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如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号角，它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前仆后继、冲锋陷阵，最终赢得了民族的解放和独立。2005年8月28日，在总参谋部塔院干休所，国歌词作者田汉的长子田申饱含深情地向记者讲述了父亲与国歌之间鲜为人知的故事。
田汉最早发现聂耳的音乐才能
▲ 田汉（1898—1968）
80岁高龄的田申精神矍铄，记忆过人。他回忆说，1931年，19岁的聂耳从云南来到上海，考入明月歌舞团任小提琴手。此时的田汉，已是著名的戏剧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听说聂耳的经历后，田汉找到聂耳彻夜长谈，向他介绍上海革命音乐发展的情况。
聂耳当时正因为所在歌舞团整天演出脱离社会现实的“靡靡之音”而不满和苦闷，两人由于共同的音乐追求一见如故。在田汉的影响下，聂耳参加了左联音乐小组。1933年，经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们开始了短暂却精彩的合作。
▲ 聂耳（1912—1935）
在田申珍藏的父亲遗物中，记者看到一张写着密密麻麻铅笔字的16开稿纸，这是1949年9月田汉作为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参加国歌方案拟定时，向组织提交的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说明：“我和聂耳合作过好一些歌曲。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但他天才甚高，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又勇于学习。他的作品爽朗明快，善于处理别人很不容易驾驭的语句。这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是被认为很不易驾驭的，而他却处理得自然，有力……”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稿纸早已泛黄，然而一代大师潇洒不羁的字迹却依然清晰。
国歌的前身是国际歌
“……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让我们结成一条铁的长城，把强盗们都赶尽，向着自由的路前进！”这是1934年由田汉创作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的主题曲《前进歌》。看歌词，它和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非常相像。田申告诉记者，父亲当年也曾表示过，《前进歌》其实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前身。
谈起《前进歌》的创作背景，田申回忆说，1934年的一天晚饭后，田汉带着田申与聂耳一同到上海外滩观察码头堆放的木箱上的文字后当即震怒了：“里面装着军火！是运给日本帝国主义打中国人的！”聂耳的脸也变得铁青，两只手紧握成拳头，用几乎颤抖的声音说：“这些狗强盗！强迫中国人扛着枪炮子弹来打中国人！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 《扬子江暴风雨》剧照
回去后，田汉很快创作了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的《扬子江暴风雨》，聂耳则饱含激情地谱写了剧中所有的歌曲。
1934年7月1日，该剧在上海正式公演。当演出进行到最后，码头工人义愤地把装有军火的木箱扔到黄浦江里，日本水兵开枪打死了工人于子林和小栓子时，聂耳扮演的码头工人老王抱着垂死的孙子愤怒地唱起了《前进歌》……那一刻，演员和观众的情绪融城一体，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像或山爆发一样倾泻出来，大家齐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
开国大典前《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国歌
▲ 董希文《开国大典》油画
田申回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旗和国徽的工作都进展顺利，惟有国歌，虽征集到数以千计的歌曲，却没有一首尽如人意。
1949年9月2日，当时的政协筹备组第六小组就制定国歌问题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亲临会场聆听代表们的意见。会上，享誉中外的画家徐悲鸿提出建议，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张奚若、郭沫若、梁思成等纷纷赞同徐悲鸿的建议，大家一致认为：国歌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义勇军进行曲》经手了斗争的考验，完全可以选作新中国的国歌。
▲ 开国大典场景照
但也有人认为新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不适合新的形势。毛泽东、周恩来则不赞成这种意见，指出不改歌词有“安不忘危”的意义。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在国歌正式确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国和国国歌。
▲ 《义勇军进行曲》部分歌谱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新中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国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毛泽东安东升旗电钮，伴随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奏响在天安门广场。
（选自《世纪桥》2005年第12期，原文题目为《国歌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本文略作删改。）
閱讀更多 人民藝術家雜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