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應該可以放心了”。2015年9月11日，新加坡國會大選，人民行動黨贏得了89個民選選區議席中的83個，普選票得票率高達69.86%，比上一次選舉提升了近十個百分點（2011年，60.14%）。主要反對黨工人黨失1席降至6席。
李顯龍在勝選後感言說：“這是繼建國總理李光耀先生離開後的第一個選舉，行動黨仍繼續得到人民強有力的委託，相信他應該可以放心了。”
2015年3月，李光耀去世；8月，新加坡金禧國慶。本次執政黨大勝，新加坡人感念李光耀帶領新加坡創業之艱辛及繁榮之來之不易，應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不過，更重要的問題是：李光耀一手奠基與發展的經濟、政治與法律制度，可稱之為“自由威權主義”，能不能得到新加坡人的認同而長久存續下去？
有一派抨擊新加坡“不民主”。根據定義，現代民主是民意機構在政治結構中的核心地位。新加坡在這個意義上是民主的。新加坡國會不是橡皮圖章。人民行動黨靠選票上臺，如果沒有贏得足夠席次，那也得黯然下臺。
但毋庸諱言，這是有新加坡特色的民主。自1984年以來，人民行動黨常以六成多的民意支持率撬動九成多的國會席次。這要歸因於新加坡集選區+單選區的選區制度（必要時重新劃分選區）及組屋按種族比例分配的社區格局。
如果新加坡實行政黨比例代表制，那反對黨就爽了。本次選舉工人黨普選票得票率為39.75%，2011年更是高達46.6%，要是工人黨有這麼多的議席，那政治分量就大了去了。
單選區與集選區的遊戲規則是勝者全得，有利於大黨。與單選區相比，集選區對小黨更不利。假定毗鄰的4-6個單選區，小黨是其中一個單選區的贏家，但合併為一個4-6席次的集選區後，小黨的這個席位就沒得了。
在2011年大選中，工人黨破天荒拿下了5席的阿裕尼集選區。本次以50.95%對49.05%的微弱優勢保住了席位。說明只要小黨凝聚了足夠的民心，集選區也能從天塹變通途。
總之，新加坡實行了極其有利於大黨的選舉規則，令反對黨的政治影響力遠遠小於其民意支持率，但執政黨也是嚴守規則的，並沒有舞弊或做票的問題。說新加坡是“威權主義”，依據是集選區這樣的新加坡特色。
另有一派認為威權主義是新加坡成功與繁榮的鑰匙。這種說法也成問題，但改成自由威權主義就對了。經濟自由才是繁榮的基石。
新加坡的繁榮是奇蹟。1959至1991年，李光耀任總理。1960年，新加坡人均名義GDP僅428美元。1991年達14504美元，年化增長率為12%。新加坡人口同期翻了一番有餘。2013年，新加坡人均名義GDP達55979美元，1991-2013年年化增長率為6.3%，這期間有1997年東南亞經濟危機與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
李光耀對新加坡的制度貢獻，包括但不限於：厲行第一世界的法治與公共治理標準；對外開放，吸引外資；限制工會特權，讓企業家敢於下注；奉行低稅率，對商業友好；不搞寅吃卯糧的福利制度；不搞壓榨工作者、年輕人與下一代的現收現支型社保；建立純個人賬戶式中央公積金制度，令每個人對自己及家庭負責。核心是經濟自由與個人自負其責。
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制度值得一說。這是涵蓋養老、醫療與住房等大宗消費在內的自我保障與家庭保障計劃。本質上是強制儲蓄。每個人同父母、同子女之間都有愛，祖父母同孫子女之間也有愛。從家庭看，這種愛是有利於基因綿延與財富傳承，上一代不會犧牲下一代的權益。推及整個社會，財富的代際傳承也是有利於下一代的。這與上一代整體剝削下一代的現收現支型社保構成了鮮明對比。
就稅收而言，李光耀舉例說：“起初我們……向富有者徵收重稅而制定懲罰性的遺產稅率，不過，富有者有很好的稅務律師和會計師協助減輕自己的納稅負擔。1984年，新加坡的遺產稅從最高的6%銳減到5%至1%，視遺產價值多少而定。當富有者發現他們再也不值得逃繳遺產稅之後，我們也因此徵收到更多的稅金。”對拉弗曲線的理解，比凱恩斯主義者強多了。2008年，新加坡索性取消了遺產稅。
李光耀有保守主義的視角：“很少人把自己的資產消耗掉。他們都保住甚至擴充他們的資產，只花費來自資產的收入。他們未雨綢繆，要保住資產，將來留給子孫。”這種動機，正是資本積累與社會存續的基本動力。在尊重基本人性基礎上創設的制度，才有長期穩定性。
“民主”與“自由”之間有內在張力。自由威權主義認為“自由”更重要。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政制將向何處去？
李光耀提出：“就學理而言，我並不確信一人一票就是最好的。新加坡的一人一票是英國人留下來的，暫時還沒有改革的必要。不過，我個人認為，如果給予40歲以上的一家之長一人兩票，我們的體制會更合理。這些家長有子女要看顧，會比較謹慎，在投票時自然比不到30歲的莽撞青年要慎重。當然，如果超過65歲，就不行了。40歲到60歲是最理想的年齡，到60歲，兩票要變回一票。這在操作上相當困難。我們暫時還沒有改革的必要；如果有必要，就會改。”這會是新加坡人的答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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