的跨国公司，我国是在买外国的高技术服务，所谓的“三产”就剩下餐饮、银行、房地产。
（二）全球危机对我国的冲击
有些学者对中国的经济形势抱以悲观的态度，认为经济危机并没有过去，相反对我国还会有更大的冲击力，理由如下：
首先，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危机还没有度过去。它庞大的“有毒”金融资产没有得到处理，现在只是把大量的金融合约冻结到2012年以后兑现，通过金融机构做假账掩盖起来，同时希望做新的金融衍生产品，比如虚拟经济衍生化。次贷危机到2010年以后进入到新的爆发期，这个过程中美国走不出去，各国也走不出去，最后就是低利率的时代，不断释放流动性的时代，甚至达到高通胀的时代。所以未来经济是低增长、低利率和高通胀的时代。
其次，国内经济前景不容乐观。一方面，国内的出口可能会一降再降，我国经济可能出现大幅度的萎缩；另一方面从国内来讲，大家谈的风险很多是股市有泡沫，地产有泡沫，但这不是最大的风险，最大的风险是这次大规模投资中显著加剧的生产过剩危机的第二次爆发。在经济收缩期的时候政府启动了内需，最先实现了V型反转。在本来就过剩情况下的投资，产能释放时很难收回投资。
这次产能释放高峰是2011年以后，本次投资结构与上次不一样，上次是以新建为主，这次改造和扩建的投资增长速度比较快，形成产能也比较快，2009年、2010年投资，到2011年、2012年会形成产能的释放高峰，那个时候正是美国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严重时期，所以说这次中国经济面临内外需双重紧缩的情况比上次还要严重，因为这次的产能规模比上次大得多，国际环境也会比上一次更加恶劣。
这场危机仍然会使身为中产阶级的大量中小企业主和中小投资者破产。
（三）解决经济发展困境还要靠加快城市化来促进需求增长
从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形势看，我国既有走城市化道路的需求又存在走城市化道路的风险，这将主要取决于我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解决中国特色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中国一定能够在全球萧条中很快崛起。
对此，有学者认为出路还是在城市化的发展上。因为城市化有巨大的内需市场空间。一方面，城市化可以提高对过剩金融资本的需求空间，有利于缓解当前产能过剩和对金融资本低需求的形势。另一方面，我们的城市化被压制了60年，如果把这个需求释放出来，中国仍然可以再增长20年。过去由于收入分配导致生产过剩被新的全球化导致的新的外需吸纳了，但目前可能出现内外需紧缩的双重困难，所以必须在分配环节上突破。这种突破往往会在政策制定时就变形。最大的变形在于中国发展的是城镇化，而城镇化会形成倒三七的比例，打工者70%在沿海，30%在内地中小城市，他们的饭碗在东南沿海，却因为家乡原因回到内地中小城市定居——城镇化政策出台以后，众多农民工会因为取得城市户口回到定居地，这也是导致沿海地区民工荒的重要因素。东南沿海这些最需要劳动力的地方反而得不到劳动力，提高了劳动力价格进一步丧失了国际竞争力，这样并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研究中国结构变化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结构，一个是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变化在前，社会结构变化在后，但是时间不能离太远。中国只搞工业化，不搞城市化，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不在同一个平面上，是产生现在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特别是经济社会问题的原因之一。从数据上推算，经济结构属于工业化的中期结构，北京、上海已处于工业化后期，但是现在在社会结构方面，城市化率、中产阶级的比率、就业结构等还处于社会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我们根据国外的经验算了一下，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结构落后15年，其实从1958年差距已经出来了，从1978年城市化已经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中共和政府对工业化60年没有什么争议，唯一不大赞成的是城市化，1956年文件就是要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2003年、2004年才承认农业劳动力进城打工变成工人，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
当前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是内需难以增加的重要原因。收入分配差距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不平衡发展造成的城乡差距，另一方面是体制造成的差距。对此，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城镇化道路是应对发展差距的措施，而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的比重则是应对体制造成差距的措施。双管齐下就可能缓解矛盾。而如果按照西方理论，我们要么通过再分配解决问题，那就需要政府多做事；要么在初次分配方面解决问题，则需要老板多做事。现在我们在这两方面都难有政策突破。
（四）防止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陷阱，促进新农村建设
对此，另外有学者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落入“城市化陷阱”已经是重大教训。我们如果片面强调城市化来应对全球危机，也将会导致中国重蹈覆辙。
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向欧美看齐，除非让美国的城市化回到农村化去，也搞城乡统筹和农业问题。只有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特点与态势和西方的根本不同，才能谈城市化问题和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就是我国城市化的另一种补偿形式。实际上新农村建设的主战场不在农村，而在城市。工业化、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不是非此即彼的东西，不能割裂开来。加速城市化进程与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而且我们最终应该形成城乡良性互动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格局。现阶段资本下乡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资本下乡还要结合一部分的劳动。20世纪90年代之后提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农业产业化经营本身就是资本下乡的一个过程。
对于资本下乡，虽然具有资源匹配性，但是农村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怎么走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在农村的基础上发展农业合作，提高机械化程度，发展农村的政治经济民主；另一种意见是发展大农场，原来的土地归集体，农民变成工人。至于在这个过程中，到底走农业资本主义化的道路，还是走原来经典式的道路值得商榷。所以中央的这几个一号文件中的政策语言关于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方面，都没有把话说死，鼓励什么，不提倡什么都是弹性语言。
新农村建设要特别注意农村土地的资本化。现在所有的新农村建设都撤院并村、缩村让地，都是在农民的土地上开刀，开刀以后整个村变成大村，然后把地腾出来作土地的增值变现，这块实际上是资本和权力争夺最激烈的地方，而且直到现在还有一些资产在继续分。
（五）对外政策保持相应的独立性，寻求新的经济战略发展机遇
要保持与美国的缓冲空间，减少美国政治经济失败的负面影响。
美国现在面临的不仅是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还有解体和崩盘的可能性。美国每1万亿的实体经济都对应着22万亿的虚拟经济。美国现在企业债和国债是GDP的350%，从本国圈来和印来的钱救美国经济，结果是只救虚拟经济，不救实体经济，就是把链条暂时焊上，所有的烂账都往后推。美国现在有35个州提出来不向联邦政府上交财政收入，有8个州提出破产申请。而美国完全靠爱国主义来团结民族，强化整体，却改变不了把矛盾深化的趋势。
在此情况下，中国要与美国保持一定的安全缓冲空间，就如当年拒绝苏联的控制那样，中国亦要在经济上制定策略，以改变为美国政治经济危机埋单的被动局面。
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周边国家战略合作，增强国家政治经济外围保护屏障。
中国在外交方面亦要摆脱美国的控制，积极与周边国家建立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合作关系，充分利用世界各国的有利资源。通过建立经济交流、政治支持、军事配合等形式的资源互补关系，形成多元化的国内国际发展环境，使国内过剩的产业和资本走出去，缓解中产阶级内部发展的压力。
（六）加强财政监管与发展跨国公司
中国目前人口红利和货币化已经见底了，这一过程中的收入分配压力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公共财政系统来缓解，在现有的垂直支付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大财政系统：
在财政两端，要加强监管力度，使包括国家税务总局、人民银行在内的财政收入和后续的财政收入使用与审计处于财政部的大财政管理系统之下；在财政中间部分，要放宽地方公债与地方金融机构的牌照，让地方发债，减少地方从国有银行套钱的风险。
加强公共财政管理，需要加强以下三个方面工作。首先是建立覆盖面广的公民身份识别系统。如社会保障号、驾照号等识别方法，保证税收及时跟进。其次是发展使用率高的银行卡交易方式。财政系统的所有收费应该基于银行卡，提高对个人征收财产税的便捷性。最后是完善个人所得税的收取体系，实现资源分配的公平化、合理化。
针对市场品牌见底的危机，我国应积极使用外汇储备，组建跨国公司，向海外拓展外贸服务业和技术服务业，改变只能依靠本土企业购买外国高技术服务的单一化现状。
（七）小结
中产阶层崛起的过程，客观上伴随着产业资本的严重过剩。
以往政府亲资本的政策有利于产业资本的形成和扩张，但是不利于现在产业资本的调整。随着最近这些年产业资本过剩程度越来越严重，金融资本会异化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与权力高度结合也会走向过剩。此外，在产业资本过剩的条件下，扩大产能的金融投入肯定会形成银行业不良资产的占压，因此，同时会出现金融资本与垄断集团的结合或金融资本与房地产的结合。
资本的代价向社会转嫁，直接考验中国的社会结构承受能力。快速的资本流入导致的资源短缺与资源环境过紧的地区，矛盾向承担代价的载体中间转移，比如弱势群体，就会表现出非理性的爆发形式，也就会导致维稳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和资源环境代价的越来越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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