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刘少奇回家乡湖南调查，在花明楼公社接见县委工作队干部
(湖南宁乡县花明楼公社 王升萍)
一九五三年秋天，当时我在刘少奇同志家乡安湖塘乡(现在是花明楼公社)当农会主席。一天，少奇同志的在大学读书的侄孙刘正山从北京回来，带来少奇同志的口信说：成立了新中国，进了北京城，和劳动群众隔远了，不象战争年月那样亲近。这几年，下面来信也好，汇报也好，一讲起农村形势，就是“好、好、好”。过去那么穷困的日子，好象一步登天变成“天堂”了，这不切合实际。作为领导人，不能全面掌握下情，听不到群众的真正呼声，肯定是要吃苦头、走弯路、打败仗的。所以，少奇同志希望我们选派几位老实的、有经验的、敢讲真话的老农到北京去，当面向少奇同志谈谈心……
这桩大喜事，很快传遍家家户户，人人都乐得合不上嘴。经过认真商量，选派了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刘永武四个人，代表全乡农民进京汇报。我当时也真想把心里话细细地向少奇同志汇报汇报。可是，一来乡里农活、工作脱不开身；二来我刚二十多岁，离“老农”还差一大截，去不了。心里装着的许多事，怎么报告给少奇同志呢？特别是那会，生产底子薄，种子、农具，都遇到不少困难。我琢磨：田，铁板钉钉，就那么多，可是人口，却在不断增加。总不能一个心眼拴在一棵树上哇！这儿地下煤炭挺多，少奇同志的家，就在炭子冲，如果农村也能组织点人力，开矿采煤，赚些钱来发展生产，改善大家生活，岂不是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吗？我决心给少奇同志写信说说我的想法。我只读过半年书，要给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写信，不是件简单事，比起开几亩山荒，要费劲得多！但是说来也怪，这次一拿起笔，要说的话，就象天上的行云、地上的流水一般，越写越多，密密麻麻整整写了六大篇。第二天，我把信交给了成敬常，千叮咛，万托付，要他一定亲手送给少奇同志。
1961年春，刘少奇视察花明楼公社赵家冲和社员交谈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正在田里做活，忽然有人急三火四地跑来，离挺远就扯着嗓子朝我说道：“快，快，北京来信了，是写给你王升萍的！”
听到这话，我愣住了，我在北京一无亲，二无故，谁会给我来信？
正迟疑呢，成敬常已把信递到我手上。果然不错，长条大信封上，用毛笔端端正正写着我的名字。急忙拆开一看，啊，原来是刘少奇同志写来的回信，这可是我连做梦也没敢想的呀！本来嘛，他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天到晚有多少大事要想、要办，哪有时间亲自回信，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刘少奇同志确实回了信，而且是亲笔写的，整整三张纸！我和乡亲们一字字、一句句，读了一遍又一遍，谁个心里不是热乎乎的，谁个眼窝不是挂满了泪珠……
多少年来，我一直象爱惜自己眼睛一样，珍藏着这封信。不管是遇到了困难，还是取得了成绩，或者逢年过节，常常拿出来看一看，读一读。后来，就送到了旧居陈列室陈列，让更多的人都能从少奇同志的信受到教育。可是一九六六年，一场灾难降临，这封信也没能幸免，硬是被毁了……
信，他们可以撕个粉碎，可以烧成灰烬，但是早就刻在人们心中的每个字、每句话，却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无法撕毁的呀！喏，至今我还能把这封信原原本本背诵出来：
“来信我已收到。谢谢你反映了农村许多真实情况。今后希望你们每年有一次至两次来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隐藏，不要夸大。 关于开采清溪煤矿，我责转工业部和省酌情办理。信中提到很多问题，我不能一一解答。可见你的文化能够表达你的意思。今后希望你们不断写信，告诉我实际情况。”
从此，乡亲们都说我当上少奇同志的农民通讯员了。
第二年，少奇同志的两个亲属，不在乡里好好劳动，自作主张跑到北京。回来后，到处宣扬，说少奇同志如何热情款待他们，还因为报矿有功，受到了奖励，给了一笔钱……讲得有鼻子有眼的。我琢磨来琢磨去，觉得不对劲。他俩根本没发现什么新矿，报么子呀？便给少奇同志写了第二封信。信里除讲了农村的一些情况外，还说了他俩进京这事造成的不良影响。没有好久，收到少奇同志的第二封亲笔回信，写的是：“你的来信，我已收到，谢谢你反映了情况。关于刘、齐二位来北京，事先我不知道。他们再三要求，我给了三十元路费，并没有得什么奖。我已要他们到乡政府承认错误，再不要吹嘘，也不要来北京。”
一九五八年冬，在那“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狂热日子里，许多干部脑子胀得象大鼓，名堂越来越多，什么“肥山积个万千，粪海造个无边”。挨家挨户收来百多个铁锅，炼不出八十斤“牛头壳”；有人还把小学校给拆了。我心疼，舍不得，吵起架来……当时我是社长兼书记，总觉得那样干不行，可是究竟怎么办才对，这颗心就象悬在深井里一般，没有一点底。于是，又拿起笔来，给少奇同志写了第三封信。
到了一九五九年，这害人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等“五风”，不但没有平息下来，反而越刮越凶。县委的一个部长下来亲自督阵，大搞什么“平山挖树砌凉亭”，“屎湖尿海广积肥”；又是什么粮食产量翻几番，亩产突破万斤关……做田人哪个心里没有谱。这样下去，社员们辛辛苦苦劳动得来的果实，全要糟踏掉，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我又急又气，连着写了两封信给少奇同志，请少奇同志给我们指点指点，应该怎么办才对，却始终不见回信。后来我长了个心眼，专门搭车跑到长沙把信发出……日子一天天过去，眼巴巴等待着他老人家的回信，结果还是失望了。这以后，搞了次整风整社运动，我犯了“错误”，受了批判，最后被撤销职务，弄得我心灰意冷，再没心思当干部了！可是半夜三更睡不着时又在想，我是刚解放就入党的党员，这样糊里糊涂过日子，对不起党，对不起社员。要干，又怎么干？当时的心境，真是矛盾极了。
1961年春，刘少奇在花明楼公社医院看望病人
一九六一年“五一”节过后不久的一个早上，我在食堂喝了碗米星难见的菜汤，来到塘边钓黄鳝。忽然，乡领导陪着省公安厅的干部来到跟前，要我去见首长。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脑袋立刻“轰”地一下，心里不住嘀咕：公安厅的干部亲自来找我，看来十有七八要进“班房”了……我耷拉着脑袋，一面跟着他们走着，一面没边没沿地想着，不知不觉来到了炭子冲。这时，忽见一位首长向我走来，后边还有位个子高高的女同志。没等我开口，他先打起招呼来：“你是王升萍吧？”这个万万没想到的情况，使我惊奇地睁大两眼，回答说：“是啊，我是王升萍。”对方似乎猜出我的心理，摘下蓝布帽子，又问：“王升萍同志，你认识我吗？”我一看到那满头白发，和蔼慈祥的脸，立刻想起和家里挂的那张彩像一模一样，我高兴得赶忙跑了上去，深深地鞠了个躬，“刘主席，是您，您老人家回来了！您好吧！”
“你也好吧！”少奇同志一边答话，一边伸出手来。这时，我才想到自己赤着两只脚，系着个破围腰，戴了顶烂帽子，手上泥泥水水，怎么好和首长握手呢？少奇同志看出我为难的样子，哈哈笑着，紧紧地握住我这双长着厚茧、树皮一样的粗手。不知怎么的，我心里一热，眼泪就象开了闸似的，哗哗淌了出来……
“请到屋里坐。”少奇同志摆手让我头里走。我怎么好意思走在少奇同志前面呢？说：“请刘主席走前头。”少奇同志不依。王光美同志说：“小王，你是刘主席请来的客人，你就走前头吧！”我只好听从了。
来到屋里，少奇同志和我谈起家常，问我好大年纪，读了几年书，我都回答了。他老人家又问：“都做过什么事？”
“在娘怀里，就跟着讨米。八岁时读了半年书，实在念不起，十二、三岁便开始给窑主背煤。”
“你出身很苦喽，父亲叫什么名字？”
他听说我父亲叫王春华，做了三十六年长工，就问：“噢，王春华，是不是也在守自冲做过？”
谈到工作，少奇同志问我：“你为啥犯了错误？”
“没听党的话，没听毛主席的话。”
少奇同志听了说：“我看还要加一条，没听群众的话。你把安湖塘的好田改成鱼塘，搞那么大，费了那么多的工，也不养鱼，群众当然有意见。当干部的，什么事都要和群众商量，不能唱独角戏。百斤担子，十个人挑就很轻，一个人挑就很累嘛！我在东湖塘公社看了个‘万头猪场’，进去一看，连百头都不足，虚报浮夸害死人哩。农村日子过得这么糟，你怎么也不来信呢？”
“写了呀，每年都是一、两封，先后给刘主席写了七封信。”
“可我只收到你四封信啊，近一二年没见到你的信了。说说看，那几封都写了些什么内容。”
于是，我把后几封信的内容讲了一遍。少奇同志认真听着，王光美同志不停地记着。话音刚落，少奇同志接着问道：“你说说看，食堂到底好不好？”
1961年春，刘少奇在炭子冲和青少年时期的好朋友李桂生交谈
一问到食堂，我心里象十五个桶子打水——七上八下地翻腾。家家户户的小锅小灶全拆散了，猪不能养，鸡没法喂，每天只有那么几两米，都用野菜、树皮充饥，有几个没得浮肿病？三天两头就有人饿死。别人不讲，就连少奇同志亲姐姐家，不出一个月，不是连着埋了两口子哇！可是我没马上回答。那年头，谁要说个“不”字，就会戴上什么“拔红旗”“反大跃进”“砍共产主义萌芽”等等一大堆的“帽子”。
坐在一旁的王光美同志，看出我为难的样子，说了一句：“他可能怕……”
“你不要怕，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不要黑白不分嘛！”
“缺点讲得讲不得？”
“把你请来就是要请你讲讲心里话嘛！不要怕，我和毛泽东同志过去都戴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干革命嘛，就要有这么几条，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班房，还要不怕老婆离婚……。你讲讲心里话，食堂到底怎么样？” 望着少奇同志那诚恳严肃的神情，我立刻想起了他回信中“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隐藏，不要夸大”的教导，想到自己作为他老人家的“农民通讯员”，在节骨眼上，怎能不替乡亲们把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呢！
“报告刘主席，这大锅饭要是再吃下去，就要人死路绝，国破家亡。拿柘木冲食堂说吧，开伙时一百一、二十人，眼下呢，不到八十，饿死了十多个，外流了十多个，活着的也大都是水肿。过去家家户户养猪、养鸡，入了食堂，没得吃，养不成。如今二十户人家，只剩下集体的一头母猪，叫鸣的鸡公子都没有。要知道，猪、鸡那就是农民的油瓶瓶、盐罐罐啊！”
少奇同志说：“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有许多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动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好多劳力去做饭去了。一家一户，那有专人煮饭、专人挑水的，不都是早晨起来挑几担水，晚上回来砍点柴，一早一晚开菜地，吃过饭随手喂喂猪……看来农村办食堂没有什么优越性。你认为食堂不好，群众大都不愿意办下去，你敢不敢回去宣布食堂停办呢？”
1961年5月4日，刘少奇和农民成敬常在旧居交谈
少奇同志两道锐利的目光紧紧盯着我，我胆怯地说：“报告刘主席，那我不敢，我是个犯了错误的干部，已经削职为民了。”
“但是你还是共产党员嘛，你回去商量一下，说这是省委工作组说的。”又说：“刮‘五风’的错误，不能只怪你王升萍，各级都有责任，中央和我也有责任。我回来是向乡亲们承认错误的。这个教训太深刻了。以后刻一块碑立在这里，或是写个大单子，用镜框镶起来，子子孙孙传下去，要大家记住，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从早上一直聊到中午，谈了三个多小时。炊事员催吃饭，我起身要走，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无论如何也不让，要我一块吃。
我们三人边吃，边谈，象在家里一样随便。少奇同志晓得我对自己的“错误”还想不通，不愿再干那“吃力不讨好”的干部，就语重心长地说：“干部是社员的勤务员，不是社员的老子，应该好好为社员办事，社员会感激你的。”
吃过饭，我考虑他老人家很忙，中午也该歇一歇，就起身告辞。少奇同志紧紧握着我的手，嘱咐道：“今后还希望你每年给我写一两封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把农村情况如实告诉我。如果信寄不到，你可以直接到北京来。为了群众的事到北京来，路费归我负担。”
刘少奇和农民周爱连在旧居亲切交谈
第二天一早，明光光的太阳刚刚露出红脸，山上的鸟儿嘁嘁喳喳叫得格外欢畅。我正在屋里高高兴兴地烧饭，忽然身后传来了亲切熟悉的声音：“王升萍，食堂停办了没有？”我立即站起转身一看，是少奇同志。我高兴地报告说：“嗯，停了。刘主席！昨天连夜开会，一说刘主席支持解散食堂，用不着动员，没一个有意见的。许多人流着眼泪，不住地鼓着掌，都说刘主席是我们泥巴腿的贴心人，事事都想到我们心上。”少奇同志听后，说，“实事求是嘛，错了就改。”少奇同志看我是用装盐的陶罐烧饭，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了句：“唉，解放十二年了，群众过日子连个锅子都没有。”又朝屋子四周仔细看了看，转了转，痛心地问道：“屋里怎么没得东西？”我连忙解释说：“这两年，‘五风’刮得凶，一会儿要拆房扒墙，一会儿要行动军事化，没多久，我已经搬了八次家。东西再多，也经不起这么闹啊！”
少奇同志若有所思地走到门口，指着对面旧居，诚恳地说：“纪念馆不要办了，把我家的房子，全部腾给乡亲们住。屋子里闲着的那堆木板，都拿去给乡亲们做门窗。王升萍，你先带个头搬进去。至少可以住上十年、二十年，等你们有了房子，房子比这个好了，你们愿意搬再搬。”
从我屋里出来，少奇同志又到了成敬常家。一九五三年进京汇报时，刘主席见过他。不到十年，这个虚岁还不满五十的中年汉子，脸色蜡黄，又干又瘦，象是六、七十岁的老头一样。他正在用陶罐煮野菜，连个油星都没有。少奇同志握着他的手，沉痛地说：“将近四十年没回家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们工作没做好，对你们不起，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王升萍这件事办得好吧？”
“那可是好！食堂一散，不知救了多少人的命啊！”
“王升萍是个好同志，有些错误不能全怪他，是中央提倡的，象大办食堂，大办水利，大办万头猪场……中央有错误，要向群众承认这个错误。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乡亲们饿了一年，苦了一年，这个教训很深。事不过三嘛，吃了一次苦头，再吃第二次还可以，第三次就不行了！”
1961年，刘少奇回湖南调查期间，在故居横堂屋座谈
说罢，少奇同志提出和大家照个像，送给成敬常一包糖粒子，让他养好身体，还笑着批评他没完成任务，这几年没有写信反映情况。
不知啥时候，群众围了很多。在一片这些年来很少听到的欢声笑语中，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依依不舍地和大家挥手告别，沿着弯弯曲曲的泥土小路，绕过池塘，越过山坡，朝赵家冲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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