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METOO”運動在中國如火如荼，很多女性被性侵的歷史被相繼爆出。再加上最近“順風車姦殺案”受到舉世矚目，滴滴的廣告文案被稱是在物化女性。有人因此評論，以男權為主導的社會風氣在現代社會仍舊勢頭強勁。

於是，有人開始懷念起幾十年前的中國“解放婦女”運動，甚至感嘆，當年的平等的男女地位和權利是我們如今應該效法的榜樣。

今天，我們就推薦一部書，作者通過口述調查，告訴了我們，當年的所謂“婦女解放”運動，背後其實暗藏著更大的不平等，也讓女性在精神和肉體上遭受了磨難。相信你讀完這篇文章，也許會和我們一起反思，女性所追求的的平等權利，不應該是消弭兩性之間的差異，而是在承認性別差異基礎上追求平等。

社會在給予女性以尊重之外，更應該劃出一片“園地”，嘗試建立並完善適合女性的社會生存法則。

追求男女平等，忽略了對女性家庭勞動的補償

《記憶的性別：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歷史》的作者賀蕭（Gail Hershatter，1952—）是中國近現代婦女史研究的專家。書中主要依據的材料是作者與合作者花費十年收集的陝西四村72位婦女的生活史。

書中專注於研究黨和國家政策如何帶來了婦女在政治參與和經濟勞動中的雙重身份變化；這些變化和婦女本人的實踐又如何互動、重構了農村的社會空間；另外，也涉及到受訪的個人認同和自我肯定是如何在此進程中被構造。在筆者看來，賀蕭此書的兩個主要貢獻，一是重現國家權力如何通過“解放婦女”來改變舊有的內外之別從而塑造新的社會角色與空間；二是揭示集體化時期陝西農業的女性化及其中的性別問題。

在記錄著三十、四十年代戰亂生活的“家裡沒人”這一章，重點講述了守舊的男耕女織生產模式、嚴密的內外之別（常以風俗的方式對婦女施以倫理壓力）被戰爭和匱乏的物質生活生硬打斷，婦女被迫到家庭以外的空間進行勞作和其他活動。

這些經歷往往被舊有的貞節話語界定為一種恥辱。但新中國的治理術有效地利用了這種經歷與心理感受之間的落差，來推廣婦女解放的理念。原先婦女與家庭領域緊密捆綁、與社會領域相對隔離的生活方式被命名為“封建”。取而代之的則是包括“男女平等”、“自由擇偶”等“進步”觀念，更重要的是通過開會、掃盲、秧歌、戲劇等種種組織形式改變人們的日常生活，促使男女共同分享公共場所，分擔行政職責。

西安老照片 攝於1936年|攝影資料：Pickens Jr

從另一方面看，國家對婦女幹部的任命，也正是利用她們較之男子能更自由地穿梭於家庭內外、更靈活地以拉家常的方式進行思想工作的特點，從而使意識形態能更有效地傳播。這一國家倡導婦女解放、性別平等的過程，固然打破內外之隔、改變了婦女的社會定位，然而也正是國家權力與意識形態滲透家庭領域的過程，作者所謂“國家效應”發生之處。

書中的研究亦表明在集體化時期的經濟領域，發生了陝西農業的女性化。婦女對田間勞動的承擔使得男性勞動力可以在公共建設和小工業上投入更多力量。然而，婦女的田間勞動並沒有得的足夠的補償，其家庭勞動則完全得不到補償。

書中的第五章“農民”通過對“工分”的精彩分析，指出其原因則是男女差異原則而非男女平等構成了酬勞機制的基礎。婦女必須承擔所有家務——這些勞動量被工分體制所全盤遮蔽——是基於傳統的男外女內認知的延續。

在田間勞動的部分，基於男女在體力上有差異的假設，導致男女同工而不同分值的設定。

南大街看鐘樓，20世紀40年代，西安市鐘鼓樓博物館館藏

訴苦與美德話語：重組女性過去的記憶

面對所有口述史都必須面對的真實性問題，賀蕭指出一個“足夠好的故事”應該充滿重新闡釋的可能性，引人思考。“故事”一詞，表明作者將回憶理解為一種敘述、一種創造，歷史學家必須抑制自己對“純粹的”歷史報道的渴望，將受訪者敘述時所用的語彙、模式，乃至語境或隱含意圖儘可能充分地予以考慮。

因而，在全書的書寫中，最值得讀者玩味的，或許是早在接受採訪之前，“訴苦”與“美德話語”這兩種模式已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婦女們講述故事的方法，並“重組”了她們的記憶。這些模式的不斷內化和加強，既通過婦女們的自我講述、也通過她們所接觸到的小說、電影等對此模式的重複與美學化而成。比如一位受訪的積極分子回憶起土改時看守地主，就在其中加入了《閃閃紅星》的電影色調以強化自己政治實踐的英雄色彩和道德正當性。

《閃閃紅星》

事實上，筆者認為，對不具備反思能力者來說，整理個人記憶的方式往往需要通過模仿而習得，這些方式同時也傳授了一種“觀看自身”的方式。通過分析受訪婦女的兩種語言：土話和官方習語，可知受訪婦女的教養深深侷限於日常生活環境和各類“掃盲班”“培訓班”所帶來的官方話語系統。

如果說對自我與世界之關係的理解方式，部分仍能從傳自“封建”的守貞故事和鬼故事中獲得；那麼，能為她們的個人史敘述提供內在邏輯的，往往只能是基於線性歷史進步的唯物史觀。這種歷史觀念為自傳式的“訴苦”和“美德故事”帶來具有價值評判性的敘述框架——從“新/舊”轉譯為“好/壞”。

在50年代初的“訴苦”故事中，可以觀察到對人們思維起宰制作用的是運動時間所提供的“前/後”嚴格切分框架。這一框架使人們得以將講述者的生活體驗和愛恨喜怨的情感反應進行分類。

受訪婦女李朵朵的虛假記憶即有力地表明瞭許多生動的細節實際上取自後發的談論與媒體宣傳，只是把框架填充得更具個人見證的色彩。

1947年鏡頭下陝西臨潼民生百態

這例子充分表明農村婦女們擺脫“訴苦”框架而再度歸納經驗、獨立進行價值評判的困難。更進一步說，她們無法擺脫唯物主義的樂觀進步歷史圖景以及對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篤信，那麼，受教育水平之外，是否還有

因而，賀蕭指出的“記憶遠不是那些犯規越界的、憤懣不滿的，甚至是反思性的故事的源頭，而似乎變成了將集體時代的勞模話語保存得最完整的地方”，就可以得出解釋。因為通過整理個人經驗來反思話語規訓的方式對她們來說不但有悖于思維慣性，同時也會引發自我肯定瓦解的精神危機。

勞模魯桂蘭在記不起集體化時期具體事件的同時，卻能流利地說出“我這身子是父母生的，但教育培訓成人長大，是共產黨、毛主席、各級婦聯對我的培養。……我這個人也能勞動也能吃苦。”這使賀蕭感到困惑。勞模曹竹香因為忙於開會而錯過女兒的婚禮，卻表現出沒有悔意的冷漠，賀蕭對這樣的行為也表示了困惑。面對這些困惑時刻，她試圖對口述史研究中關於“內在性自我”的理念提出質疑。

著名歌唱家王昆作為第二批中央農村文化工作隊陝西隊隊員為社民演唱。攝於上世紀60年代

“進步”的道德化壓力讓女性的自然情感受到壓抑

在筆者看來，魯桂蘭那流利的機械記憶展示了自我敘述法的秘密邏輯：它提供了一個歷史進程中的個體位置、一個假裝將自我客觀化的外部視點，從而凝視自我如滾滾進步大潮中的一個小紅點；同時也對日常經驗的價值秩序進行了重新編排，那些被認為僅僅和私我相連之物——身體的苦痛、被生物化的人倫關係在此秩序中受到了貶抑。

曹竹香的例子則展現了一種情感反應的習慣機制，若考慮到她經歷過的文化氛圍也就不難理解。社會領域宣揚“大公無私”所張揚的國家對私人生活的優先性，以偉大領袖為榜樣所樹立的人倫關係示範，都將使得“進步”的道德化壓力遍佈於日常生活中，出於對個人身份認同與維護，自然情感如母子親情的壓抑被賦予正面價值。

1944年5月，毛澤東為陝甘寧邊區特等勞模、延長石油廠廠長陳振夏提詞

所以，筆者以為若將質疑置換為追問特定敘述模式內化與“內在性自我”的表達障礙之間的關係，也許更為合理。因為“內在性自我”作為一個現代性的產物，其作為觀念的正當性與其得以呈現的話語裝置也是習得的。這在她們的文化環境中是缺失的，甚至屬於被貶斥的“小資產階級習性”，與不怕苦、不怕累、身先士卒、大公無私……的美德背道而馳。

這些美德號召人們通過對先進者的模仿來進行學習，表現為層級推廣的模式。這一道德譜系的源頭是現身於宣傳機器中的革命先烈和國家領導人，然後是老百姓具體可感的各級積極分子、勞動模範，以期獲得更深入的“德育”作用，進而造就道德理想國。

藍圖看起來是美好的，但這一推廣方式背後卻基於一套晚清以來即不斷鼓吹的“心力論”道德經濟學，即將國民的道德能力的充分程度歸入到國家效益的計量之中，並篤信此道德力最終能轉化為社會生產力。

因此在各式德行中也並非沒有側重，甘於物質條件匱乏和高強度體力勞動的“艱苦奮鬥”，總是勞模們最突出的美德。當我們的視角從國家策略的層面轉換到個人，擁有美德，成為“勞模”與其所效仿的革命先烈有更強烈的情感認同，在一個缺乏流動性與個人發展機會的社會中，不僅提供了自我肯定的最重要砝碼，同時還與一種忽然跨越社會階層、而與統治集團直接發生聯繫的可能性聯繫在一起。另一方面，對地方上來說，“勞動模範”稱號非虛，往往能為該地區獲得經濟援助。

20世紀70年代的勞動模範

這種獎賞機制使得人們在有限的價值選項中進行選擇的動機變得曖昧，卻更加強化了個體對美德話語的依賴，並令記憶中的這部分內容更加突出而不容質疑，這又反過來加強了她們所習得的話語模式的權威性。就在書中的婦女們汲汲於訴說自己曾經被認可的“美德”，以批評後改革時代的觀念變化、她們眼中的“道德滑坡”時，我們當然應該對她們在時代變局中的失落表示理解和同情。然而，珍視她們的記憶敘述為我們提供的歷史反思之機，或許是更為迫切的事情。

《記憶的性別：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歷史》

【美】賀蕭（Gail Hershatter）著，張贇譯，

人民出版社

2017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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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政治 性侵 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