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菜價、藥價有一定程度的上漲，不少人感覺有點不安。菜價、藥價的上漲不是小問題，不能簡單的用市場自行調節的思維來認識。關係到我們普通人衣、食、住、行的都是大問題。尤其是生活必須品的價格，任何一點波動都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短期或長期影響。近期人們對菜價、藥價上漲的不安，只是對整體物價長期維持“小而穩”上漲趨勢的最新反映罷了。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物質財富更加豐富，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確實得到了明顯提高。過去我們簡單地認為經濟發展了，人們自然會對社會和生活滿意。但近十幾年來，經濟的繁榮並未讓人們“安居樂業”，反而出現“三增”現象，人們普遍感到生活壓力增大了，不滿增多了，對未來生活預期的不穩定感增強了。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一個時期以來，我們混淆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概念，以經濟發展代替或至少部分代替了社會發展。新加坡學者在觀察中國現象時，曾總結說，“中國的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脫節，普通民眾感覺經濟越發展，社會問題越是層出不窮”。
經濟發展包括經濟水平、物質條件等方面的進步，通常體現為一組組、一系列的經濟數據。社會發展一般包括民生建設、文化建設等方面。經濟發展的好壞決定著社會物質條件的變化，而社會發展的情況則決定著人們的心態。經濟發展只是支撐社會的幾根重要支柱之一，但不是唯一支柱。社會的穩定並不完全只依靠經濟繁榮，而且也維護不出來。
社會穩定的根本在於人心的穩定，而人心的穩定來源於社會發展的建設。
社會發展建設包括兩大領域：一是住房、醫療、教育問題；二是物價問題。這兩大領域簡單來說就是古語所說的“安居樂業”。不能安居則人心不安，人心不安，焉能樂業？
社會發展如何定位？社會發展的領域很多，核心包括公共住房、教育、醫療三個方面，這三項事關百姓的生存基礎，是社會穩定的定海針。怎麼給這三個方面定位直接關係到社會發展的成功與否。我們過去受西方表面社會現象影響巨大，簡單地認為住房、教育、醫療應當產業化或部分產業化，這等於將這三大行業視為消費性的支出建設。這種思路對國家發展和社會穩定不利，因為它會給了民眾的社會心理造成嚴重衝擊。
在這方面新加坡的經驗值得我們特別關注。新加坡當年就把建設的重點放在了這三個方面，把它們看作是生產性的社會投資，有助於促進經濟發展，而不是單純被當作消費性的社會支出。中國今天的社會現實恰恰反映了社會發展的理念偏差和嚴重不足。新加坡一方面大力發展經濟，因為沒有經濟的發展，就沒有力量進行社會發展的投資，經濟發展為社會發展創造條件。反過來，社會發展為經濟發展提供保障和服務，安定了民心，促進了社會穩定。
人們通常認為貧富差距過大是導致社會不穩定的最主要因素，但令人驚訝的是新加坡的貧富差距卻比較大，基尼係數近幾年一直在0.450以上，前幾年曾達到了0.478，然而它的社會穩定程度很高，人們雖有各種各樣的意見（包括在族群方面的意見），但並未因此而產生嚴重的對立、不滿情緒。在貧富差距較大的情況下，為何新加坡能夠保持較高的穩定程度？主要原因包括兩方面：
第一，新加坡人基本能夠在沒有過大經濟壓力的前提下，真正擁有自己的安身之所，這就大大化解了社會可能產生的戾氣。新加坡人在總結自身的成功經驗時認為，“新加坡的成功在於領導人從一開始就信奉居者有其屋的理念，把它作為基本國策貫徹始終。”李光耀在回憶錄中曾寫道“我深信，如果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國家將會更加穩定。”新加坡公共住房政策的成功在於政府經常的積極干預和控制，從一開始就承擔了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目的。
新加坡在1960年成立了建屋發展局，目的在於為民眾建造廉價、經濟適用的房屋。
公共住房政策不僅是政治政策，裡面含有明確的經濟目的，即通過低價格的組屋以降低勞動力的工資成本，創造有利於吸引外資的環境，同時，使更多的資金流向科技創新等行業，而不是被集中到對國家綜合實力增強並無實際裨益的房地產行業。公共住房政策的成功穩定了民眾的內心，新加坡人對此有過經典的描述，當一個人或家庭每天要為住房而承擔不可忍受的壓力時，通常會令人惶惶不可終日，往往導致個人、群體對社會產生悲觀以至負面的看法。再加上如果每個人、每個家庭都必須面對的教育、醫療問題同樣存在較大壓力時，這勢必對人的社會心理產生更多不良影響。
新加坡也有市場化的住房，那是針對有相應經濟能力的居民為了更高的住房要求而提供的，市場化住房的價格遠高於公共住房，新加坡政府從中收稅用於補貼公共住房建設。
第二，物價相對能夠長期保持穩定，工資與物價之比相對合理，這一點是發達國家共同的特點。保持物價穩定並不是說物價沒有變動，而是變動的幅度不大。如果不能保持物價的長期穩定，而簡單的以漲工資來應對物價上漲，從經濟角度分析並無缺陷，但實際上等於飲鴆止渴，會對民眾的社會心理和未來預期產生嚴重影響。沒有這兩條，即使定位合理、綜合機制設計完善，也難以發揮理想的效果。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雖然貧富差距較大，但如果物價能夠長期保持相對穩定，民眾的生活相對得到較為穩定的保障（如居住、教育、醫療等基本方面），即使經濟增長的速度不是那麼快，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緩解社會穩定的壓力。
業已形成的價格長期上漲趨勢對人們信心的影響比貪汙腐敗的影響可能還要大。每月、每年的價格上漲指數可能並不高，但數十年來積累下來，價格實際上維持了大幅上升趨勢。雖然民眾的收入也相應增長，但這種同步增長實際上給民眾造成一種心理暗示，會削減對本國貨幣幣值的信心。這種心理暗示導致整個社會愈發功利，破壞人們對未來的信心。
物價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和社會心理問題。“安居樂業”這個成語實際是中華民族在千百年的社會實踐中得出的一條基本經驗，經過多少代人的反覆驗證，否則它也不會流傳下來，早已被社會所淘汰。違反這條規律，社會就可能出現不同程度的問題，小問題不及時解決，就有可能演化成大問題，進而影響整個國家前進的腳步。把一些一知半解的西方市場理念生吞活剝地拿來運用到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指導上，已經給中國長遠戰略發展帶來了隱憂。這個問題應引起我們的重視。
在當前國內外形勢異常複雜的情況下，做好社會發展方面的工作有著更加特別的意義，因為它不僅僅關係到我們的社會是否穩定，更進一步關係到國家的統一大業。例如，我國臺灣地區2014年3月發生的“太陽花”運動雖然背後是“臺獨”原因作祟，但也有不少有識之士認為臺灣近年來社會發展建設方面有所失衡，島內過高的物價和持續上漲的房價讓許多年輕人的生活、生存成為問題，不滿情緒日益激烈，再加上各種勢力的推波助瀾，一個本來很“小眾”的運動有不可控制之勢。
同樣的道理，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香港。近年來香港部分青年反陸客，不斷滋事，與香港社會發展呈現一定程度的失衡也有同樣密切的關係。迴歸後，香港經濟繼續發展和繁榮，但經濟的繁榮並不一定總是惠及大部分民眾。有的人把經濟繁榮與工資上漲、物價上漲、房價上漲等劃等號，認為經濟既然發展，就不可避免地會使這些方面的價格上漲，因此可以通過漲工資解決。這種想法和做法短期來看有一定道理，但長期如此，則效果難測。尤其是香港這些年來房價上漲過快，給人們的生活造成很大負面影響，一有機會這種不滿會以政治方式表達出來，如果再被政治勢力利用，便會產生長期的政治影響。
“安居樂業”這個經驗在新加坡得到了深刻體現，有人認為新加坡國小人少，便於治理，易於穩定，起始條件好，因此它的經驗難以被其他大國借鑑。但這種看法完全忽視了新加坡當年起步時的艱難歷史條件，那時它連基本的國家安全保障都沒有，面臨很大生存危機，國內貧民窟遍地都是，種族衝突隨時可能爆發，經濟發展沒有前景，物價動盪，幾乎沒有外國投資。當時沒有多少人認為新加坡會成功，但是它成功了。
雖然如此，但這並不意味著新加坡社會沒有問題，它的問題一樣很多，普通民眾的生活壓力仍然很大，社會的怨氣也不小，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問題和怨氣的嚴重程度都遠不及國內。我們還需注意到，新加坡人並不是要建設一個西方概念上的福利國家，它的成功在於較好的設計和處理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這個經驗在全世界是獨特的，也是能夠借鑑和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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