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一次的演講中，唐納德·特朗普宣佈了一項與美國的太空發展戰略相關的新政策，他“振振有詞”地表示現在到了美國創建一支“太空軍”的時候，就像過去發佈的一些有爭議的新政一樣，特朗普的新策主張聽起來似乎冠冕堂皇、富有遠見，實際上缺少細節性的描述，含有大量不確定性的因素，甚至是一些粗糙、不準確的簡要提法。特朗普的意圖在於組建一支新的軍種，它與美國的空軍享有平等的地位。構想獨立建制的軍事力量與美國近幾年渲染的中俄“太空威脅論”有關，然而，將軍事力量從陸地、海洋、天空延伸到大氣層以外的太空，華盛頓當局的政策導向顯然忽略了太空問題的嚴肅性，違背了各國和平利用太空的平等性和公正性。
特朗普並非“信口開河”的發言引起了人們對開發太空資源遠景的關注，他急迫地拋出“太空軍”計劃，這意味著美國從事的一部分太空活動將會偏離科學探索的軌道，外太空的核武器化和軍事化是特朗普釋放的一個危險信號，這項計劃的合法性理應受到國際社會的質疑和審視，人們現在還不清楚美國的“太空軍”計劃如何適應和融入現有的國際法框架。美國一直以來掩蓋將太空作為軍事力量擴張舞臺的想法和做法，時任美國總統唐納德·里根在1982年不僅極力推行將太空技術用於軍機的飛行和空戰的目的，以獲取美軍在空戰、太空戰和網絡空間戰的優勢地位，而且大張旗鼓地引入了“星球大戰”計劃，繼任的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在復活所謂的“子星球大戰”計劃時遭遇了挫折，布什時期的“星球大戰”計劃曾被吹捧為美國未來的空基彈道導彈攔截方略，但是，除了在當時的條件下存在技術的障礙以外，美國和前蘇聯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也限制了計劃的制定和實施。
實際上，特朗普在演講中暢想的遠景重新拾起了過去的太空軍事計劃，組建一支新的被稱之為“太空部隊”的倡議不是特朗普的新主張，該項主張已經出現在2017年《國防授權法案》的文本中，以往的美國行政當局討論過計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美國國會拒絕為計劃的制定和落實提供資金，組建獨立的太空軍的倡議到最後都不了了之。美國不是唯一有能力在太空部署軍事技術的國家，所有國家的現代化軍隊都依賴於空基技術的開發和應用，軍事衛星技術的應用在現代戰爭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衛星系統提供的信息和導航支持甚至用於解決地區的衝突和恐怖主義威脅，例如：在博科聖地組織控制了尼日利亞北部的森林地區，借用太空的軍事手段能有效地消滅恐怖主義勢力。但是，特朗普宣佈的“含含糊糊”的太空政策之所以引起人們的格外警惕，主要是因為他在演講中說到，“美國人出現在太空是不夠的，美國必須主導太空”。特朗普的言論脫離了歷史和國際法的架構，確保美國的太空安全是一回事，主導太空的軍事存在則是另一回事，前者是任何一個獨立國家的合法要求，後者則是一個引起爭議的國際問題，俄羅斯針對特朗普的發言已經給予了嚴肅的回應。
世界各國接受了某種在外太空使用軍事設施的事實，但是，沒有接受不受約束的太空軍事化觀念，根據聯合國在1967年制定的太空條約，對月球和其它天體的開發必須用於和平需要的唯一目的，在包括小行星的任何天體上建立軍事基地，部署和試驗任何類型的武器裝備，開展任何形式的軍事訓練都是被禁止的行為，聯合國的太空條約明確要求，任何一個國家在探索和使用太空資源時應當遵循有利於所有國家共同利益的原則，該條約完全限制在外太空部署核武器和大規模的毀滅武器，但是，聯合國的太空條約存在一個漏洞，條約沒有特別地限制其它類型的武器在太空的部署和試驗。目前，聯合國正在醞釀一份新的協議，試圖阻止在太空發生的軍備競賽，但是，在本土和本土以外部署導彈防禦系統的美國拒絕在聯合國討論新的條約，美國不願意放棄在太空部署武器系統的技術優勢，如果聯合國不能阻止太空軍備競賽的發生，那麼已達成的國際社會共同遵守的太空條約可能變成一紙空文。
為了實現人類共同開發太空的目標，聯合國大會在1959年建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1975年，美國的阿波羅號和前蘇聯的聯盟號飛船實現了在軌對接，兩個飛船的航天員完成了首次的“太空互訪”。2005年，中國和英國達成了太空技術合作協議，此外，中國和歐洲從傳統的“經濟外交”走向了“科技外交”，例如：中國在歐洲的伽利略觀測衛星項目上擁有5%的投資，非洲的尼日利亞參加了英國的太空國際合作項目。太空探索是人類的共同訴求，各國應該盡最大的努力，確保太空探索活動沿著既定的正確方向進行。美國在太空領域尋求軍備競賽的霸權地位，這與聯合國和平利用太空的宗旨相違背，特朗普行政當局的危險計劃將破壞聯合國現有的太空科學、太空經濟的相關政策和太空法律的條文。國際社會在太空技術和太空資源領域的和平競爭有利於人類文明的發展，而特朗普的保守主義和孤立主義的政策將把美國引向太空軍備競賽的路徑，這反而有害於美國的國土安全，限制了美國將更多的資金用於空間科學的探索。
（科技編譯 2018-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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