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劉少奇回家鄉湖南調查，在花明樓公社接見縣委工作隊幹部
(湖南寧鄉縣花明樓公社 王升萍)
一九五三年秋天，當時我在劉少奇同志家鄉安湖塘鄉(現在是花明樓公社)當農會主席。一天，少奇同志的在大學讀書的侄孫劉正山從北京回來，帶來少奇同志的口信說：成立了新中國，進了北京城，和勞動群眾隔遠了，不象戰爭年月那樣親近。這幾年，下面來信也好，彙報也好，一講起農村形勢，就是“好、好、好”。過去那麼窮困的日子，好象一步登天變成“天堂”了，這不切合實際。作為領導人，不能全面掌握下情，聽不到群眾的真正呼聲，肯定是要吃苦頭、走彎路、打敗仗的。所以，少奇同志希望我們選派幾位老實的、有經驗的、敢講真話的老農到北京去，當面向少奇同志談談心……
這樁大喜事，很快傳遍家家戶戶，人人都樂得合不上嘴。經過認真商量，選派了成敬常、黃端生、齊海湘、劉永武四個人，代表全鄉農民進京彙報。我當時也真想把心裡話細細地向少奇同志彙報彙報。可是，一來鄉里農活、工作脫不開身；二來我剛二十多歲，離“老農”還差一大截，去不了。心裡裝著的許多事，怎麼報告給少奇同志呢？特別是那會，生產底子薄，種子、農具，都遇到不少困難。我琢磨：田，鐵板釘釘，就那麼多，可是人口，卻在不斷增加。總不能一個心眼拴在一棵樹上哇！這兒地下煤炭挺多，少奇同志的家，就在炭子衝，如果農村也能組織點人力，開礦採煤，賺些錢來發展生產，改善大家生活，豈不是個兩全其美的好辦法嗎？我決心給少奇同志寫信說說我的想法。我只讀過半年書，要給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寫信，不是件簡單事，比起開幾畝山荒，要費勁得多！但是說來也怪，這次一拿起筆，要說的話，就象天上的行雲、地上的流水一般，越寫越多，密密麻麻整整寫了六大篇。第二天，我把信交給了成敬常，千叮嚀，萬託付，要他一定親手送給少奇同志。
1961年春，劉少奇視察花明樓公社趙家沖和社員交談
一個多月後的一天，我正在田裡做活，忽然有人急三火四地跑來，離挺遠就扯著嗓子朝我說道：“快，快，北京來信了，是寫給你王升萍的！”
聽到這話，我愣住了，我在北京一無親，二無故，誰會給我來信？
正遲疑呢，成敬常已把信遞到我手上。果然不錯，長條大信封上，用毛筆端端正正寫著我的名字。急忙拆開一看，啊，原來是劉少奇同志寫來的回信，這可是我連做夢也沒敢想的呀！本來嘛，他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一天到晚有多少大事要想、要辦，哪有時間親自回信，但擺在眼前的事實是：劉少奇同志確實回了信，而且是親筆寫的，整整三張紙！我和鄉親們一字字、一句句，讀了一遍又一遍，誰個心裡不是熱乎乎的，誰個眼窩不是掛滿了淚珠……
多少年來，我一直象愛惜自己眼睛一樣，珍藏著這封信。不管是遇到了困難，還是取得了成績，或者逢年過節，常常拿出來看一看，讀一讀。後來，就送到了舊居陳列室陳列，讓更多的人都能從少奇同志的信受到教育。可是一九六六年，一場災難降臨，這封信也沒能倖免，硬是被毀了……
信，他們可以撕個粉碎，可以燒成灰燼，但是早就刻在人們心中的每個字、每句話，卻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無法撕毀的呀！喏，至今我還能把這封信原原本本背誦出來：
“來信我已收到。謝謝你反映了農村許多真實情況。今後希望你們每年有一次至兩次來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隱藏，不要誇大。 關於開採清溪煤礦，我責轉工業部和省酌情辦理。信中提到很多問題，我不能一一解答。可見你的文化能夠表達你的意思。今後希望你們不斷寫信，告訴我實際情況。”
從此，鄉親們都說我當上少奇同志的農民通訊員了。
第二年，少奇同志的兩個親屬，不在鄉里好好勞動，自作主張跑到北京。回來後，到處宣揚，說少奇同志如何熱情款待他們，還因為報礦有功，受到了獎勵，給了一筆錢……講得有鼻子有眼的。我琢磨來琢磨去，覺得不對勁。他倆根本沒發現什麼新礦，報麼子呀？便給少奇同志寫了第二封信。信裡除講了農村的一些情況外，還說了他倆進京這事造成的不良影響。沒有好久，收到少奇同志的第二封親筆回信，寫的是：“你的來信，我已收到，謝謝你反映了情況。關於劉、齊二位來北京，事先我不知道。他們再三要求，我給了三十元路費，並沒有得什麼獎。我已要他們到鄉政府承認錯誤，再不要吹噓，也不要來北京。”
一九五八年冬，在那“一天等於二十年”的狂熱日子裡，許多幹部腦子脹得象大鼓，名堂越來越多，什麼“肥山積個萬千，糞海造個無邊”。挨家挨戶收來百多個鐵鍋，煉不出八十斤“牛頭殼”；有人還把小學校給拆了。我心疼，捨不得，吵起架來……當時我是社長兼書記，總覺得那樣幹不行，可是究竟怎麼辦才對，這顆心就象懸在深井裡一般，沒有一點底。於是，又拿起筆來，給少奇同志寫了第三封信。
到了一九五九年，這害人的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等“五風”，不但沒有平息下來，反而越刮越兇。縣委的一個部長下來親自督陣，大搞什麼“平山挖樹砌涼亭”，“屎湖尿海廣積肥”；又是什麼糧食產量翻幾番，畝產突破萬斤關……做田人哪個心裡沒有譜。這樣下去，社員們辛辛苦苦勞動得來的果實，全要糟踏掉，今後的日子怎麼過呀？我又急又氣，連著寫了兩封信給少奇同志，請少奇同志給我們指點指點，應該怎麼辦才對，卻始終不見回信。後來我長了個心眼，專門搭車跑到長沙把信發出……日子一天天過去，眼巴巴等待著他老人家的回信，結果還是失望了。這以後，搞了次整風整社運動，我犯了“錯誤”，受了批判，最後被撤銷職務，弄得我心灰意冷，再沒心思當幹部了！可是半夜三更睡不著時又在想，我是剛解放就入黨的黨員，這樣糊里糊塗過日子，對不起黨，對不起社員。要幹，又怎麼幹？當時的心境，真是矛盾極了。
1961年春，劉少奇在花明樓公社醫院看望病人
一九六一年“五一”節過後不久的一個早上，我在食堂喝了碗米星難見的菜湯，來到塘邊釣黃鱔。忽然，鄉領導陪著省公安廳的幹部來到跟前，要我去見首長。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使我腦袋立刻“轟”地一下，心裡不住嘀咕：公安廳的幹部親自來找我，看來十有七八要進“班房”了……我耷拉著腦袋，一面跟著他們走著，一面沒邊沒沿地想著，不知不覺來到了炭子衝。這時，忽見一位首長向我走來，後邊還有位個子高高的女同志。沒等我開口，他先打起招呼來：“你是王升萍吧？”這個萬萬沒想到的情況，使我驚奇地睜大兩眼，回答說：“是啊，我是王升萍。”對方似乎猜出我的心理，摘下藍布帽子，又問：“王升萍同志，你認識我嗎？”我一看到那滿頭白髮，和藹慈祥的臉，立刻想起和家裡掛的那張彩像一模一樣，我高興得趕忙跑了上去，深深地鞠了個躬，“劉主席，是您，您老人家回來了！您好吧！”
“你也好吧！”少奇同志一邊答話，一邊伸出手來。這時，我才想到自己赤著兩隻腳，繫著個破圍腰，戴了頂爛帽子，手上泥泥水水，怎麼好和首長握手呢？少奇同志看出我為難的樣子，哈哈笑著，緊緊地握住我這雙長著厚繭、樹皮一樣的粗手。不知怎麼的，我心裡一熱，眼淚就象開了閘似的，嘩嘩淌了出來……
“請到屋裡坐。”少奇同志擺手讓我頭裡走。我怎麼好意思走在少奇同志前面呢？說：“請劉主席走前頭。”少奇同志不依。王光美同志說：“小王，你是劉主席請來的客人，你就走前頭吧！”我只好聽從了。
來到屋裡，少奇同志和我談起家常，問我好大年紀，讀了幾年書，我都回答了。他老人家又問：“都做過什麼事？”
“在娘懷裡，就跟著討米。八歲時讀了半年書，實在唸不起，十二、三歲便開始給窯主背煤。”
“你出身很苦嘍，父親叫什麼名字？”
他聽說我父親叫王春華，做了三十六年長工，就問：“噢，王春華，是不是也在守自衝做過？”
談到工作，少奇同志問我：“你為啥犯了錯誤？”
“沒聽黨的話，沒聽毛主席的話。”
少奇同志聽了說：“我看還要加一條，沒聽群眾的話。你把安湖塘的好田改成魚塘，搞那麼大，費了那麼多的工，也不養魚，群眾當然有意見。當幹部的，什麼事都要和群眾商量，不能唱獨角戲。百斤擔子，十個人挑就很輕，一個人挑就很累嘛！我在東湖塘公社看了個‘萬頭豬場’，進去一看，連百頭都不足，虛報浮誇害死人哩。農村日子過得這麼糟，你怎麼也不來信呢？”
“寫了呀，每年都是一、兩封，先後給劉主席寫了七封信。”
“可我只收到你四封信啊，近一二年沒見到你的信了。說說看，那幾封都寫了些什麼內容。”
於是，我把後幾封信的內容講了一遍。少奇同志認真聽著，王光美同志不停地記著。話音剛落，少奇同志接著問道：“你說說看，食堂到底好不好？”
1961年春，劉少奇在炭子沖和青少年時期的好朋友李桂生交談
一問到食堂，我心裡象十五個桶子打水——七上八下地翻騰。家家戶戶的小鍋小灶全拆散了，豬不能養，雞沒法喂，每天只有那麼幾兩米，都用野菜、樹皮充飢，有幾個沒得浮腫病？三天兩頭就有人餓死。別人不講，就連少奇同志親姐姐家，不出一個月，不是連著埋了兩口子哇！可是我沒馬上回答。那年頭，誰要說個“不”字，就會戴上什麼“拔紅旗”“反大躍進”“砍共產主義萌芽”等等一大堆的“帽子”。
坐在一旁的王光美同志，看出我為難的樣子，說了一句：“他可能怕……”
“你不要怕，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不要黑白不分嘛！”
“缺點講得講不得？”
“把你請來就是要請你講講心裡話嘛！不要怕，我和毛澤東同志過去都戴過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幹革命嘛，就要有這麼幾條，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班房，還要不怕老婆離婚……。你講講心裡話，食堂到底怎麼樣？” 望著少奇同志那誠懇嚴肅的神情，我立刻想起了他回信中“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隱藏，不要誇大”的教導，想到自己作為他老人家的“農民通訊員”，在節骨眼上，怎能不替鄉親們把埋在心裡的話說出來呢！
“報告劉主席，這大鍋飯要是再吃下去，就要人死路絕，國破家亡。拿柘木衝食堂說吧，開伙時一百一、二十人，眼下呢，不到八十，餓死了十多個，外流了十多個，活著的也大都是水腫。過去家家戶戶養豬、養雞，入了食堂，沒得吃，養不成。如今二十戶人家，只剩下集體的一頭母豬，叫鳴的雞公子都沒有。要知道，豬、雞那就是農民的油瓶瓶、鹽罐罐啊！”
少奇同志說：“食堂情況，以前我們也不清楚，講有許多優越性，可以節省勞動力，解放婦女等。下來一看，不是那麼回事。專人煮飯，專人炒菜，專人砍柴，專人擔水，好多勞力去做飯去了。一家一戶，那有專人煮飯、專人挑水的，不都是早晨起來挑幾擔水，晚上回來砍點柴，一早一晚開菜地，吃過飯隨手喂喂豬……看來農村辦食堂沒有什麼優越性。你認為食堂不好，群眾大都不願意辦下去，你敢不敢回去宣佈食堂停辦呢？”
1961年5月4日，劉少奇和農民成敬常在舊居交談
少奇同志兩道銳利的目光緊緊盯著我，我膽怯地說：“報告劉主席，那我不敢，我是個犯了錯誤的幹部，已經削職為民了。”
“但是你還是共產黨員嘛，你回去商量一下，說這是省委工作組說的。”又說：“刮‘五風’的錯誤，不能只怪你王升萍，各級都有責任，中央和我也有責任。我回來是向鄉親們承認錯誤的。這個教訓太深刻了。以後刻一塊碑立在這裡，或是寫個大單子，用鏡框鑲起來，子子孫孫傳下去，要大家記住，再不要犯這樣的錯誤了！”
從早上一直聊到中午，談了三個多小時。炊事員催吃飯，我起身要走，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無論如何也不讓，要我一塊吃。
我們三人邊吃，邊談，象在家裡一樣隨便。少奇同志曉得我對自己的“錯誤”還想不通，不願再幹那“吃力不討好”的幹部，就語重心長地說：“幹部是社員的勤務員，不是社員的老子，應該好好為社員辦事，社員會感激你的。”
吃過飯，我考慮他老人家很忙，中午也該歇一歇，就起身告辭。少奇同志緊緊握著我的手，囑咐道：“今後還希望你每年給我寫一兩封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把農村情況如實告訴我。如果信寄不到，你可以直接到北京來。為了群眾的事到北京來，路費歸我負擔。”
劉少奇和農民周愛連在舊居親切交談
第二天一早，明光光的太陽剛剛露出紅臉，山上的鳥兒嘁嘁喳喳叫得格外歡暢。我正在屋裡高高興興地燒飯，忽然身後傳來了親切熟悉的聲音：“王升萍，食堂停辦了沒有？”我立即站起轉身一看，是少奇同志。我高興地報告說：“嗯，停了。劉主席！昨天連夜開會，一說劉主席支持解散食堂，用不著動員，沒一個有意見的。許多人流著眼淚，不住地鼓著掌，都說劉主席是我們泥巴腿的貼心人，事事都想到我們心上。”少奇同志聽後，說，“實事求是嘛，錯了就改。”少奇同志看我是用裝鹽的陶罐燒飯，搖了搖頭，自言自語地說了句：“唉，解放十二年了，群眾過日子連個鍋子都沒有。”又朝屋子四周仔細看了看，轉了轉，痛心地問道：“屋裡怎麼沒得東西？”我連忙解釋說：“這兩年，‘五風’颳得兇，一會兒要拆房扒牆，一會兒要行動軍事化，沒多久，我已經搬了八次家。東西再多，也經不起這麼鬧啊！”
少奇同志若有所思地走到門口，指著對面舊居，誠懇地說：“紀念館不要辦了，把我家的房子，全部騰給鄉親們住。屋子裡閒著的那堆木板，都拿去給鄉親們做門窗。王升萍，你先帶個頭搬進去。至少可以住上十年、二十年，等你們有了房子，房子比這個好了，你們願意搬再搬。”
從我屋裡出來，少奇同志又到了成敬常家。一九五三年進京彙報時，劉主席見過他。不到十年，這個虛歲還不滿五十的中年漢子，臉色蠟黃，又幹又瘦，象是六、七十歲的老頭一樣。他正在用陶罐煮野菜，連個油星都沒有。少奇同志握著他的手，沉痛地說：“將近四十年沒回家了，很想回來看看。回來了，看到鄉親們生活很苦，我們工作沒做好，對你們不起，以後會慢慢好起來的。王升萍這件事辦得好吧？”
“那可是好！食堂一散，不知救了多少人的命啊！”
“王升萍是個好同志，有些錯誤不能全怪他，是中央提倡的，象大辦食堂，大辦水利，大辦萬頭豬場……中央有錯誤，要向群眾承認這個錯誤。人沒有不犯錯誤的。鄉親們餓了一年，苦了一年，這個教訓很深。事不過三嘛，吃了一次苦頭，再吃第二次還可以，第三次就不行了！”
1961年，劉少奇回湖南調查期間，在故居橫堂屋座談
說罷，少奇同志提出和大家照個像，送給成敬常一包糖粒子，讓他養好身體，還笑著批評他沒完成任務，這幾年沒有寫信反映情況。
不知啥時候，群眾圍了很多。在一片這些年來很少聽到的歡聲笑語中，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依依不捨地和大家揮手告別，沿著彎彎曲曲的泥土小路，繞過池塘，越過山坡，朝趙家沖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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