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公文化促發展，信義圭臬正人心
關羽，漢代名將，其傳奇的一生及崇高的人格使得他在民間信仰中由人化神，不斷承載著各種神職，庇佑一方。而以關羽的道德表現為核心的關公文化，以“忠、義、仁、勇、禮、智、信”的深厚內涵傳承至今。在當代，我們不僅可以通過發展關公文化產業拉動經濟，更能以經濟促文化，“經濟搭臺文化唱戲”，更好地完善關公文化的當代內涵——它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的結晶，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日益成為不同國籍、族群、地域群體的精神和信念支撐，成為全球華人的精神追求。
“關公文化”作為我國一種傳統的文化現象，有其歷史的侷限性，也不排除封建迷信的因素，但它和優秀傳統文化一樣，包含著不為特定歷史時期和社會政治形態所限定的普遍意義和恆常價值，它既可內安梓里,又可恩敷異域，外睦鄰邦，對內對外都可以起到凝聚與整合作用。外交部前部長李肇星曾說：不瞭解關公文化就失去了與國際對話的語言。山西要想融入“一帶一路”，走向世界，讓世界人民瞭解山西，走進山西，那麼“關公文化”無疑是一個最好的王牌。我們關注“關公文化”在當代的現實意義，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其發揮在當代社會各行各業中的新價值和新作用，才是明智的選擇。
作為關公文化的源起之地，山西省運城市一直秉承著打造“信義之鄉”的理念，將關公文化中的信義一直傳承至今，並在現代愈發重視，不僅在當地形成了頗具規模的文化產業，更成為了山西省經濟轉變發展，打出文化牌中的一張王牌。從 20 世紀 90 年代初開始,關公故里運城地區提出了以“關公牽線、旅遊搭臺、外貿結親” 為主格局的關公文化經濟的思路。他們憑藉關公在海內外的廣泛影響,因勢利導,走出了一條發展當地經濟的新路。成立“關公研究會”，籌措資金對解州關廟等文化古蹟進行修繕，推出“關公文化展覽”，而擬建的“關公文化園”項目擬投資數額大，佔地面積廣，頗具規模。關公文化園將向世界徵集有關文物、藝術品等，設置展覽室，運用各種現代技術、多媒體手段向觀眾講述關公故事，省文化發展基金會將邀請全國知名藝術家，創作一部以關公傳奇人生為題材的大型舞臺劇，作為關公文化園常年演出項目。再有中國品牌文化管理委員會、中華關公文化促進會聯合海內外的華人組織共同舉辦的“全球華人關公獎”和正在推進的“中華關公戲劇節”、大型電視紀錄片“關公”“關公文化全球行”等項目也開始與山西衛視展開合作。這些項目形成了一條較為完整的文化產業鏈條，完善了當地的交通、服務業的發展，更有力地拉動了當地的經濟，也將“關公文化”更好地推出國門，展現在全世界人民眼前，實現了文化經濟的雙贏，在山西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倡導旅遊文化的時期內，成為了可借鑑的範例，有助於把山西進一步推向世界，讓世界關注山西。
除了在經濟上的強力帶動作用，我們更欣喜地看到關公文化在潛移默化，因勢利導中對於個人的影響。關公文化屬於倫理型文化,倫理道德同我國大部分傳統文化一樣，是其文化的核心。幾千年的時代變更和歷史沉澱，關公形象已經從歷史人物逐漸升華為人們心中的道德楷模，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精神道德榜樣”。這種從民間上升到社會各階層，從人異化成神的信仰形成歷程,正說明關公的道德精神受到人們的推崇和信仰，而在倡導核心價值觀的今天，其內涵也是符合道德標準，是值得弘揚的。
在山西文化產業網上刊載著一個故事：1979 年，出生於萬榮一戶普通農戶的王紅帥，從電腦培訓中心起家，之後結緣關公文化，創辦武聖關公文化傳播公司，不僅積攢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更在異鄉打拼出一片天地，致力傳播關公文化，弘揚關公精神。關公文化不僅是他事業的支撐，更是他為人處世的原則基礎。王洪帥的事業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他曾遭遇過朋友向他藉資金週轉，數額龐大，然而借款後朋友卻無故失聯，導致他的公司一度癱瘓，但是他憑著自己的努力，一點點積攢，終於使公司正常運行，一直以來，朋友向他借錢他很少拒絕，如今的遭遇讓他心有餘悸。儘管這回跌了個大跟頭，但他仍堅持“義利並舉，利在義中求。對人以義，無愧我心。”王紅帥說，作為關公故里的人，他有責任、有義務將這份中華傳統文化的美德傳揚出去，他希望，他的公司能成為一個宣傳關公文化的平臺。2015 年，在中華關公國際交流文化協會同仁的幫助下，王紅帥和幾個朋友成立了一家環保公司，取得“用水治理水的微量子技術”，為環保事業盡了一份力。他們有成立慈善基金會的計劃，幫助殘疾人解決就業問題。正是關公文化對王紅帥的引導，使他時刻以信義規範自己的行為，遭遇困境時，以強大的信仰力量克服萬難。
關公文化始於山西，但其影響力卻不侷限於山西一省，他的影響是全球性的。其中，不得不提的是關公文化對華僑華人的影響。華僑華人背井離鄉，生活在陌生的環境，接觸異域文化，自然需要這樣一種力量來聚敘鄉誼，凝聚人心，才能在別國土地上生根發芽，經營生計，結交友人，實現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也更需要這樣一個約定俗成的準則，約束行為，積極向善，扶貧助弱，使自己著標榜崇高的品格並付諸實踐。維護和繼承中華民族優秀道德傳統，促進和增強海內外華人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推動中華民族文化走向世界，這是全球華人的文化心理訴求，也是倫理道德的至高追求。它是民族文化向心力的強大體現，也是“文化自信”道路的正確方向，華僑華人不僅為其自豪，更將關公文化傳播至世界各地，各國則選取關公文化中的內容，有所側重地進行吸收和傳播。
二、歷史傳承信與義，文化享譽全世界
1、信義與契約精神
關羽歷來被視為“信義”的典範,他忠君忠國,知恩圖報,義薄雲天。《三國演義》“下邳被圍”關羽的作為極大地渲染和深刻地表現了“信義”二字。關羽被圍屯土山，張遼勸降，關公屯土山與之約三事 “降漢不降曹”；“禮待二嫂”；“一旦得知劉備下落，便當辭去”。此約首言歸漢, 次言保嫂,末言尋兄,在最大程度上義情兩全。把降漢不降曹列為首事,正表明關羽即使在如此危急的時刻依然堅持原則, 傲然不屈。暫歸曹操之後，關羽身在曹營心在漢，無一日不思尋兄，不念故主。其心志堅如鐵石，縱使曹操賜之金銀美女，封之偏將軍、漢壽亭侯，與之分庭抗禮、杯酒交歡，百般殷勤，都不能改其志。而為了履行契約，關羽刺顏良誅文丑，延續其“信義”之重。後關羽得知劉備下落掛印而去，體現其對故主的忠誠。毛批《三國演義》中二十六回記:“曹操一生奸偽, 如鬼如蜮, 忽然遇著堂堂正正, 凜凜烈烈, 皎若青雲, 明若白日一人,亦自有珠玉在前, 覺吾形穢之愧, 遂不覺愛之敬之, 不忍殺之。此非曹操之仁, 有以容納關公, 乃關公之義,有以折服曹操耳。”
西方文明社會的主流精神——“契約精神”，無論在分權制的民主國家制度，還是法律的制定執行都有所彰顯。一方面契約精神規範了商品市場秩序，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私人契約精神，上升至公法領域，對公權力的濫用防微杜漸，在西方建設民主法治社會的進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是人情社會，文化傳統與觀念在“契約精神”方面有所欠缺，不善用字據條文約束行為，懲罰違反契約的人，更傾向於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崇尚“以德報怨”的感化行為。在建構完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過程中，關公自身所具有的信義精神，與西方契約精神相契合，既嚴明法制紀律，又具有情義，融“信”和“義”的人本色彩於不可撼動的原則中，是“中國化”契約精神的外化形象
我國香港地區，商界與市民廣泛地崇尚關公文化，不僅提出“以信為本”和“以義制利”的帶有濃重中國傳統道德色彩的經營理念，使得商品經濟良性運轉，進一步深化了經濟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和發展，更促進了民主法治國家的建設，對於國家長遠的發展有著很好的借鑑意義。與此同時，關公文化所強調的“信”與“義”中所包含的“正義”和“契約”精神，是一種被人類文明所普遍接受的普世文化，容易被外族或是外國所理解和支持。
2、信仰與政治教化
朝鮮、越南、日本等周邊國家在地理上毗鄰中國，交往頻繁密切，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也自然最早受到關羽文化的波及。同屬“漢文化圈”的東方各國，文化背景多受儒釋道三家共同影響，而作為儒家的武聖人、佛教的伽藍神、道教的崇寧真君以及民間最為靈驗的正義、助學、賜福與助財的庇護神，關公這位三教合一的神靈，在東方各國都有著自己的民間信徒，甚至成為當地的信仰，官方則靈活運用其政治教化作用維護社會穩定。
朝鮮（今韓國）大約從十六世紀流行關羽信仰,當時朝鮮內有兵變起義，外有日本吞併，萬曆二十年(1592)明朝政府派軍隊到朝鮮援助抗倭作戰。在明朝將士的帶動和朝鮮政府“自上而下”的宣揚下，關公信仰流傳開來。人民建祠供奉這位“武神”“保護神”，一為祈求庇佑將士凱旋，保衛國土，守護一方平安，同時也為民眾戰後心理創傷尋求安撫寄託。其後，朝鮮政府為鞏固統治，教化人民，於是關公以其“仁義禮智信”的品格成為了官方的道德典範，有文記載“見朝鮮遍祠關帝,通述滿其國中”，於是關公文化在朝鮮當地地位更高了一層。
越南這個東南亞國家，在十七世紀，隨著不願事清的明朝遺民南下移居越南，也開始接觸到關公文化。越南受儒家的忠、義思想影響頗為深刻,而關公崇拜所彰顯的忠、義、勇、信正好符合儒家思想倡導的基本精神, 起到了政治教化作用，越南史學家吳士連在《大越史記全書》中曾評判越南興道王陳國峻用計殺死元朝俘虜烏馬兒一事道“信者,國之寶,而服人之深,王政之本也。興道王以霸術成功於一時,而不知失信於萬世,既雲送遣國,又用計以殺之,詭譎甚矣。我大越太祖高皇帝戡亂之時,欲放明人還國,偽官有為明人援興道王鑽船事,阻其歸心者,而帝之信孚及豚魚,明人卒信從不疑。此服人之深,而為王政之本也。豈曰小補”後來越南阮朝嗣德帝讀史看到這個細節時,亦硃批“不仁非義”四字。明命帝幸臨會安關公廟時,感慕其忠、義,下旨著賞銀三百兩為廟添香火,以示神人其慶。又有嗣德皇帝御賜漢字對聯，越南著名詩人阮儼為其作漢文詩，並且至今留存於會安關公廟內。凡此種種，皆證明關公文化在越南風行，受到與大陸同樣的垂青。
關公信仰在日本也有所體現。不僅供奉關羽的寺廟眾多，如日本史籍中記載的“唐三佛寺”1623 年,長崎華僑“三江幫”創建的興福寺,在寺廟的媽祖堂內,左旁祀關羽；1628 年,長崎華僑泉漳幫,創建的福濟寺,寺內的青蓮堂,左旁祀關羽；1629 年,長崎華僑福州幫,創建的崇福寺,寺內的護法堂祀關羽和觀音。而且寺廟規格恢弘，活動隆重，如 1678 年長崎華僑廣東幫建立了聖福寺,寺裡關羽神的地位比唐三佛寺更高，每年農曆五月十三日關羽誕辰,聖福寺的儀式也更隆重。神戶關帝廟坐落在南京町內根據史籍記載"大阪的長樂寺移建於神戶，並於明治二十五年建成，專門祭拜關帝，殿堂碑文中有關聖帝君聖德略記,"其銘文曰：“聖帝忠貞不二，義薄雲天，後世尊為表率，尊稱武聖，生時忠義仁勇，歿後為神明，於儒為淑世聖賢，於佛為護法伽藍，英風播於萬方，大義凜乎千古，而使頑夫廉，懦夫立，大有功於名教”。這不僅極好地詮釋了關公文化的內涵，還凸顯其政治教化的功用。
3、文化交流與追源謁祖
關公信仰自從明鄭時期傳入臺灣,經過數百年的傳播發展已經深入人心,成為百姓信仰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關公信仰對臺灣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除卻歷史上,封建統治者利用關帝信仰推行政治教化，籠絡民心,閩粵移民把關帝視為團結互助的忠義之神及現代工商社會業中,祈求社會安定,經濟發展,和平幸福的部分外，關帝信仰已轉為臺灣人民追源謁祖的信念支撐和強大動力。與此同時，在大陸許多地方，每年都有類似關公文化節之類的民俗活動，尤其在沿海地區，伴隨著迎接華僑同胞返鄉朝聖的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這樣一個華人圈共同的俗神信仰。
近年來，在臺灣與大陸的社會互動中，宗教文化的交流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臺灣眾多關帝廟宇人員及其信徒來大陸“謁祖朝聖”，比如閩臺兩地以“關帝文化”為主題舉辦過互動活動,在增進兩岸交流的同時也加強了兩岸的情感聯繫。因此在此過程中關帝文化奠定了兩岸的密切融合、和平統一奠定思想文化基礎。臺灣各地到大陸關帝廟進香團一定程度上受到 80 年代高雄市文衡殿組團赴東山朝聖的影響，大部分“朝聖團”在進香之後會到內地旅遊參觀，期間加深了對祖國統一文化認同與情感認同，在虔誠地禮拜關公期間尋根問祖,也在參觀祖國大好河山之餘將對大陸的認識與信息帶回臺灣,從而增進兩岸的相互瞭解，這些都在無形中增強了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凝聚力。
關公文化源起山西，普及中國，影響世界，重新審視關公文化，正視其當代內涵精神，是我們留存中國傳統文化瑰寶和魂靈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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