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的中央大學，學生學潮不斷，校長兩年之內連換五人，最後鬧到校長被學生撕爛衣服、毆打身體數處，不能赴任的事件發生。面對這樣的局面，沒有人願意來中央大學當校長，收拾這樣一個爛攤子。
為此，政府也是大動腦筋。最後，還是教育部長朱家驊極力推薦，並三顧茅廬請出了曾經擔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的羅家倫為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此時的羅家倫才35歲，正是想幹一番事業的年紀。在接下這個"燙手的山芋"之後，羅家倫就開始著手瞭解中央大學的情況了。他還沒有正式上任就在經過一番考察之後，他提出了自己的辦學方針"應以形成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為理想，使國立大學與民族生存發生密不可分之分解關係；國難至此，中央大學應當對於中國擔負十九世紀初中葉柏林大學對於德意志所負之責任，以此倡導成為全國之學風。"具體計劃他則分為三步實現："第一時期為安定時期，必須安定而後可以養成學術之風尚，而後可於安定中求進步；第二時期為充實時期，力求人才之集中，與設備之增進；第三期為發展時期，按預定之計劃，為大規模之建設，使其成為近代之大學。"
1932年9月5日，他正式到中央大學上任了。按照預定的計劃，他開始了自己"復興民族文化大本營"的事業。首先就是要使學校安定下來，他的辦法是首先調整學校的管理層，選拔一批精幹任事之人；其次是對學生進行甄別考試，淘汰一批知識水平不達標的學生，並對學生實行軍事化管理。通過一些列的措施，是中央大學從人心浮動的局面中漸漸安定了下來。羅家倫深知大學教育水平的提高，學校聲譽的養成和人才的培養都是靠人來實現的，沒有人，一切都是空談。他上任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著手聘請一批著名教授，比如留美數學博士孫光遠，化學博士莊長恭；留日物理博士羅宗洛；哲學家宗白華；天文學家張鈺哲；醫學家蔡翹等。當時中央大學聘請的教授都是國內的一流人才。學科建設也是他在充實期的一件大事。他將學校原有的文、理、法、教育、工、農、醫、商8個學院合併為6個學院，將遠在上海的醫學院、商學院劃出。後來又根據社會需要辦了社會學、農藝、畜牧獸醫、化學農業等專業。同時辦理"研究班"開設研究生教育，到了1935年，隨著中央大學醫學院的再度創辦，使中央大學成為真正學科齊全的綜合性大學。在擴大教師隊伍，加強學科建設的同時，羅家倫還在積極的謀劃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改善中央大學的辦學環境及教學設施。他一直認為一所真正的"首都大學"應該是"能夠安置一切近代式的實習工廠和農場，容納五千至一萬學生"的大學。為了實現這一宏偉計劃，他多次向政府提出要求，最終得到政府近500萬元的"鉅款"，在南京市郊選址建設新的中央大學新校區。在這所羅家倫所憧憬的"近代式大學規模和需要"的新校區開工建設僅僅半年之後，盧溝橋事變爆發了，12月13日，南京淪陷了，首都大學被迫西遷。在當時的環境之下，建設那樣的一所新式校園，終於是一個"玫瑰色的甜夢"。
中央大學西遷直接定址就是重慶。在重慶，中央大學的校址是由重慶大學提供的一塊佔地不足200畝的土地。在這裡，羅家倫領導中央大學的師生們僅僅用了42天就建起了校舍，實驗室，圖書館，開始了一段艱難的時光。 抗戰時的大後方，物質生活可以說是到了清貧的極限，但是中央大學在戰火中也是"絃歌不斷"，艱難的生存下來，並且有所發展。到1941年羅家倫離職之前，學校已經增加到七個研究部，學生總人數達到3854人，教員達到543人，其中教授、副教授221人。這雖然與學校"中央大學"的特殊背景不無關係，但與羅家倫的苦心經營更是密不可分。
羅家倫主持中央大學的十年為這所大學成為民國時期一所著名的大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使"中央大學一度當仁不讓的成為全國高等學府中的龍頭老大。"當年的中央大學曾是全國規模最大、學科最全、學生人數最多的大學，是全國的最高學府，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也使得他十年的心血沒有白花。
羅家倫在中央大學期間，最為人所詬病的就是他的主動服務於國民黨的教育政策，也就是所謂的"黨化"教育。羅家倫雖然曾經是五四運動時期的學生領袖，一度宣揚民主、自由，但是在1920年代，他便加入了國民黨，在他身上再也沒有了五四時期為國家、為民族而奮鬥的那一種精神了，更多的是為國民黨的利益而做事，在中央大學校長的任上他也是基於這樣的想法兒推行有利於國名黨當局的教育政策。而這也或許是當時在規模與地位上都比不上它的西南聯合大學為後人所稱道的原因所在。在西南聯大，有民主和自由；在中央大學，羅家倫整日宣揚的"學術自由""學術自治""學術中立"都成了一句空話。看來，徒具形式而無內核的東西，到任何時候都只能爭得一時的輝煌，而沒有長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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