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炯明參謀長、粵軍第一師師長鄧鏗（鄧仲元）之死，“實為孫、陳關係之轉捩點”（陳炯明秘書莫紀彭語），影響現代史至巨。鄧鏗被刺身死不到3個月，孫中山與陳炯明徹底決裂。對於鄧鏗死因，擁孫派、擁陳派各執一詞，聚訟多年。筆者近期發現一些較為中立的史料，或將有助於解決這一百年爭議。
筆者不久前連撰兩文，論證廖仲愷被刺案正凶為陳炯明偵探長黃福芝，並提及黃福芝也涉嫌暗殺鄧鏗。筆者從廖仲愷被刺案庭審記錄出發，蒐羅中立報紙上海《申報》、廣州《大同報》等報道，參考陳炯明秘書莫紀彭、繼任參謀長羅逸群等人的回憶，相信可得出較為可靠的結論。
鄧鏗死因爭議
鄧鏗（1886-1922）為不世出的傑出軍事人才，只因去世太早，未能盡展所長，時至今日鄧鏗的知名度並不高，但只要列出一個名單，就可窺見鄧鏗的地位。1920-1922年間的粵軍第一師，是鄧鏗組建、訓練、指揮的粵軍最精銳部隊，經他選拔進入第一師而後威震八方名將有：李濟深、陳銘樞、鄧演達、葉挺、陳濟棠、蔣光鼐、蔡廷鍇、張發奎、薛嶽、餘漢謀等等。北伐戰爭中所向披靡的“鐵軍”第四軍、淞滬抗戰中彪炳史冊的十九路軍，其前身都可追溯到粵軍第一師。鄧鏗、許崇智是孫中山最倚重的兩大軍事幹部，蔣介石則是位居鄧鏗、許崇智之下的參謀人員。鄧鏗不死的話，蔣介石很難迅速冒頭。鄧鏗之死，確確實實改寫了現代史。
1914年的鄧鏗
鄧鏗清末畢業於廣東黃埔陸軍小學，1911年武昌起義後，協助陳炯明發動惠州起義並光復省城，出任廣東軍政府陸軍司長；二次革命失敗，鄧鏗追隨孫中山，加入中華革命黨。1920年，鄧鏗協助陳炯明率領粵軍回粵，驅逐桂系，極著勞績。鄧鏗同時得到孫中山與陳炯明的信任，是兩人之間的潤滑劑、粘合劑。在平定廣西之後，孫中山力主北伐，陳炯明主張休養生息，兩人發生分歧，有賴鄧鏗苦心調護，北伐所需餉械有相當部分是鄧鏗在後方幫孫中山籌措調撥。
1922年3月20日，鄧鏗赴香港接他的老師周善培，21日傍晚乘廣九火車抵達大沙頭車站，剛下車就遭到兩個兇徒槍擊，被送到中法韜美醫院搶救，到3月23日凌晨去世。因鄧鏗本人的汽車入廠修理，陳炯明派自己的司機和汽車去車站接鄧鏗，在當時風聲鶴唳的氣氛下，沒有派出衛隊保護，連司機也不帶手槍，不得不說是極大的疏忽。
對於鄧鏗死因，擁孫派與擁陳派有著絕對對立的看法。《蔣總統秘錄》認為“陳炯明所指派的刺客，在廣九鐵路大沙頭車站行刺粵軍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鄧鏗。”擁陳派以陳炯明之子陳定炎為代表，他在《一宗現代史實大翻案》書中引用英國總領事報告，稱“他（指陳炯明）的參謀長鄧鏗為國民黨所謀殺。”
擁孫派多認為刺客是陳炯明所指派，這個指責不準確，給對手抓住漏洞大張撻伐。莫紀彭回憶：“競存決定下野，搭車返惠州時，餘往送行，看見鄧妻猶親往車站送行，其後登車坐在競存之旁移時。如果真有殺夫之仇，則競存已下野返鄉，鄧妻可不必再來送行，即送行亦不必登車作惜別也。”（《莫紀彭先生訪問紀錄》第17頁）
粵軍第一師諸先烈紀念碑（康樂人 攝）
爭議雙方都忽視了一個最大可能：出謀指使與組織執行暗殺的，並非陳炯明本人，而是陳炯明親信；暗殺的動機，是鄧鏗緝獲了他們私運的大宗鴉片，因利益受損而報復，並非出於政治目的。
鄧鏗的職務是粵軍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也直接指揮總部憲兵。陳炯明以開明著稱於世，跟他一直高調禁賭、禁毒、禁娼有莫大的關係。經營黃、賭、毒的，背後均有一定勢力的支持，對付有軍隊、警察背景的鴉片走私，需要憲兵出馬，這是鄧鏗不得不從事緝毒的原因。陳炯明本人雖很廉潔，但他的部下則並非如此。鄧鏗緝獲陳炯明部下走私煙土的記載不少，但此前被引用的多是事後回憶。筆者從擁陳派的《香港華字日報》、中立的廣州《大同報》發現同一天的兩條史料，可證實此事不假。
1922年3月21日，也就是在鄧鏗被刺的當天，《香港華字日報》刊登“水廳座船亦搜出大幫煙土”消息：“日來省中憲兵四處搜查私煙，極為嚴密。前數日，忽有大隊憲兵到長堤水上警察廳前之水警廳長座駕船隨查，當場搜出煙土數千兩之多，價值甚巨，登即將原贓搜獲，解返司令部，聞已轉解總部核辦矣。”陳炯明秘書莫紀彭回憶道：“事先數日，餘至省長公署，侍衛告餘署中押有鴉片煙土，價在數十萬元以上，為參謀長（指鄧）親自緝獲者。並告餘押藏一室，餘乍見室中堆積如山。……此日於獲得情報後親自出馬，緝獲煙土又不交於地方司法或警察機關，而逕行押送省長公署，煙商遂無活動轉圜之餘地。此批煙土價值至昂，煙商痛心之餘，乃必欲殺之以洩恨。”（《莫紀彭訪問紀錄》第16頁）莫紀彭說的“煙商”，似是為陳炯明親信掩飾。
《香港華字日報》1922年3月21日報道
同一天，廣州《大同報》登出一條消息“大人物運土被獲續訊”，稱憲兵一營羅排長帶領憲兵29名，前往番禺沙灣共起出私運煙土63箱，用“萬里”電輪運回廣州天字碼頭。《大同報》是廣州本地媒體，不敢直接點出名字身份，但“大人物”三字大可玩味，實際指的是陳炯明親信。
同一天不同報紙報道了憲兵緝獲的兩大宗鴉片走私，雖屬巧合，但內中信息仍發人深思。一個是“水警廳長”，一個是“大人物”，這樣的人販毒，不是一般的警察所能對付，惟有鄧鏗直接領導的憲兵才有此權威，這也是按陳炯明要求行事。早在一年前，陳炯明已授權參謀長鄧鏗“糾察文武官吏”。（1921年4月4日《香港華字日報》）莫紀彭認為鄧鏗緝毒“越俎代庖”的指責是不符合事實的。在很多陳軍將領轉任行政職務的情況下，由粵軍參謀長負責“糾察文武官吏”，有其必要性。
擁陳派的《廣東群報》，在鄧鏗被殺後連續幾天對此消息沒有任何報道，直到3月25日才刊出短消息“鄧仲元死後之繼任問題”，報道羅翼群有望繼任參謀長，而對案情無一字敘述。對於鄧鏗之死，陳炯明無論如何都會竭力追查真相。如果他確定是國民黨方面所為，本應通過媒體加以適當披露，以釋群疑。陳炯明的沉默，含有自知理虧的味道。
為應付死者家屬緝兇的訴求，陳炯明令憲兵進行全城大搜捕，“陸續拿獲嫌疑人犯五六十名，均寄押於陸軍監獄，聽候偵查，久未訊釋。現該疑犯關裕、李文甫等數十人聯同全體具呈伍省長及各當局，請予格外開恩，將各嫌犯一體開釋，以免無辜延押雲。”（1922年4月27日《香港華字日報》）以省港之間來往的便利，在廣州犯事立即逃往香港已成為固定模式，陳炯明依然搞全城大搜捕，一抓就是五六十人，顯然只是做文章給鄧鏗遺孀李順春看。
陳達生與黃福芝
擁孫派也有表達較為嚴謹的，將真兇指向陳炯明族弟陳達生、陳炯明偵探長黃福芝，但這些比較嚴謹的表述，多年以來已被不嚴謹的陳述所淹沒。
追隨孫中山多年的鄧澤如稱：“時適有粵軍總司令部偵探部黃福芝，串結陳氏兄弟，私運鴉片，所值不下百萬，在伶仃洋為鹽務緝私艦截緝一事，後鄧決主嚴辦，黃畏罪逃亡香港。陳炯明以禁菸自任，至是亦不便為之庇護。及鄧遇害之事發生，政務廳長古應芬，疑兇徒必匿居香港，乃派夏重民赴港密緝。陳炯明謂此事非黃福芝不辦，乃起伏黃職，使駐港緝拿兇手，並派黃強助之。夏居港多日，探得主謀暗殺者，為陳族弟某，使黃某賄買兇人為之，許以復還原職，黃遂收買兇徒，任此職務者，皆惠州人云。”（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正中書局1948年，第248頁）
鄧澤如這段話有些繞口，換言之，是說：陳炯明偵探長黃福芝串同陳炯明族弟走私鴉片，數額巨大，被緝獲後，鄧鏗力主嚴辦，黃福芝潛逃香港。鄧鏗被害後，政務廳長古應芬派人赴港秘密調查，發現是“陳族弟某”指使黃福芝買兇殺人。“陳族弟某”，《孫中山年譜長編》直接點出是陳炯明族弟陳達生。陳達生追隨陳炯明徵戰多年，此時任廣東全省公路處處長。
陳炯明
省議會副議長、陳炯明海陸豐同鄉曾享平事後回憶說：“外間傳說是陳競存派人把鄧鏗刺死，其實競存實在毫不知情。據陳覺民透露，此事完全是陳達生個人乾的。因陳達生上次借廣東督署的名義，從香港運了一批私貨到廣州……陳達生非但賺不了錢，連一大批資金都損失了。所以非常痛恨鄧仲元，誓非把鄧仲元除掉不可。乃以重金買通督署兩名海豐同鄉的衛兵，伺機刺殺鄧鏗。久未得其便。那天陳達生在督署聞知鄧鏗隻身赴港，當天即返回廣州，即令那兩個衛兵，喬裝接客的樣子，預在大沙頭車站等候，俟鄧下車，即混在人叢中乘機把鄧刺斃。”（沈太閒：《關於鄧鏗被刺事件》，《文史資料選輯》第103輯第83頁）
這兩個直接刺客，是粵軍總司令部的衛兵（應該說是陳部偵探），鄧鏗見過也認得，故而下車見到他們後，毫無防範。朱勉躬記錄的鄧鏗夫人李順春談話稱：“槍殺仲元之兇手，是仲元見過面善之人。”（《廣東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第210頁）鄧鏗過繼女兒則曾對人說，鄧鏗受傷後入醫院後“不能言，請左右拿紙筆欲留字，卻被床邊某黨國要人（姑隱其名）上前阻止，不許左右給鄧紙筆，並言：‘不用冤冤相報！’”鄧鏗認得槍手身份，但最終因被人阻止而未留下證言。
胡漢民指出：“又有一個暗探長叫王福芝的，亦因私販煙土，為仲元先生嚴辦；陳炯明替他緩頰，不許，以此為陳炯明部屬所銜恨——取死之道二。”（《革命先烈先進傳》第462頁）粵語中“黃”“王”同音，胡漢民此處誤寫成“王福芝”。
1923年4月8日，上海《申報》報道：“暗殺鄧鏗兇徒已槍斃。黃福芝任陳軍調查處長時，何仿周同兩調查員陷害黨人不少，現經偵緝隊獲解公安局留押。孫中山隨派出副官往公安局審訊，何[仿]周直認偵探不諱。孫於三十日下令將何仿周同提出東郊槍決，臨刑時何仿[周]自言‘該死該死！打死鄧鏗就是我’云云。則剌鄧真兇已槍決矣。”《申報》為上海的商業性大報，與廣東政局沒有利害關係。從這篇報道可知，暗殺鄧鏗行動由黃福芝組織，偵探何仿周等人實施。5月2日，《申報》又報道，孫中山回廣州時，陳炯明避往惠州，“二十三日下午孫密令緝拿前粵軍偵探長黃福芝……聞黃福芝與刺鄧鏗案有關”。
鄧鏗被刺後，黃福芝馬上到香港避風。4月23日，也就是孫中山從廣西乘船抵達廣州當天，陳達生辭去廣東公路處處長職務，前往香港；7月14日，陳達生在香港被暗殺，應看作是國民黨這邊的報復行動。1922年7月17日、18日，《香港華字日報》連續報道了陳達生在港被暗殺案情。綜合兩次報道，大體情形是：7月14日晚，陳達生赴太白樓與友人飲宴，到省港金山輪行將抵港時，與友人7人乘電車往中環碼頭接人，在霖士街近船政廳處下車，突被人用手槍連轟數響，陳達生背後中彈，穿前腹而出，仍能走動，到國家醫院救治，因傷勢過重，到7月16日正午去世。華人警探當場拘捕疑犯一人梁啟禧，之後併到他所供職的有記小輪公司搜查。港警懷疑梁啟禧有黨羽協助，之後曾到某某等處搜查。所謂“某某等處”，應指國民黨設在香港的機關。
1923年，在槍斃何仿周之後不久，國民黨派人在香港連續兩次謀刺黃福芝；黃福芝當偵探長多年，警覺性極高，兩次暗殺均功虧一簣。（1923年4月23日、5月16日《香港華字日報》）
1934年廣九車站前鄧仲元銅像
廣久車站的鄧仲元銅像後移置黃花崗
廖案爆鄧案內情
鄧鏗被刺案，擁孫派與擁陳派事後的各自陳詞都有可疑之處，但從別的案件中無意爆出來的證據則更加可靠。筆者找到的有力旁證，是審理廖仲愷被刺案特別法庭披露的信息，即國民黨方面曾派出陳世、梁博等人赴港暗殺陳達生，而當時屬孫科“太子系”主將、廣州市公安局長吳鐵城也證實了此事，這是比較有力的證言。
1926年3月6日，梁博在法庭上如此回答主審法官盧興原的訊問：
（問）查公安局報告中雲，汝與陳世均是在港謀刺殺陳達生之人，是否屬實？
（答）我知此事，但未同去，返省後，曾得六百元分用。
3月10日，公安局長吳鐵城與盧興原在法庭上有如此對話：
（問）據檢察委員會紀錄，載有八月二十日陳世曾到公安局秘書處辦公室，見過樑秘書，陳世既非公安局偵緝，以何資格入見梁秘書？
（答）陳世是本黨同志，他常有到局，是日往見梁秘書，系報呈朱卓文昨夜在南園酒店居住，梁秘書轉報我，我乃派人按址拘拿朱卓文。我發令逮捕梁博，梁或不知有令逮捕，故敢回局。
（問）梁博系打死陳達生兇手之一，此消息何處得來？
（答）凡是本黨同志皆知此事，至消息如何得來，我不記憶。
1926年3月13日廣州民國日報 廖案第六次庭訊問答
以上供詞、證詞，分別見1926年3月9日、15日《廣州民國日報》。吳鐵城在法庭上證實，陳世、梁博均為刺殺陳達生兇手。梁博供認，陳世是刺殺陳達生主要兇手，他本人知情並分得600元報酬。梁博不肯承認同在現場開槍，但至少承認知情並一同到達香港協助執行任務，否則不會分到600元。
吳鐵城，孫中山香山同鄉，自幼隨父在江西九江經商，是1911年辛亥九江起義領導人之一，被推舉為江西省代表赴南京組織臨時政府，得孫中山賞識；二次革命失敗，吳鐵城隨孫中山赴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歷任大元帥府參軍、非常大總統府參軍、香山縣長、東路討賊軍第一路司令、廣州市公安局長等職，1924年9月隨孫中山北伐，擔任大本營參軍長。他在投靠蔣介石之前，屬於孫科死黨，與聞國民黨最高機密，與會黨、秘密社會關係密切，才兼文武，黑白兩道皆通，故能擔任廣州市公安局長這個關鍵職位。他與孫中山的關係，類似於黃福芝與陳炯明的關係。從陳世經常出入公安局、梁博為公安局偵緝員這些事實判斷，吳鐵城應是暗殺陳達生行動的策劃者之一。
廣州市公安局長吳鐵城
結論與附記
鄧鏗死後數天，羅翼群繼任粵軍參謀長，他在回憶鄧鏗的文章中說：“事實上仲元之見害，完全與陳炯明左右宵小有關，或謂炯明本人事前未必忍出此毒手，我亦同意此說，但謂炯明事後仍不知情，則頗難解釋，是則‘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炯明亦不能辭其咎也。”（《廣東文史資料》第三輯下冊，第70頁）陳炯明過分重用族親的事例斑斑可考，僅身邊擔任重要職務的海豐陳氏族人就有陳炯光、陳演生、陳達生、陳覺民、陳伯華、陳小嶽等。
以陳炯明與鄧鏗多年共事形成的感情以及工作上的倚重，陳炯明不會下令刺殺鄧鏗，但陳的左右陳達生、黃福芝卻有著確切的殺人動機，那就是他們走私鴉片被鄧鏗沒收，金額巨大，他們殺鄧鏗不僅是報復，還藉此清除今後謀私的障礙。陳炯明在事後出於利益考慮沒有實施真正的緝兇、逞兇行動，有包庇犯罪之嫌。
筆者認為，世間並無完人。陳炯明為近代社會轉型做過許多有益的探索，方向是對是錯最好由後人去評價，他本人也十分廉潔，但放縱親信謀私、被宵小所包圍，是其短處，也是引發孫、陳沖突的重要因素。陳炯明其人有明顯的陰陽兩面，鄧鏗代表他陽的一面，陳達生等代表他陰的一面。鄧鏗為孫、陳兩人的粘合劑、潤滑劑，鄧鏗一死，孫、陳兩人無法再維持互信，徹底決裂也就不可避免。歷史常常是在一場接一場的悲劇中行進，鄧鏗被殺後，孫陳決裂、孫中山引滇桂軍驅陳、兩次東征，曾經的同志加兄弟戰場相見，為籌措軍餉都實行橫徵暴斂，1920年代“革命策源地”廣東的民眾為此付出無量白銀無量血的代價，慘痛之極。
1962年，李潔之發表《鄧鏗之死》一文，根據一些人事後回憶，指行刺鄧鏗主使人為陳炯明族弟陳覺民，這篇文章由於在史實陳述上有漏洞而飽受攻擊。筆者認為，李潔之在事發當時，只是孫中山警衛團一個排長，遠在廣西，得自道聽途說的東西不足憑信，不能把他的陳述當作主流觀點的代表。莫紀彭為陳炯明秘書，曾享平是陳炯明當政時的副議長，羅翼群繼任鄧鏗的參謀長職位，鄧澤如事發當日在廣州當內政部礦務局局長、國民黨廣東支部長，都有一定的地位與便利瞭解事情真相，只是莫紀彭作為鐵桿擁陳派，不願意指出是陳炯明族弟陳達生等人所為，而用“煙商”一詞代替，是一種諱飾手法，目的是為陳炯明減輕責任。李潔之回憶文章的失誤，不能成為陳炯明族人、親信免責的依據。
（本文原題《重審鄧鏗被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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