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 招商觀察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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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難用善意或惡意去揣測那些觀點，它們都是出於各自的價值、知識體系，並烙有強烈的歷史當下性和國家利益訴求。

01

“我帶著新娘沿著皇宮的路回家，乘車穿過宮殿的大門，黃昏時抵達我們居住的衚衕，在燭光下，我們甜美而親密地吃西餐，屋外傳來中國人舉辦婚禮的笛聲和銅鑼聲。”

1932年，寫下這段文字的費正清，時年25歲。為了完成自己的博士論文，他乘汽輪到了上海吳淞口碼頭，誰知道一週後日本軍隊就攻陷了上海，他和新婚妻子費慰梅倉皇逃到北京。1948年，費正清出版《美國與中國》，這是第一本把這兩個未來的超級大國進行比較研究的學術專著。

跟所有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一樣，費正清在東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對比中，去尋找答案。他提出了著名的“衝擊—反應”模式，即中國社會接受著來自西方政治經濟變革模式的衝擊，並且不斷對此作出反應，以推動自身社會輪軸的運轉，也就是說，

費正清提出過一個很尖銳的問題：“一個西方人對於全部中國歷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

在抗戰的相當長時間裡，費正清主持美國國務院的北京新聞處工作，向羅斯福總統彙報中國動態並提出建議。通過近距離的接觸，費正清一直在梳理和迭代著自己對中國的觀察。

一開始，他認為中國是美國價值觀與其他價值觀衝突的戰場，因而文化上的改造是最重要的課題。幾年後，他意識到科學與民主的推廣似乎更為迫切，當他接觸到一些左翼人士後，他又認為那些能夠解決土地和農民問題的、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才是中國未來的領導者。

這都是一些交錯在一起的問題，它們從上世紀初就開始呈現在所有關心中國問題的人的眼前，近百年來，交織往返、纏纏綿綿，從來以一種混沌的姿態向前寸進。

費正清後來回到哈佛大學，創辦東亞研究中心，主編《劍橋中國史》，終其一生，專注於中國問題，而中美比較一直是他學術創見的方法論。晚年的費正清堅信，“中國和美國可能處在兩條終將相會的道路上，因為我們都在致力於各自的現代化。”不過，他對中國現代化的路徑，又存有著歷史學家的特有謹慎，在1987年出版的《觀察中國》一書，他寫道，

費正清沒有具體解釋，他之所以說更“窄”，而不是說“更多”或“更廣”，是基於怎樣的可能性考量。

02

1972年，49歲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華，他的公文包裡只帶了一本書，就是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

費正清曾回憶說，“1967年或1968年的某一天，我在從紐約到波士頓的東行列車上偶遇基辛格，我們談論瞭如何恢復美中關係。”基辛格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承認，“那次談話改變了歷史”。

基辛格是一個蘇秦、張儀式的人物，或者說是一個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在他看來，“國際環境之所以混亂無序，是因為不存在一個可以確保世界安全的世界政府”。據此，他有一個廣為人知的論點：“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人類；誰掌握了貨幣發行權，誰就掌握了世界。”

作為美國政治家，他對中國的友好及好奇，完全的出於美國稱霸戰略的思考。1972年的訪華及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更多的出於遏制蘇聯的冷戰需要，而之後的推動美國公司的對華投資，則是製造業全球化的必然選擇。

他對中國式的統治的觀察，與費正清十分相近，他寫道，“中國以允許通商為誘餌，加上高超的政治手腕，籠絡鄰國人民遵守以中國為中心的準則，同時製造一種皇帝威嚴的印象，以抑制潛在的入侵者試探中國的實力。”

基辛格的最近一次訪華是在2016年的12月，他已經94歲，是第八十四次踏足北京，這恐怕是一個很難被超越的記錄了。中國的幾位最高領導人分別與他進行了交流。王岐山跟他會見時，特意拿過一隻絲繡的靠墊，希望他在堅硬的中式沙發上坐得舒服一些。

李總理在會面時講的一段話，濃縮了過往數十年的中美交往：“基辛格博士45年前訪華時，中美貿易幾乎為零。45年後的今天，中美貿易額佔全世界貿易總量的五分之一，中美經濟總量之和佔世界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我們的貿易和投資量如此之大，自然難免有分歧摩擦，但我們之間的共同利益遠大於誤解和分歧。”

就在基辛格訪華前，他出版於2011年的《論中國》中文版發行。在這部厚厚的著作中，基辛格對費正清的“衝擊—反應”模式進行了微妙的修正，他提出了“例外論”。

基辛格認為，中國是一箇中央帝國，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來自中國文明，來自中國文明中心論，並且始終受其支配和型塑，從未斷絕。因此在他看來，一百年前美國的崛起對於大英帝國而言，是一次例外，而本次的中國崛起，對於美國而言，也是一次例外。

事實上，這種新的“例外論”並不僅僅出現於政治家的觀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在《變革中國》一書中也明確地認為，中國近數十年的經濟崛起運動，超出了經典的西方經濟學理論框架，是一次“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

例外，不僅意味著理論和價值觀上的陌生，更帶有強烈的不可預測的不確定性。當這種“例外”催生出一個龐然大物的時候，你可以想象得出觀察者們的不安。

在基辛格的著作中，讀得出他既為自己的過往努力而驕傲，同時也有著美國式的深深擔憂：

03

2017年8月，史蒂夫·班農離開白宮，辭掉了總統首席戰略官的職務，他決定“回到民間”，繼續支持特朗普的右翼強硬立場，推動民粹主義—民族主義運動。

在9月，他兩次與基辛格單獨交談。在接受“新聞60分”採訪時，他談及了交流的細節，“我雖然敬重基辛格，並已閱讀其所有著作，但仍傾向與中國對抗。”

1953年出生的班農來自弗吉尼亞州的一個典型藍領家庭，當過海軍，讀過哈佛大學的MBA，在高盛做過投資銀行家，辦過“布萊特巴特新聞網”。2016年，在特朗普選情最危急的時候，加入競選團隊，82天后助特朗普入主白宮。

作為電話接線員的兒子，班農從來認為自己是美國藍領階級的代言人，他甚至反感別人稱他為“閣下”。他沒有踏足過中國大陸——只在香港做過一次演講，但他是當今美國最堅定的反華派政治領袖。

2017年12月17日，班農在日本東京發表了一次長篇演講，主題就是中美關係以及他的戰略對策。過往半年所發生的中美貿易戰，可以說是這次演講的現實演繹版。

他的核心觀點有三個：

其一，這次民粹主義大規模的興起發生在一個獨特的全球階段，就是中國的崛起；

其二，我們的精英們自從尼克松總統在七十年代與中國建交以來就一直相信一種錯誤的期望，認為一旦中國變得更加富足，經濟得到發展後，就會成為我們想象中的模樣，而今我們卻發現事實是相反的；

其三，中國摘走了民主自由市場系統的花朵，那就是我們的創新。特朗普總統的中心目標是重振美國，其中的重要策略是對中國的貨幣操縱、貿易不公平加以反制。

在演講中，班農具體談到了對中國進行經濟遏制的五大戰略性領域：“中國製造2025”、“一帶一路”、5G、金融技術和人民幣國際化。

與基辛格的石油、糧食和美元“三大件”相比，班農勾勒出了未來大國競爭的新戰場。在他看來，中國在高端裝備製造業上的能力已經構成對美國的致命性威脅，“一帶一路”是“中國真正大膽的地緣政治擴張”，5G網絡的新發布，將讓中國再一次在科技上占主導地位。而金融技術的先進性，將可能使人民幣成為汽油和所有石油產品的兌換貨幣，進而讓美元失去國際儲備貨幣地位。

班農說，“現在，這個世界正處於刀刃之上。”

04

從費正清、基辛格到班農，出版於1948年的《美國與中國》，僅僅完成了上卷，中捲到了動筆總結的時刻，而下卷才剛剛開篇。

作為一箇中國人，我們對這個國家的現代化，以及其間發生的制度創新和人的現代性，有自己的解讀，更有著切身的焦慮。而透過那幾雙美國曆史學家和政治家的眼睛，又可以從一個十分陌生的視角進行反饋式的思考。

你很難用善意或惡意去揣測那些觀點，它們都是出於各自的價值、知識體系，並烙有強烈的歷史當下性和國家利益訴求。在風雲激盪的2018年，我們不妨問自己幾個問題：

—— 我們想要建設一個怎樣的國家？當代中國來自於歷史，融入於全球化，它的變化既非完全發生於內循環，又不可能是一次全部的外來文明植入，那麼，它到底擁有怎樣的“頂層設計”、抱負和願景？

—— 我們怎樣繼續推動自己的進步？

—— 我們應該如何與世界共處？作為一個新崛起的經濟大國，與美國的貿易對抗，並非完全來自意識形態，而是帶有國際關係的必然性和長期性。如果基辛格年輕三十歲，也可能是另外一個班農。

中國正步入一個前所未見的發展階段。沒有什麼是一定會發生的，也沒有什麼是一定不會發生的。

“唯自強者不辱”，是一個永恆的競合真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對未來中國變革的複雜性，有充分的耐心和心理、制度和技術上的準備，必須保持積極的自我革新的決心。

1973年，年輕歷史學家麥克法夸爾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 第一卷》，他把書稿在第一時間投寄給費正清，希望得到這位當世最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的指教。在一次交流中，費正清談到了很多年前他去黃河岸邊時看到的景象：

“在中國的黃河上逆流行舟，你往往看到的是曲彎前行的船，而沒有注意到那些在岸邊拉縴的人們。”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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