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下午，地壇讀書會分享沙龍，特邀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所研究員梁展教授，與大家分享了他對李陀新作《無名指》的解讀。
《無名指》是一部從心理醫生角度探測世界的小說。通過本書，作者李陀希望“表達人心深處最複雜的矛盾，那種精神戰爭，對當下人類這種精神狀態、精神困境和精神出路的思考。”
小說中以趙苒苒為代表，作者對佛學作為一種精神出路所進行的思考：佛學也許是能夠代替西方思想，面對資本壓制下的平庸、困苦生活的一種反抗，人們也許能從這種古老智慧中尋求一種人類心靈的最終的解脫途徑。
地壇讀書會 · 分享沙龍
富足與貧乏
——《無名指》中的知識流浪兒
主講嘉賓：梁展教授
全文根據演講錄音整理，共計11000餘字
非常感謝【地壇讀書會】的邀請，我們今天講的這本書其實也與地壇有聯繫，比如說書裡面有一個人物“石頭”，他的真名叫石禹，他所住的衚衕叫琴絃衚衕。這個石頭的原形稍微有點史鐵生的影子，這個人物可以說是非常純真、非常堅硬的，所以叫“石頭”。他從事出版業，他對當今資本支配下的文化市場的反抗非常強硬，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史鐵生的影子。
今天我們講的這本《無名指》，是李陀的新著。今年李陀79歲了，明年80歲。今天在座的如果有80年代的文學青年或者文學愛好者，應該非常熟悉李陀的名字。他當年是中國的現代派文學或者先鋒文學的倡導者，是當時文壇的風雲人物。後來他寫過電影劇本，拍過電影，從事過藝術批評和文學研究。他是一個多面手，也寫小說，是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首屆全國短篇小說的獲獎者之一，當時他還在北京的重型機械廠做工人。之後調到北京作協當專業作家，後來任《北京文學》的副主編，在北京文學副主編這個位置上，他鼓勵和支持了很多年輕作家，包括現在幾位先鋒作家，如餘華、格非，他是一位文壇宿將。
2008年起，李陀又重新回到文學。他從2008年開始寫這本小說，前前後後用了十年時間。前後修改了三個版本，最早是在香港的《今天》雜誌上發表了最初版本，去年在《收穫》雜誌上發表了一個比較完全的版本，現在我們手中看到的中信出版社和活字文化合作出版的這本書算是最終的修訂本，補充了很多細節。
這本書可貴的一點，是它容納了很多的內容，非常貼近現實。 它的時段確定在2008年前後，即奧運會舉辦那個時代，這是對當代中國有重要意義的一個時代。中國十年之內的變化非常大，所以他的小說中寫的事件背景好像離我們現在稍微有點遠、有點隔膜。這也是當時我們在評論他的作品時曾經提出過的一個問題，但是他是有意把這個時間段設置在2008年的。
有心的讀者仔細去看，期間一個潛在的背景就是小說的幾個主人公，都是海歸留學的博士，包括楊博奇、華森、趙苒苒這些人都出自這樣一個背景。在小說中間，作者不想表述重大的歷史事件，而是把重心放在人們的心理、人的經歷、對生活的思考，楊博奇在美國讀了博士，拿了學位，重新回到國內。這個背景是在北京，小說裡面寫的是北京的建築以及對北京建築佈局的批評。李陀十幾歲來到北京，對北京非常有感情。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城市化的背景很具體。
小說在出版之後引起了一些反響，有些批評家和小說家，對他的這本小說有一個普遍的批評，就是小說中的故事性不強，好像脫離了現在流行的寫作風格。但其實這是作者有意安排的。這部小說比較鬆散，通過幾十個章節往復閃回，幾乎沒有什麼突出的情節可言。
我們可以一句話來概括小說的基本情節，就是一個海歸學生楊博奇在美國拿了心理學博士學位之後，和他的朋友華森、趙苒苒回到北京，在商業繁華地段開了一家心理診所。通過心理醫生視角，他觀察了北京都市生活中種種形形色色的人，比如說有大老闆金兆山，小說裡面談了他的發家史，楊博奇最後和他成了朋友。還有和他一起回國的華森，他最好的朋友，在大學裡任教。趙苒苒是“林徽因+愛因斯坦”這樣一個才女，因為受不了中國大學中體制的約束憤而辭職，最後學佛以至於出家。
作者有意通過一個個的生活場景、大量的細節描寫，講述了這樣一個非常簡單的情節，這些情節與我們今天在甲和燈禪意生活空間的創意有著某種程度的吻合。比如趙苒苒做金牌扣肉，細到什麼程度？肉要切到幾毫米，筍乾要用莫干山的筍乾，趙苒苒可以說是現代社會中精緻生活的一個典型。另一個人物周瓔身上也有這種精緻生活的影子，他奉行的是所謂的極簡主義。另外一群人是海蘭和石頭，海蘭是楊博奇上大學時的女朋友，後來兩人為什麼分開，即使小說沒有交代，我們也可以猜出來，因為楊博奇出國了。他到美國之後和海蘭中斷了聯繫，回國之後經過趙苒苒提供的機緣他倆又重新見了面，這時候海蘭已經嫁給了石禹。石禹生活在大雜院中，面臨很多生活壓力，因為他不願與體制中資本控制下的文化市場接軌，以至於他被視為精神病患者，他的領導計劃把他送到精神病院裡去。
我們看到，第一個人物群落是海歸，包括主人公楊博奇、趙苒苒、華森。第二個人物群落是海蘭和石禹。這兩個群落是有交叉的。還有一個生活場景，就是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即王大海代表的打工群體。現在的流行術語叫底層，也進入了他的視野。王大海和他的小女兒，以他們為代表的工友們生活在潮溼、悶熱和逼仄的地下室。小說中著力描寫的，是名叫金兆山的大老闆，是可以被稱為成熟的大資產階級的生活場景。他們一方面生活非常奢華，另一方面其家族卻面臨著很多矛盾。他的母親把他一手拉扯大，在北京經過幾十年的奮鬥，終於成了一個大企業的老闆。他的手下僱傭了一些人，比如作家用大量的筆墨描繪的王頤，也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人，我們在生活中也可能會碰到。我們就簡單把小說先做這樣一個總結，然後再一步步去分析這些人物。
我今天演講的題目叫“富足與貧乏——《無名指》中的知識流浪兒”，在《無名指》展現的人物系列中，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主人公楊博奇和他的女朋友周瓔、他的大學同學也是和他在美國共同奮鬥的華森和趙苒苒，都是具有知識、在美國拿了博士學位的，在我們眼中他們就是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他們接受了美國的教育，回到中國，作品以這樣一種視角來看待中國目前的發展狀況。
我們首先看楊博奇，他出國之前學習中文，夢想當一個作家。出國之後迫於謀生的需要，同時也懷有一個理想。到美國之後，他開始學的是藝術史學、社會學，後來希望學習一些有用的知識，最後學了心理學，想通過心理學、通過透視人們的心理和內在世界來看社會。小說主要的視角就是楊博奇的視角，他在北京的鬧市開設了一家心理診所。我們看到，以楊博奇為中心的一系列人物一步步展現在小說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大老闆金兆山。小說有意設置這樣一個企業界大佬和知識分子楊博奇的交往，並不像我們在19世紀歐洲小說中看到的工人和大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對立。楊博奇和金兆山在盧溝橋喝酒，某種程度上成為了至交。
小說中強調楊博奇是一個流浪兒，因為按照一般的人生道路，他從美國拿了博士後肯定是要在國內某個著名的高校任職，走一番非常平順的職業道路，但是他沒有選擇這條道路，用王頤的話說，他在富人區開設了一個心理診所，為什麼呢？作者通過這個人物和他的生活場景，有意展示了知識分子這種流浪兒和資本的結合，他和資本的曖昧關係非常明顯。 尤其小說中表現的一個經典場景，就是他們倆在盧溝橋邊上，於一個夜晚在一傢俱有80年代風格的小酒鋪喝著酒、吃著豬頭肉，痛說革命家史的場景。楊博奇回憶他12歲來到北京如何流浪，資本家金兆山說他14歲時如何從東北來到北京，開始做小生意，一步一步發家，兩個人越說越近乎，因此就成了拜把子兄弟。兩個人都喝醉酒了，楊博奇就一個人在午夜時分赤身裸體地躺在盧溝橋橋上。
作者也面臨了很多批評家的指責，說小說中的楊博奇是個心理學家，但是小說並沒有展現很多心理分析，不像歐洲現代主義小說比如沃爾夫的《到燈塔去》所採用的大段的獨白，或者像福克納《喧囂與躁動》裡面的大段獨白，甚至《喧囂與躁動》裡面的獨白都沒有標點符號，全是意識流。小說中間一個章節討論了這個問題，在學習心理學之後，楊博奇認識到心理學至多是一門知識和學科，它對人們的心理的瞭解，對人的生活狀態來說仍然是無效的。所以小說只描繪了他在心理診所接觸到一些表面看來患了都市病的人，比如有“輕度”抑鬱的金兆山，為不會講黃段子而苦惱的公司財務經理胡大樂、生活空虛到處聽演唱會又要尋找一夜情刺激的闊太太吳子君。通過這一系列場景，我們沒有看到對心理醫生這種職業的描寫，這是作者有意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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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主義小說基本上都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之下描寫人們的“深層心理”。近幾年李陀提出了對現代主義小說這種寫作方式的反叛，他寫這部小說，很有意地去反叛現代主義小說中的心理描寫方式，他認為這種東西是內在的心理真實，它脫離了外在的社會真實，與後者相比，前者的虛構成分很大，所以他拒絕了這種現代主義的寫作方式，而是要竭力展現人物的精神狀態。 他曾經在一個訪談中說到人物描寫要“寫一個是一個”，提出回到19世紀的歐洲小說，比如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樓拜，以及《紅樓夢》。
大家注意看，小說中對人物的穿戴、神情的描寫是非常細緻的，這是現代主義小說、包括80年代中國的先鋒小說，早已丟失掉的傳統。先鋒小說、歐洲現代主義小說注重以第一人稱視角來大段地描寫自己的心理狀態，包括意識流。在小說作者看來，這是一種片面的主觀情緒或者是激情的宣洩，而並不能夠呈現屬於人的真實的生活狀態。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他是反對大段的心理描寫，是反對現代主義的寫作方式的。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李陀在幾次訪談中提了一個口號，“要返回19世紀”。
當我們讀了小說之後，熟悉歐洲現代主義小說的讀者，立刻會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到法國作家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福樓拜當年為了反對歐洲浪漫主義過度的宣洩激情，採取了一種非常反叛的描寫手法叫“細寫平庸”，就是細膩地去描寫資產階級或者市民社會的平庸的生活。這本小說也是有意地追求這樣一種風格，我們看到整個小說像福樓拜《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一樣，根本沒有什麼情節可言。《包法利夫人》的情節非常簡單，一個從小生活在鄉村的婦女嫁給了一個無論在思想還是在職業方面都很平庸的醫生，她不滿足於她的生活狀態，受了鄉紳、大學生的誘騙，偷情通姦，落得人財兩空，最後自殺。但是福樓拜宣稱：“我打算寫一本沒有任何指涉的小說。”他的小說中間沒有出現什麼細節，更沒有出現什麼重大歷史事件。
我們知道，福樓拜生活的時代，正是法國社會激烈動盪的的時期，政治事件一個接一個地發生，但是他沒有從正面寫到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而是著重展現人的生存狀態。我相信小說《無名指》也在有意地追求這種風格，就是說在這部小說中間，我們看不到任何情節，而是一個個的生活場景的閃回。但是如果大家仔細讀，就會感到這些生活場景中間有一定的聯繫和邏輯的，比如說他在寫了周瓔之後，馬上要閃回到另外一個和她產生極大對比的人物趙苒苒，作者是有意在做人物之間的生存狀態或者心理狀態的對比。
另一方面，作者也有意展現，楊博奇還有他的朋友，後來被稱為自己的“親人”的趙苒苒，是與社會拉開了距離的。他們不願意融入他們認為是平庸的生活當中，因為一旦進入體制，不免帶來生活和思想上的平庸，這在趙苒苒身上體現得非常清楚。這個人物智商非常高，“愛因斯坦+林徽因”，從小就是學霸類的人物，她在美國完全可以獲得一個教授職位，甚至成為世界級的學者，但是她回到國內的一個大學，因為一些特殊的原因，她和體制發生了矛盾，於是她非常決絕地辭去了職位，回到了家裡。她在家裡一邊為了維持生存而炒股，一邊學佛。她辭職之後，楊博奇和她的丈夫華森都感到不理解。
小說的高潮部分，也是小說最經典的部分，就是在趙苒苒覺得出家之後寫給主人公楊博奇的一封長信。這樣一封信，也是作者有意設置的，趙苒苒非常費力地向主人公楊博奇解釋她為什麼出家，但是楊博奇還是不理解，也還一直勸她不要出家，趙苒苒就放棄瞭解釋的努力，最後用文字來表達。小說中也展開了一大段的討論，為什麼不能用話語來說服，而是用文字，他認為文字是一種思想方式，也許你寫下文字，思路就跟著文字走，而不是跟著口語走，有時候文字是展現思想的必要的手段。
“為什麼我要出家？我不知道怎樣才能和你說明白，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總覺得須要和你說明白。其實，也許根本不需要說明白，也根本說不明白。
還是從我的一個夢說起。
幾個月前，四月八日的夜裡，我做了這樣一個夢：
一隻鳥在天上飛，無日無夜，我不知道4月8日好像是一個佛教的節日，是不是？那麼一隻鳥在天上飛，無日無夜，無不休不止，後來發現那隻鳥原來是我自己，是我在飛，在努力奮飛。不過我發現，這奮飛只是作狀而已，實際上，我冰冷的頭和四肢都已經又僵硬，又沉重，像一塊怯弱的石頭——我有翅膀，不過也是石頭的，歧異的是我的兩片石翼能夠扇動，能夠飛，只不過越來越吃力，越來越疲憊。還有，不管在夢裡，還是醒來之後，夢裡所見景象都使我萬分驚駭，乃至現在，也如在目前：我的頭上，高懸這一輪明月，不過白白的，薄薄的，似一張剪紙，並沒有光明，但它確實是月，天穹漆黑，只是高，奇怪地高，稍讓人心寬的是，還有幾顆星於這無邊的鐵幕深處時明時滅。後來我發現自己越飛越低，腳下忽然有地面顯露，還見到了樹木。想到終於可以休息一下，我欣喜若狂，不過立刻又焦慮起來，四視之下，原來下方竟無處落腳，是一片枯死的林子，且每一棵樹都十分可怖，有的樹上纏滿了披著冰雪的荊棘，有的樹上佈滿了相互吞噬的蟲蛇，有的樹原來是早已朽成糟木，很多枝幹竟然不堪自重而紛紛無風自落——精疲力盡，高聲呼救，可是我並無聲音發出，只有窒息；就在這時刻，突然前方出現了一棵蘢蔥大樹，枝葉婆娑，光明四射，空中有百鳥鳴轉，綠茵上有群鹿漫遊，於是我急轉下落，指向那棵光明樹投了過去，心中升起一片喜悅——就在這一瞬我從夢中醒來。（p295）”
這與佛教體驗有類似的地方。趙苒苒接下來進一步解釋了，為什麼促使她最終出家的是一個虛幻的夢境，虛幻的夢境在趙苒苒看來才是最真實的。
小說在這封信裡解釋說，
“你作為心理醫生完全不贊成弗洛伊德，認為他的《釋夢》是胡說，夢的活動不過是一種超現實的符號表達，和其他符號表達一樣，根本是個解讀和詮釋的問題，若沒有詮釋，就無所謂夢，你還舉出《左傳》中幾個占夢的例子，說明夢的詮釋這個行為，早已被成見、常識、習慣語言諸多因素所預設，故而從符號解讀（你認為弗氏即錯在這裡）入手來‘釋’夢，不過是以釋求釋，結果必然是釋無所釋，有意而無義；說實話，每聽你說的這些，我就想勸你也學佛。因為這樣的見解，實際上是說夢相併無自信，是假名為夢，以語言或文字釋夢乃是見指而不見月，自身也是夢話；這樣的見解，與象非真象，雖象而非象的般若性空說已經不遠，僅幾步之隔，你不學佛，實在是可惜了！不過此刻說這些，都已經是多餘的話了。”
從這個解讀裡面我們看到，如果說趙苒苒是有慧根的話，那麼實際上楊博奇根本不相信心理學，他認為心理學都是編織的謊言，是編織出來安撫、安慰或者慰藉心靈的東西，這在佛學看來是非常淺薄的。佛學更強調對生存的現實狀態的完全否定，而達到一種虛空，而這種虛無在趙苒苒看來，恰恰是最真實的。我沒有學過佛，沒有這麼深的體驗，但是我看過一些佛經，實際上在現代西方哲學中也有類似的與佛相通的這樣一面，比如說德國大哲學家海德格爾，在他的《存在與時間》等一系列著作中，也表達了對東方的禪，尤其是日本禪，對中國佛學或者印度佛學的精神上的親和性。海德格爾用西方的語言來描述宗教心理，也就是說我們都是生活在眾人當中，眾人幹什麼，我們也幹什麼事，尋求一種屬於齊平的生活。
《無名指》中間有一個細節，有一個禮拜天的早上，楊博奇和他的周圍美國鄰居一樣，匆忙地在自家的草坪割草，他環視周圍都是一群割草的人。這時候他就反思自己：難道我這樣辛辛苦苦、汗流浹背是為了和別人齊平？他們割草，我也割草。這時候他突然悟到不能這樣生活，這是一種非常平庸的生活。在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中也表達了這樣一種情緒，就是說我們日常的生活實際上是沒有我們自己的眾人生活，我們是在眾人當中生活，實際上我們的生活作態都是從眾的。但是一旦有某一個時刻，他強調一種瞬間的體悟，在這一個時刻你感覺到我們的日常生活突然間沒有意義了，突然變成了一種虛無。而這種虛無恰恰是真實的，因為你體悟到了生活的一種不同的意義。在世俗生活當中，我們也時常有這種體驗，對日常生活的凡俗的、平庸的生活產生了極度的厭煩，突然頓悟，自己不能再過這樣一種生活。
楊博奇跟他前妻有過三次爭論，都是圍繞對所謂的美國式的平庸生活的反感，也促成了他的回國。一次是他最開始和馮箏，一個新聞記者，談為什麼和他的前妻離婚前發生的爭執。說他前妻在美國是一個律師，他自己是一個心理學博士。他的前妻有一個特殊的愛好，就是喜歡做飯，也喜歡買鍋，他們跑遍了美國各大商店，去買一個非常好的鍋。楊博奇非常反感，這是他們矛盾的起因。另一個場景是他妻子在做飯的時候，要他找醬油，他拿了一個從唐人街的醬油遞過去，他的前妻勃然大怒，說你怎麼用中國的醬油，我們要用美國出產的醬油。楊博奇說我們要有簡單生活。她說什麼叫簡單生活？你來美國難道是為了過一種簡單的生活嗎？你這不就是虛偽嗎？
這裡也埋藏了楊博奇對平庸生活的反感和厭惡。小說中間用得很多的一個詞就是“厭煩”，是一種對日常生活及平庸生活的反感。在這一點上，趙苒苒和楊博奇可以說是處於一種流浪狀態中。為什麼是流浪兒？他在社會，但是並不從屬於社會，他是流浪的、流動的，他不是這個金錢社會的安居者。這個社會真正的安居者是金兆山 ，他積聚了大量的財富，掌控了很多資源，甚至支配了現代科技和人。他手下有一個人叫王頤，是一個技術通，不斷髮明東西，甚至暢想未來發明人的腦部掃描器。這裡就是在說技術的傲慢，一旦人們在資本的驅使下發明瞭這種機器以後，心理學家都沒有了用處。
另外一個場景是馮箏在給楊博奇的最後的一封信裡面說，以後你們知識分子都沒有用，因為所謂知識都是一種，谷歌不到一秒鐘就可以查出上萬條詞條的，知識今後是隨時可以調用的，所以你們知識分子都是沒用的。從這個意義上，楊博奇在現代社會中是一種流離狀態，他有知識，恰恰形成了他在現代社會中資本支配一切的社會狀態下的一種遊離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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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楊博奇們和金兆山有痛苦的前史，有80年代共同的經歷，但是在90年代到08年特殊的場景中，他們已經分離了、分化了。趙苒苒這封信解釋了她為什麼學佛，這是和楊博奇有心理共鳴的地方，所以楊博奇在趙苒苒出家之後非常痛惜，才猛地意識到，其實趙苒苒身上有很多他的影子。他心裡也許是像馮箏開玩笑的那樣，是暗戀著趙苒苒。實際上也是這樣，因為趙苒苒身上代表了他的一種精神狀態。
緊接著作品解釋得更直白一點，繼趙苒苒解釋她為什麼會學佛後，她說，
“然而，這些年來所經歷的一切，證明這絕不可能，恰相反，日復一日，我發現我‘自己’已經全然分裂，我的思想和生活，不惟是脫節，且是兩個世界——雖同一個人，卻生存於兩個世界裡，思於陽界，活於陰界。於我，這完全成為無止無盡的折磨，無論醒著，還是睡著，我都不斷自問：如此陰陽兩分，自己究竟還能堅持多久？究竟如何才有個盡頭？所幸的是，在本來不過輕慢地想於無聊中藉以消磨智力的佛家典籍裡，我竟然尋得一條解脫的路徑。（p298）”
接下來又解釋了，
“自古以來的諸多人生難題，現在社會有哪一個真正得到了解決？遠的不說，近兩三百年各種救世思想還少嗎？可有一種真正提高了人的德性？還都不是‘君以此始，必以此終’？時至今日，德性的墮落，更加潰堤洪水，肆意橫流，不見盡頭——何以故？為什麼？這個疑問始終縈繞著心頭，不容我回避，每日疑，每日問。是近年於佛法的修習，讓我得到一個認識：以往各種救人的宗旨，凡追究並回答何為人、又人為和這根本問題時，倘或不是全錯，也總有不易明白的大錯隱於其中，或百是而一非，或一是而百飛。這需有人靜下心來給以根本的檢討，尋找新的精神方向；自然這很艱難，或要很長很長的時間，而佛學作為一種古老的智慧，我以為恰可以為這艱難的檢討提供最必要的資源，人的修行能否達到究竟覺，我是存疑的，人之覺悟應該沒有止境，覺而又覺，或能對究竟何為究竟覺，有新的認識和體悟。我相信這是一條覺之路，我要走到底。至於我究竟憑藉了什麼能如此自信，如是說，如是想，如是行，已經難以在一封告別信裡來說明白——”
這是一種告別信，這封告別信，主人公把長信引用在作品當中，也是楊博奇揭示自己內在的心路歷程的一個機會。我們看到與趙苒苒相對立的另外一個人物，也就是楊博奇回到國內以後，在峨眉山偶遇的周瓔，這個人的背景和趙苒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們都是從美國回來的，不同的是周瓔是在伯克利學習城市規劃建築的博士。她回國之後在建築設計院從事建築設計，她對北京的建築，包括國家大劇院、東方廣場，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她用西方的城市的標準來衡量北京，甚至說出了“一切文明全都是廢墟”的話，這句話表現了一種激進的反叛態度。她跟楊博奇、趙苒苒的共同點，就是對現代生活、對資本支配下的北京生活的一種極度的反感，她想追求一種非常自由的生活方式。她也是從職業體制中辭職了。辭職的原因是她認為自己從事的研究沒有任何用，給官員們提建議，官員們根本不聽，表面上非常尊重她，但是實際上她提的建議、批評根本沒有被採納。她說幾年從業下來，她覺得她的人生是沒有意義的，她的研究落實不到具體的實施當中，她的辭職和趙苒苒是完全不同的。
在小說中，這個人對愛情非常向往，她和楊博奇有個爭論，楊博奇說愛情都是無意義的，歌詞中不斷描寫愛情，完全是浪費。周瓔非常反感，說盡管它是重複的、是累贅，但是人需要愛情，需要真摯的浪漫情懷。正是這樣追求激情的一個人，她不向往婚姻。在福樓拜的《情感教育》中，我們看得很清楚，資產階級小知識分子非常反感婚姻，他們認為婚姻就意味著進入資產階級秩序，意味著過上了一種平庸的生活。在周瓔身上也體現了這一點，她是不希望走入婚姻的，但是恰恰在辭職之後，她嫁給了一個美國籍的瑞典大富翁。這和趙苒苒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儘管他們起點有相似，他們身上有很多反抗社會的精神，但是最終周瓔投入了資本的懷抱。在小說中，楊博奇故意和她拉開界限，小說中一再提示我們，一再說他離開周瓔沒有任何悲傷。他一再說告別了，在自己內心向資本投降和妥協的精神告別。
我們強調，楊博奇身邊的兩個女性人物在交叉，一個趙苒苒一個周瓔。還有一個女人就是海蘭，他大學時代的女友，她實際上是非常愛楊博奇的，在楊博奇出國之後給他寫了幾十封信，但是沒有任何回應。海蘭做了幼兒園園長，嫁給了石頭，過著非常純粹和天真的生活，他們依然堅信，80年代的生活依然能夠在2008年這樣一個時代堅持下來。但是現實把他們的這種理想擊得粉碎。石禹甚至面臨著失業的危險而束手無策。他們同情他，但是石禹實在是與社會格格不入。小說中間特別塑造了石禹的人物形象，這是80年代精神的遺留，在他身上只有社會的憤怒，只有堅硬的反抗，沒有妥協。和石禹對立的，是楊博奇的朋友華森，這個人是一帆風順，也是非常聰明的人。他回到國內，在大學裡教書。他學的是歷史，研究的專業和貿易相關，他每次舉辦學術會議時都不忘念他的生意經。他甚至希望通過楊博奇來結識他的拜把子兄弟金兆山，想讓大資本家給他投資，這個人最後墮落得很，甚至背叛了婚姻和自己的學生髮生戀情，最後和趙苒苒離婚。這個人物和楊博奇形成了一個對比。還有一個不起眼的人物叫廖二聞，也是楊博奇他們的同班同學，在黨校研究黨史，這個人非常靈光，也非常順應社會潮流，他的名片上有幾十個的頭銜。雖然他教的是黨史，但是實際上他已經從商了。這兩個人物與趙苒苒和楊博奇形成了對比，更突出了楊博奇和趙苒苒其知識分子流浪兒的身份和他們的選擇。
從這本小說，我們看到這幾種人物群落和他們不同的反抗方式。楊博奇不願意融入社會，與社會遊離，但是他對資本又抱著希望、抱著曖昧的態度，他在金兆山身上發現了自己的影子，這也是為什麼他倆能夠在一起促膝相談，甚至拜把子。作者對這個人物給予很大的希望，因為他有反思、批判的眼光，而且有選擇的意識，但是他沒有選擇的行動。小說最後一節展現出，他認為他以前的生活不是他所想要的，他要告別這種魔鬼式的生活。趙苒苒是一個決絕的人物，她的辭職、學佛，甚至出家，這一系列行為表現出人物身上的與現代社會生活方式的格格不入，所以她寧願捨去家庭，寧願捨去工作，寧願捨去家庭，也要尋求心靈的安寧。她在佛學中找到了精神解脫的道路。在學佛之前，她曾經有自殺的念頭，跑到峨眉山，結果被楊博奇救了下來。當時楊博奇沒有意識到她在自殺，在她跳崖的那一瞬間，楊博奇發現了她。楊博奇把自己的羽絨服脫了給她穿上，這一刻她感覺到了人間的溫暖，放棄了自殺的念頭。不久她就開始學佛。最終這個人物還是出家了。
9月22日，地壇讀書會分享沙龍，梁展教授與讀友們合影
這本小說確實是沒有任何情節可言，但是它的確和我們當下流行的小說不同，可以說它挑戰了我們已經習慣的現實主義潮流。我們知道，最近獲得魯迅文學獎的幾部小說都有這種現實主義味道，比如說石一楓的《世間已無陳金芳》，這部小說是以故事取勝，小說中有離奇的命運的跌宕，但是《無名指》這部小說中沒有，它不是以故事取勝的。好多批評家對小說不滿的一點，就是它沒有故事，沒有大段的心理描寫，也不現代，沒有故事。在這個意義上，這確實是與現代流行的小說的寫法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從另一方面看，這是作者有意而為之，作家不滿足於現實主義的寫作。關於石一楓的《世間已無陳金芳》這部作品，有一篇評論說它代表了現實主義的迴歸，代表了社會問題小說的崛起。它是要反映社會問題，反思這樣一類人的命運和出落究竟在哪裡？引導大家對社會問題的思考，但是本書作者有意地超越了對某些具體的社會問題的思考。
我們看到，
《無名指》的主旨是思索人類的生存狀態，探索如何反抗既定的平庸生活，追求一種高尚的精神生活。19世紀小說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罪與罰》的基本情節是，作者在大街上遇到一個落魄的、酗酒的公務員，因為喝酒導致家財蕩然無存，他的妻子獨自拉扯四個孩子，大姐叫索尼婭，靠賣淫來維持這個家庭。主人公拉斯科利尼夫是一個貧困的大學生，在彼得堡讀大學法科。他向一個老太太借貸，老太太向他逼債，他衝動之下殺死了老太太。這兩個人物是社會底層受苦受難的人。還有一個細節，拉斯科利尼夫去探望索尼婭，他突然向索尼婭跪下，解釋說：我不是向你下跪，而是向人類的普遍的苦難下跪。在今天這種情況下，人們不敢去面對這樣的精神上的貧乏，不敢面對這種精神上的苦難。拉斯科利尼夫有一個著名的比喻，說我們今天不能只做恐懼得發抖的畜生，像動物一樣活著。就是說不能追求一種更高層次的精神生活。《無名指》也是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在當下複雜的社會狀態之下，他的批判色彩非常明顯，就是說它要求我們要追求一種更高尚的精神生活，這恰恰是20世紀小說中、在我們當下的社會生活中所缺乏的一個維度。小說想思考人類在當今這樣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從平庸的生活中尋求解脫，尋求心境的安寧，這樣一個角度是絕不可能由社會問題小說來承擔和解決的。社會問題小說只是引導人們解決某一個具體的社會問題，但是它沒有對整個人類處境的思考，沒有對當下人類這種精神狀態、精神困境和精神出路的思考。所以小說中以趙苒苒為代表，作者對佛學作為一種精神出路所進行的思考：佛學也許是能夠代替西方思想，面對資本壓制下的平庸、困苦生活的一種反抗，人們也許能從這種古老智慧中尋求一種人類心靈的最終的解脫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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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華鬧市中的一方淨土
位於擁有488年曆史的北京地壇公園內
樹影婆娑，茶香嫋嫋
可讀書，可清談，可交友
每一個獨立而豐富的生命
都能在這裡迴歸原點
更多美好的當下
都能在這裡獲得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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