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我們偉大祖國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誕生於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如同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號角，它激勵著無數中華兒女在抗日救國的戰場上前仆後繼、衝鋒陷陣，最終贏得了民族的解放和獨立。2005年8月28日，在總參謀部塔院幹休所，國歌詞作者田漢的長子田申飽含深情地向記者講述了父親與國歌之間鮮為人知的故事。
田漢最早發現聶耳的音樂才能
▲ 田漢（1898—1968）
80歲高齡的田申精神矍鑠，記憶過人。他回憶說，1931年，19歲的聶耳從雲南來到上海，考入明月歌舞團任小提琴手。此時的田漢，已是著名的戲劇家、詩人和社會活動家。聽說聶耳的經歷後，田漢找到聶耳徹夜長談，向他介紹上海革命音樂發展的情況。
聶耳當時正因為所在歌舞團整天演出脫離社會現實的“靡靡之音”而不滿和苦悶，兩人由於共同的音樂追求一見如故。在田漢的影響下，聶耳參加了左聯音樂小組。1933年，經田漢介紹，聶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他們開始了短暫卻精彩的合作。
▲ 聶耳（1912—1935）
在田申珍藏的父親遺物中，記者看到一張寫著密密麻麻鉛筆字的16開稿紙，這是1949年9月田漢作為新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成員參加國歌方案擬定時，向組織提交的關於《義勇軍進行曲》的說明：“我和聶耳合作過好一些歌曲。他沒有受過正規的音樂教育，但他天才甚高，有強烈的民族感情，又勇於學習。他的作品爽朗明快，善於處理別人很不容易駕馭的語句。這歌詞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是被認為很不易駕馭的，而他卻處理得自然，有力……”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稿紙早已泛黃，然而一代大師瀟灑不羈的字跡卻依然清晰。
國歌的前身是國際歌
“……我們不做亡國奴，我們要做中國的主人，讓我們結成一條鐵的長城，把強盜們都趕盡，向著自由的路前進！”這是1934年由田漢創作的歌劇《揚子江暴風雨》的主題曲《前進歌》。看歌詞，它和後來的《義勇軍進行曲》非常相像。田申告訴記者，父親當年也曾表示過，《前進歌》其實就是《義勇軍進行曲》的前身。
談起《前進歌》的創作背景，田申回憶說，1934年的一天晚飯後，田漢帶著田申與聶耳一同到上海外灘觀察碼頭堆放的木箱上的文字後當即震怒了：“裡面裝著軍火！是運給日本帝國主義打中國人的！”聶耳的臉也變得鐵青，兩隻手緊握成拳頭，用幾乎顫抖的聲音說：“這些狗強盜！強迫中國人扛著槍炮子彈來打中國人！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 《揚子江暴風雨》劇照
回去後，田漢很快創作了被譽為“中國第一部新歌劇”的《揚子江暴風雨》，聶耳則飽含激情地譜寫了劇中所有的歌曲。
1934年7月1日，該劇在上海正式公演。當演出進行到最後，碼頭工人義憤地把裝有軍火的木箱扔到黃浦江裡，日本水兵開槍打死了工人於子林和小栓子時，聶耳扮演的碼頭工人老王抱著垂死的孫子憤怒地唱起了《前進歌》……那一刻，演員和觀眾的情緒融城一體，強烈的民族感情和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像或山爆發一樣傾瀉出來，大家齊聲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誓死不當亡國奴！”
開國大典前《義勇軍進行曲》被確定為國歌
▲ 董希文《開國大典》油畫
田申回憶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徵集國旗和國徽的工作都進展順利，惟有國歌，雖徵集到數以千計的歌曲，卻沒有一首盡如人意。
1949年9月2日，當時的政協籌備組第六小組就制定國歌問題舉行會議，毛澤東、周恩來親臨會場聆聽代表們的意見。會上，享譽中外的畫家徐悲鴻提出建議，把《義勇軍進行曲》定為國歌。張奚若、郭沫若、梁思成等紛紛贊同徐悲鴻的建議，大家一致認為：國歌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民族精神，《義勇軍進行曲》經手了鬥爭的考驗，完全可以選作新中國的國歌。
▲ 開國大典場景照
但也有人認為新中國已經站起來了，《義勇軍進行曲》歌詞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已不適合新的形勢。毛澤東、周恩來則不贊成這種意見，指出不改歌詞有“安不忘危”的意義。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一致通過，在國歌正式確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國和國國歌。
▲ 《義勇軍進行曲》部分歌譜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新中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用洪亮的聲音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國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著毛澤東安東昇旗電鈕，伴隨著五星紅旗冉冉升起，《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第一次奏響在天安門廣場。
（選自《世紀橋》2005年第12期，原文題目為《國歌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本文略作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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