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应该可以放心了”。2015年9月11日，新加坡国会大选，人民行动党赢得了89个民选选区议席中的83个，普选票得票率高达69.86%，比上一次选举提升了近十个百分点（2011年，60.14%）。主要反对党工人党失1席降至6席。
李显龙在胜选后感言说：“这是继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离开后的第一个选举，行动党仍继续得到人民强有力的委托，相信他应该可以放心了。”
2015年3月，李光耀去世；8月，新加坡金禧国庆。本次执政党大胜，新加坡人感念李光耀带领新加坡创业之艰辛及繁荣之来之不易，应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李光耀一手奠基与发展的经济、政治与法律制度，可称之为“自由威权主义”，能不能得到新加坡人的认同而长久存续下去？
有一派抨击新加坡“不民主”。根据定义，现代民主是民意机构在政治结构中的核心地位。新加坡在这个意义上是民主的。新加坡国会不是橡皮图章。人民行动党靠选票上台，如果没有赢得足够席次，那也得黯然下台。
但毋庸讳言，这是有新加坡特色的民主。自1984年以来，人民行动党常以六成多的民意支持率撬动九成多的国会席次。这要归因于新加坡集选区+单选区的选区制度（必要时重新划分选区）及组屋按种族比例分配的社区格局。
如果新加坡实行政党比例代表制，那反对党就爽了。本次选举工人党普选票得票率为39.75%，2011年更是高达46.6%，要是工人党有这么多的议席，那政治分量就大了去了。
单选区与集选区的游戏规则是胜者全得，有利于大党。与单选区相比，集选区对小党更不利。假定毗邻的4-6个单选区，小党是其中一个单选区的赢家，但合并为一个4-6席次的集选区后，小党的这个席位就没得了。
在2011年大选中，工人党破天荒拿下了5席的阿裕尼集选区。本次以50.95%对49.05%的微弱优势保住了席位。说明只要小党凝聚了足够的民心，集选区也能从天堑变通途。
总之，新加坡实行了极其有利于大党的选举规则，令反对党的政治影响力远远小于其民意支持率，但执政党也是严守规则的，并没有舞弊或做票的问题。说新加坡是“威权主义”，依据是集选区这样的新加坡特色。
另有一派认为威权主义是新加坡成功与繁荣的钥匙。这种说法也成问题，但改成自由威权主义就对了。经济自由才是繁荣的基石。
新加坡的繁荣是奇迹。1959至1991年，李光耀任总理。1960年，新加坡人均名义GDP仅428美元。1991年达14504美元，年化增长率为12%。新加坡人口同期翻了一番有余。2013年，新加坡人均名义GDP达55979美元，1991-2013年年化增长率为6.3%，这期间有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
李光耀对新加坡的制度贡献，包括但不限于：厉行第一世界的法治与公共治理标准；对外开放，吸引外资；限制工会特权，让企业家敢于下注；奉行低税率，对商业友好；不搞寅吃卯粮的福利制度；不搞压榨工作者、年轻人与下一代的现收现支型社保；建立纯个人账户式中央公积金制度，令每个人对自己及家庭负责。核心是经济自由与个人自负其责。
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值得一说。这是涵盖养老、医疗与住房等大宗消费在内的自我保障与家庭保障计划。本质上是强制储蓄。每个人同父母、同子女之间都有爱，祖父母同孙子女之间也有爱。从家庭看，这种爱是有利于基因绵延与财富传承，上一代不会牺牲下一代的权益。推及整个社会，财富的代际传承也是有利于下一代的。这与上一代整体剥削下一代的现收现支型社保构成了鲜明对比。
就税收而言，李光耀举例说：“起初我们……向富有者征收重税而制定惩罚性的遗产税率，不过，富有者有很好的税务律师和会计师协助减轻自己的纳税负担。1984年，新加坡的遗产税从最高的6%锐减到5%至1%，视遗产价值多少而定。当富有者发现他们再也不值得逃缴遗产税之后，我们也因此征收到更多的税金。”对拉弗曲线的理解，比凯恩斯主义者强多了。2008年，新加坡索性取消了遗产税。
李光耀有保守主义的视角：“很少人把自己的资产消耗掉。他们都保住甚至扩充他们的资产，只花费来自资产的收入。他们未雨绸缪，要保住资产，将来留给子孙。”这种动机，正是资本积累与社会存续的基本动力。在尊重基本人性基础上创设的制度，才有长期稳定性。
“民主”与“自由”之间有内在张力。自由威权主义认为“自由”更重要。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政制将向何处去？
李光耀提出：“就学理而言，我并不确信一人一票就是最好的。新加坡的一人一票是英国人留下来的，暂时还没有改革的必要。不过，我个人认为，如果给予40岁以上的一家之长一人两票，我们的体制会更合理。这些家长有子女要看顾，会比较谨慎，在投票时自然比不到30岁的莽撞青年要慎重。当然，如果超过65岁，就不行了。40岁到60岁是最理想的年龄，到60岁，两票要变回一票。这在操作上相当困难。我们暂时还没有改革的必要；如果有必要，就会改。”这会是新加坡人的答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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