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的中央大学，学生学潮不断，校长两年之内连换五人，最后闹到校长被学生撕烂衣服、殴打身体数处，不能赴任的事件发生。面对这样的局面，没有人愿意来中央大学当校长，收拾这样一个烂摊子。
为此，政府也是大动脑筋。最后，还是教育部长朱家骅极力推荐，并三顾茅庐请出了曾经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此时的罗家伦才35岁，正是想干一番事业的年纪。在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芋"之后，罗家伦就开始着手了解中央大学的情况了。他还没有正式上任就在经过一番考察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办学方针"应以形成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理想，使国立大学与民族生存发生密不可分之分解关系；国难至此，中央大学应当对于中国担负十九世纪初中叶柏林大学对于德意志所负之责任，以此倡导成为全国之学风。"具体计划他则分为三步实现："第一时期为安定时期，必须安定而后可以养成学术之风尚，而后可于安定中求进步；第二时期为充实时期，力求人才之集中，与设备之增进；第三期为发展时期，按预定之计划，为大规模之建设，使其成为近代之大学。"
1932年9月5日，他正式到中央大学上任了。按照预定的计划，他开始了自己"复兴民族文化大本营"的事业。首先就是要使学校安定下来，他的办法是首先调整学校的管理层，选拔一批精干任事之人；其次是对学生进行甄别考试，淘汰一批知识水平不达标的学生，并对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通过一些列的措施，是中央大学从人心浮动的局面中渐渐安定了下来。罗家伦深知大学教育水平的提高，学校声誉的养成和人才的培养都是靠人来实现的，没有人，一切都是空谈。他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着手聘请一批著名教授，比如留美数学博士孙光远，化学博士庄长恭；留日物理博士罗宗洛；哲学家宗白华；天文学家张钰哲；医学家蔡翘等。当时中央大学聘请的教授都是国内的一流人才。学科建设也是他在充实期的一件大事。他将学校原有的文、理、法、教育、工、农、医、商8个学院合并为6个学院，将远在上海的医学院、商学院划出。后来又根据社会需要办了社会学、农艺、畜牧兽医、化学农业等专业。同时办理"研究班"开设研究生教育，到了1935年，随着中央大学医学院的再度创办，使中央大学成为真正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在扩大教师队伍，加强学科建设的同时，罗家伦还在积极的谋划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改善中央大学的办学环境及教学设施。他一直认为一所真正的"首都大学"应该是"能够安置一切近代式的实习工厂和农场，容纳五千至一万学生"的大学。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计划，他多次向政府提出要求，最终得到政府近500万元的"巨款"，在南京市郊选址建设新的中央大学新校区。在这所罗家伦所憧憬的"近代式大学规模和需要"的新校区开工建设仅仅半年之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了，12月13日，南京沦陷了，首都大学被迫西迁。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建设那样的一所新式校园，终于是一个"玫瑰色的甜梦"。
中央大学西迁直接定址就是重庆。在重庆，中央大学的校址是由重庆大学提供的一块占地不足200亩的土地。在这里，罗家伦领导中央大学的师生们仅仅用了42天就建起了校舍，实验室，图书馆，开始了一段艰难的时光。 抗战时的大后方，物质生活可以说是到了清贫的极限，但是中央大学在战火中也是"弦歌不断"，艰难的生存下来，并且有所发展。到1941年罗家伦离职之前，学校已经增加到七个研究部，学生总人数达到3854人，教员达到543人，其中教授、副教授221人。这虽然与学校"中央大学"的特殊背景不无关系，但与罗家伦的苦心经营更是密不可分。
罗家伦主持中央大学的十年为这所大学成为民国时期一所著名的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央大学一度当仁不让的成为全国高等学府中的龙头老大。"当年的中央大学曾是全国规模最大、学科最全、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也使得他十年的心血没有白花。
罗家伦在中央大学期间，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他的主动服务于国民党的教育政策，也就是所谓的"党化"教育。罗家伦虽然曾经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一度宣扬民主、自由，但是在1920年代，他便加入了国民党，在他身上再也没有了五四时期为国家、为民族而奋斗的那一种精神了，更多的是为国民党的利益而做事，在中央大学校长的任上他也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儿推行有利于国名党当局的教育政策。而这也或许是当时在规模与地位上都比不上它的西南联合大学为后人所称道的原因所在。在西南联大，有民主和自由；在中央大学，罗家伦整日宣扬的"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都成了一句空话。看来，徒具形式而无内核的东西，到任何时候都只能争得一时的辉煌，而没有长久的生命力。
閱讀更多 玉溪散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