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齐、陈三代于建国初，皆将为开国皇帝已经去世的配偶所修建的宗庙列入皇家“七庙”中。此举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代学者多将其视为离经叛道的荒诞举措，加以嘲讽和鞭挞；现代学者则视其为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这两种说法都不准确。
一、人权运动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
女权运动
按照人类学的基本观点，人类自形成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男性、女性不存在地位的高低和尊卑，众生平等。进入母系氏族社会后，女性的社会地位优于男性。这一点，在米尔恰·伊利亚德所撰《宗教思想史》有较多的论述。
然而自父系氏族社会形成后，男尊女卑的社会机制日渐确立和巩固。
虽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乏如吕后、武则天、慈禧太后等女性强势，凌驾于男性之上。
但总体上来说，她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改变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其流风余毒，直至今日，即便很多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很多男性患有严重的“妻管严”，似也未完全清除殆尽，“重男轻女”的现象在很多地方仍然大行其道。流产、溺死女婴，就是比较典型的体现。
男性、女性社会地位的高低，是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人权主义的兴起，而逐渐引起世人，尤其是女性关注的一个问题。二十世纪中、后期，广大女性为争取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而努力争取和奋斗，女权主义曾在世界范围内风行。
近年来方兴未艾的“Me Too”（有译者译为“米兔”）运动，在亚洲、欧洲、美洲等，此起彼伏，亦可视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延续和新的表现形式。
二、古代中国帝王为母、妻、女修建宗庙事例史不乏载
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都曾于建国初，将开国皇帝已经去世的配偶追封为皇后，并将其宗庙列入皇家宗庙“七庙”体系中，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因此，有人将此视为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表现。毕竟，在夏朝迄清朝的古代中国，男权强盛，皇家宗庙，皆为在位皇帝修建。其嫡妻（皇后）神主（俗称牌位），只能置放于丈夫宗庙中，处于配祭的地位。
虽然自商周迄清代，帝王为自己的母、妻、女等女性血亲或姻亲修建宗庙，史不乏载。如《诗经·鲁颂·閟宫》记载，周人曾为其始祖后稷的母亲姜嫄立庙，谓之“閟宫”。王莽建立新朝后，曾为他的姑姑，为王氏家族崛起居功厥伟的西汉元帝皇后修建宗庙，名曰长寿宫。魏明帝曹叡的生母甄氏因犯有过错，被魏文帝赐死，因而不能在文帝庙中配祭。
魏明帝即位后，追谥甄氏为文昭皇后，在邺为其修建宗庙。曹氏皇室宗庙迁移至洛阳后，甄氏庙也一并迁至洛阳。魏明帝的女儿曹淑去世后，明帝痛悼爱女夭折，除追谥其为平原懿公主外，还特地为她修建宗庙。东晋元帝司马睿即帝位后，追尊妃虞氏为王后，以其陵上屋为宗庙。南朝宋文帝即位后，追谥生母曰章皇太后，在京师为其立庙。宋孝武帝则为其宠爱的宣贵妃单独建庙。
三、南朝四代将女性宗庙列入皇家“七庙”中的真实用意
如前所述，象南朝四代这样，于建国初，将开国皇帝已经去世的配偶的宗庙列入皇家“七庙”中，亘古未见，可谓旷古奇闻。古代史家多拘囿于道德伦理约束，将这一做法视为荒谬不经的“违礼”之举，加以冷嘲热讽。现代学者多将其视为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两种观念其实都不准确。清代学者王鸣盛揭示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为符合“诸侯五庙”、“天子七庙”古礼，同时，又不变易晋以来六世“亲庙”制度，而采取的权宜性的措施。
南朝宋、齐、陈建国时，开国皇帝们考虑到若为自己修建“生庙”（周秦西汉时，帝王在世亦可为自己修建宗庙。东汉以后，一般帝王去世后，才为其修建宗庙。曹魏明帝生前就为自己修庙，庙号烈祖。此举招致后人的讥讽），难免招致时人或后世非议。因而，历代于建国初，暂且将为开国皇帝已经去世的配偶所修建的宗庙列入皇家“七庙”中，以便与礼经记载的“天子七庙”古礼相合。不过，这一做法毕竟违背古礼和秦汉以来的传统，故南朝梁一度蠲除此制，而隋唐史家也多含混其词，语焉不详。
参考文献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
（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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