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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刀離婚之前，張雨綺住在思南公館，思南公館在思南路，思南路原來位於上海的法國租界內。
思南路一開始叫馬思南路。1912年，法國音樂家儒勒·馬思南（Jules Massenet）去世。為了紀念他，兩年後這條法租界裡的馬路落成時，被命名為馬思南路。三十年之後，法租界被汪偽政權收回，馬思南路改名藍田路。1946年，藍田路更名為如今的思南路。
思南路和香山路的路口，有一棟洋房。1918年，一位剛剛從廣州軍政府大元帥位子上辭職下來的52歲中年人，帶著他25歲的年輕妻子來到這裡住下。在接下來的一年裡，這名中年人把他手創的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中年人還在這裡完成了他的《建國方略》，他叫孫中山。
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之所以能長盛不衰，住在思南路70號的浙江人張靜江居功至偉。1905年，他與孫中山在赴法的輪船上相遇，一見如故之後成為終身摯友。張靜江出身鉅商世家，因此他成為了孫中山最為倚重的財源。為了支持反清起義，張靜江不惜變賣他在法國的資產。無論是同盟會時期、辛亥革命時期還是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時期，張靜江都是孫中山最重要的天使投資人。
1915年，張靜江被孫中山任命為中華革命黨的財政部長，居上海經商為孫中山籌款。一開始張靜江住在南京路，後來輾轉數次，終於住到思南路的花園洋房裡才安定下來。
這時有一名同鄉名叫蔣志清，因為生活潦倒無著，多次找張靜江借款。張靜江對蔣志清頗為看好，不但時時慷慨相助，甚至與他結拜為兄弟，資助他去日本振武學堂深造軍事。1919年，在張靜江的家裡，蔣志清認識了上海女子陳潔如。在張靜江的撮合下，兩年後蔣志清和陳潔如成婚，證婚人正是張靜江。
蔣志清在人生低谷時，是張靜江大力提攜他。1918年，是張靜江向孫中山推薦蔣志清擔任上校作戰科主任；1922年，孫中山被陳炯明炮轟時，張靜江讓蔣志清到中山艦上去與之共患難；1924年，張靜江力薦蔣志清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可以說沒有思南路花園洋房裡的張靜江，就只有一直落魄的蔣志清、沒有後來權傾朝野的蔣介石。
而張靜江為了扶植國民黨兩代領袖，自己也付出了巨大代價。後來為了籌款，他不得不賣掉思南路的6棟花園洋房。而他自己的居所，主人也換成了李石曾，晚清重臣李鴻藻之子、故宮博物院創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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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當蔣志清正沉浸在與陳潔如的新婚燕爾中時，思南路46號是法租界巡捕房所在地。此時的上海灘大佬黃金榮，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實際話事人，他手下的得力干將程子卿，當時已在法租界巡捕房當了十三年巡捕。
7月30日晚，程子卿接到情報，突然現身距思南路直線距離一公里外的望志路樹德里。他身穿普通的灰布長衫，掀開門簾探視。房內人問他所來何事，程子卿推託說找社聯的王主席，然後匆匆離去。
正在房間內開會的十多個人覺得情況不對，他們略作商議之後當機立斷：終止會議、迅速離開。當時擔任會議記錄的兩個人一個叫周佛海，另一個是前北大圖書館助理館員、28歲的湖南人。
離開後不久，從巡捕房前來的警車和大批探員衝入這裡，翻箱倒櫃、嚴密搜查。沒有搜到任何東西、悻悻離去的巡捕，第二天頒佈了一條新規定：任何在法租界內舉行的會議，都必須提前48小時進行申請。這些巡捕那時當然不知道，從他們眼皮下順利離開的這十幾人，後來將會做出怎樣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來。
在這次事件的前一年，思南公館就已經在思南路上開始成形了，首批花園大宅拔地而起。之後的十年裡，大批軍政要員、企業家、知名藝術家和社會名流相繼遷入此地，使思南公館成了上海上流社會的居停匯聚之所。
“我現在住的法租界馬斯南路寓宅，依我經濟狀況論，實在有點負擔不起她的租金了。我早想搬家，結果還是捨不得搬。為什麼呢？就為馬斯南是法國近代的制曲家，我一出門，就要想他拉霍爾王少年維特的歌劇。再在夕陽下時，散佈在濃密的桐蔭之下，左有高耐一街，不啻看見西特和霍拉斯悲壯的佈景，右有莫里哀街，好像聽見偽善者和厭世人的苦笑，前面橫貫新拉斐德路……我行在法國公園，就當她是盧森堡，我蹣跚在霞飛路，就當她是香榭麗舍，這些近乎瘋狂似的異域情調，就決定了我的不搬家。”
這是以《孽海花》一作成名的作家曾樸的文字。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稱《孽海花》“結構工巧，文采斐然”，把它列為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但曾樸雖然出身科舉，卻是法國文化的狂熱崇拜者。1927年，他住在思南路81號，洋房中的陳設與萬里之外巴黎的家庭毫無二致。在這裡，曾樸和兒子曾虛白舉辦法國文化沙龍是常事，邵洵美、郁達夫、陳望道等知名文化人常常出入於此，他們抽菸喝茶吃水果，客廳裡的燈徹夜通明。
但曾樸最後還是沒能在思南路終老。1931年，他搬回故鄉江蘇常熟。只是有人走就會有人來，辛亥革命元老、二次革命主將李烈鈞搬進了思南路91號，而四川軍閥楊森搬進了思南路36號。
在參加淞滬抗戰前，楊森一直住在這裡，廣交各界名流。後來他上了抗日前線，這裡就住進了黃金榮的小妾金素琴、金素文姐妹。金氏姐妹是京劇演員，想要拜師學藝，於是乾脆就近拜了鄰居、住在思南路87號的另一名京劇演員為師，那人叫梅蘭芳。
梅蘭芳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離開北京、全家遷居上海的。他對房子的要求是“地段不要太熱鬧，房子不用太講究”——結果一眼就相中了這棟坐北朝南的西班牙式四層花園洋房。樓房前有個頗大的花園，梅蘭芳常在園中散步、吊嗓子。樓中最高一層由梅蘭芳的岳母和女兒居住，梅氏夫婦住在三樓，二樓是兒子的臥室，底樓為僕人居住，還有車庫。
梅蘭芳一直在這裡住了25年。其間他在這裡接待過訪華的美國電影大師卓別林，也在上海陷落後蓄鬚明志不為日本人演戲。他藝術生涯的巔峰不在思南路，但人生最燦爛的一筆卻留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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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藍田路改名思南路的時候，一位相貌英偉的中年人，帶著一個代表團搬進了思南路73號，他姓周。
1946年，國共在日本投降後舉行第二次國共合作，來自延安的代表團在思南路73號設立了第一個公開的辦事機構。由於國民黨不允許設立正式辦事處，革命元老董必武一錘定音：“不讓設辦事處，就稱周公館！”於是從此大門的牌子上就有了中文“周公館”。
當中年人在這裡工作和生活時，往往賓客盈門。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陶行知、梁漱溟、史良等民主人士，往來的身影不絕如縷，絲毫不懼對面樓上的暗探窺視。
不到一年，代表團被迫撤走。當時很少有人知道，他們在兩年後就會回來。
民盟領袖羅隆基，當時就住在思南路71號。曾在這條路上居住的名流，還有民國元老柳亞子、國軍上將盧漢等人。只是風流總有一朝雨打風吹去，曾經繁華的思南路，後來也經歷了一番跌入紅塵的坎坷。
1999年，上海即將進入新世紀時，負責“思南公館”項目啟動的同濟大學教授盧永毅，面對的思南路住宅區是這樣的景象：居住密度從曾經的每棟2戶變成了14戶，樓梯間全是煤氣灶，庭院裡到處是違章搭建和養的雞，門口的蔥油餅攤上方是雜亂無比的電線……
作家王安憶在《長恨歌》裡，對此滿懷唏噓：
“最妙的是花園洋房，不要進門，只看院子，便可知道那裡的變化。院子裡搭了多少晾衣架呀，一個洗衣工場也不過如此。花壇處搭起了炊間，好端端的半圓形大陽臺，一分為二，是兩個灶間。要是再走進去，活脫就是進了一座迷宮。尤其是在夜晚，你兩眼一摸黑，耳邊的聲音卻很豐富，油鍋爆響，開水沸騰、小孩啼哭，收音機播音樂，那是從四面八方上下左右圍攏來。你一動就會碰壁，一轉彎也會碰壁，壁縫裡傳出的盡是油煙味。你也不能摸，一摸一手油。這裡全都改了樣子，昔日的最豪華，今天的最侷促。當年精心設計的建築式樣，裝飾風格，如今統統談不上。”
“思南公館”重啟的第十年也就是2009年，這裡的最後一戶住戶才搬走。從那以後，思南公館恢復了原有的品質，重新成為富商名流的聚居地，也是外地遊客流連忘返的場所。郭敬明拜金主義色彩濃厚的電影《小時代》，多金女顧裡就住在思南公館裡。網上討論的焦點往往是：她究竟住不住得起這地方？
如今在充滿歷史痕跡和家國記憶的這條思南路上，思南公館仍然是頂級去處，吃飯出來一抬頭就可能遇上靳羽西這樣的名人。幾乎全上海十個人裡九個人都知道的是：思南公館從來只租不售——也不清楚是不是隻有張雨綺一個人不知道？
反正不管知不知道，都忍不住磨刀霍霍向老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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