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賦在我心中黯然失色，還有一個尷尬的因素，那就是離它不遠，出現了司馬遷的《史記》。
司馬遷和《史記》，這是我心中永遠的太陽。
司馬遷
大家可能看到，坊間有一本叫《中國文化四十七堂課——從北大到臺大》的書，這是我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藝術學院的部分學生講授“中國文化史”的課堂記錄，在大陸和臺灣都成了暢銷書。四十七堂課，每堂都歷時半天，每星期一堂，因此是一整年的課程。用一年來講述四千年，無論怎麼說還是太匆忙，結果，即使對於長達五百年的明、清兩代，我也只用了兩堂課來講述(第四十四、四十五堂課)。然而，我卻為一個人講了四堂課(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堂課)。這個人就是司馬遷，看似荒唐的比例，表現出我心中的特殊重量。
餘秋雨
司馬遷在歷史學上的至高地位，我們在這裡暫且不說，只說他的文學貢獻。是他第一次，通過對一個個重要人物的生動刻畫，寫出了中國歷史的魂魄。因此也可以說，他將中國歷史擬人化、生命化了。更驚人的是，他在漢賦的包圍中，居然不用整齊的形容、排比、對仗，更不用詞藻的鋪陳，而只以從容真切的樸素筆觸、錯落有致的自然文句，做到了這一切，於是他也就告訴人們：能把千鈞歷史撬動起來浸潤到萬民心中的，只有最本色的文學力量。
史記
大家說，他借用文學寫好了歷史；我則說，他借用歷史印證了文學。除了虛構之外，其他文學要素他都酣暢地運用到了極致。但他又不露痕跡，高明得好像沒有運用。不要說他同時的漢賦，即使是此後兩千年的文學一旦陷入奢靡，不必訓斥，只須一提司馬遷，大多就會從夢魘中驚醒，嚇出一身冷汗。除非，那些人沒讀過司馬遷，或讀不懂司馬遷。
我曾一再論述，就散文而言，司馬遷是中國古代第一支筆。他超過“唐宋八大家”，更不要說其他什麼派了。“唐宋八大家”中，也有幾個不錯，但與司馬遷一比，格局小了，又有點“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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