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齊、陳三代於建國初，皆將為開國皇帝已經去世的配偶所修建的宗廟列入皇家“七廟”中。此舉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古代學者多將其視為離經叛道的荒誕舉措，加以嘲諷和鞭撻；現代學者則視其為女性社會地位的提升。這兩種說法都不準確。
一、人權運動與女性社會地位的提升
女權運動
按照人類學的基本觀點，人類自形成以後，很長一個時期內，男性、女性不存在地位的高低和尊卑，眾生平等。進入母系氏族社會後，女性的社會地位優於男性。這一點，在米爾恰·伊利亞德所撰《宗教思想史》有較多的論述。
然而自父系氏族社會形成後，男尊女卑的社會機制日漸確立和鞏固。
雖然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不乏如呂后、武則天、慈禧太后等女性強勢，凌駕於男性之上。
但總體上來說，她們並沒有從根本上扭轉、改變男尊女卑的社會現實。其流風餘毒，直至今日，即便很多女性“凌駕”於男性之上，很多男性患有嚴重的“妻管嚴”，似也未完全清除殆盡，“重男輕女”的現象在很多地方仍然大行其道。流產、溺死女嬰，就是比較典型的體現。
男性、女性社會地位的高低，是二十世紀以來，隨著人權主義的興起，而逐漸引起世人，尤其是女性關注的一個問題。二十世紀中、後期，廣大女性為爭取與男性平等的社會地位和權利，而努力爭取和奮鬥，女權主義曾在世界範圍內風行。
近年來方興未艾的“Me Too”（有譯者譯為“米兔”）運動，在亞洲、歐洲、美洲等，此起彼伏，亦可視為女權主義運動的延續和新的表現形式。
二、古代中國帝王為母、妻、女修建宗廟事例史不乏載
南朝宋、齊、梁、陳四個朝代都曾於建國初，將開國皇帝已經去世的配偶追封為皇后，並將其宗廟列入皇家宗廟“七廟”體系中，可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舉動。因此，有人將此視為女性社會地位提高的表現。畢竟，在夏朝迄清朝的古代中國，男權強盛，皇家宗廟，皆為在位皇帝修建。其嫡妻（皇后）神主（俗稱牌位），只能置放於丈夫宗廟中，處於配祭的地位。
雖然自商周迄清代，帝王為自己的母、妻、女等女性血親或姻親修建宗廟，史不乏載。如《詩經·魯頌·閟宮》記載，周人曾為其始祖后稷的母親姜嫄立廟，謂之“閟宮”。王莽建立新朝後，曾為他的姑姑，為王氏家族崛起居功厥偉的西漢元帝皇后修建宗廟，名曰長壽宮。魏明帝曹叡的生母甄氏因犯有過錯，被魏文帝賜死，因而不能在文帝廟中配祭。
魏明帝即位後，追諡甄氏為文昭皇后，在鄴為其修建宗廟。曹氏皇室宗廟遷移至洛陽後，甄氏廟也一併遷至洛陽。魏明帝的女兒曹淑去世後，明帝痛悼愛女夭折，除追諡其為平原懿公主外，還特地為她修建宗廟。東晉元帝司馬睿即帝位後，追尊妃虞氏為王后，以其陵上屋為宗廟。南朝宋文帝即位後，追諡生母曰章皇太后，在京師為其立廟。宋孝武帝則為其寵愛的宣貴妃單獨建廟。
三、南朝四代將女性宗廟列入皇家“七廟”中的真實用意
如前所述，象南朝四代這樣，於建國初，將開國皇帝已經去世的配偶的宗廟列入皇家“七廟”中，亙古未見，可謂曠古奇聞。古代史家多拘囿於道德倫理約束，將這一做法視為荒謬不經的“違禮”之舉，加以冷嘲熱諷。現代學者多將其視為女性社會地位的提高。兩種觀念其實都不準確。清代學者王鳴盛揭示了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在於為符合“諸侯五廟”、“天子七廟”古禮，同時，又不變易晉以來六世“親廟”制度，而採取的權宜性的措施。
南朝宋、齊、陳建國時，開國皇帝們考慮到若為自己修建“生廟”（周秦西漢時，帝王在世亦可為自己修建宗廟。東漢以後，一般帝王去世後，才為其修建宗廟。曹魏明帝生前就為自己修廟，廟號烈祖。此舉招致後人的譏諷），難免招致時人或後世非議。因而，歷代於建國初，暫且將為開國皇帝已經去世的配偶所修建的宗廟列入皇家“七廟”中，以便與禮經記載的“天子七廟”古禮相合。不過，這一做法畢竟違背古禮和秦漢以來的傳統，故南朝梁一度蠲除此制，而隋唐史家也多含混其詞，語焉不詳。
參考文獻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米爾恰·伊利亞德：《宗教思想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年版。
（唐）李延壽：《南史》，中華書局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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