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說到周代，學術界公認的是，周代採用分封制。我們這裡所謂的周代文化，是專指中央天子的周朝文明而言，後來在春秋、戰國時期，是屬於魯國文化的系統。
如果研究諸侯各國的文化學術思想，那就各有異同，並不一致，彼此之間，都自保留有他祖先氏族傳承的文化精神。例如，神農的後裔，封在河南的焦城。 黃帝的後裔， 封在山東濟南附近的祝(長清縣)。帝堯的後裔，封在河北的薊(就是清代的直隸順天府的大興縣)。帝舜的後裔，封在河南開封附近的陳(陳州)。大禹的後裔，封在開封附近的杞。殷商後裔的賢人微子，受封在宋。另一殷商後裔的賢人箕子，因獻洪範而被尊為不臣之敬，受封於朝鮮。
這些諸候的分封就國，都是上古與三代的後嗣，並非都是周室的功臣， 而受到分封的爵賞；這是周朝文、武、周公的德政，也便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精神，所謂“興滅國，繼絕世”偉大的文化思想。其次，周室所分封功臣，從其師尚父(太公呂望)為首，封於齊，周公封於魯，等等，所謂“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餘人”，這樣便是周代分封諸侯而建國的局面，所以，分封制既讓上古各種傳承得以保留，為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學說產生的客觀前提，重要的是提供了土壤各自繁衍生息。
周代的分封制大不同於歐洲上古的“封建”制度，如果把東西兩方“封建”不同的觀念，混為一談，必須要加甄辨。而且我們不要忘記，由周初分封建國，直到春秋戰國的七八百年間，中華民族的文字。言語，並未統一，諸侯各國的文化學術，也各自保有他的傳統，等於我們幾千年的文化，雖然國家一一統，而各地方的風俗、習慣、方言，在其同中也各有其異；所謂“書同文，車同軌”的混同局面，在秦、漢之間，才得正式完成，也就是後期“度量衡”的統一。
首先要鄭重聲明，凡是要了解秦、漢以上的歷史文化，千萬不要忘記，那個時期的歷史背景。我們粗看起來，周、秦以上文化學術的形態，固然是繼承三代以下的一貫傳統，到了周朝，才算完成建立一個人文文化具體的成形，但是我們總要不忘歷史的發展，不是空中樓閣，無因而來的。
在春秋、戰國時期，所謂分封建國的諸侯之邦，因為各有歷史淵源的背景，與地理環境的不同，所以凡是有關構成各因文化的條件：如言語、文字、風俗習慣、政治方式、財經措施、交通形勢等等，大體都是各自為政，並沒有像秦、漢以後的統一。 我們只要大概沒有忘記歷史上的記載，自從秦始皇開始，才漸使“書同文，車同軌”，才有廢邦國而建都縣的統一制度， 就不至於把秦、漢以上的地理文化不同的觀念，隨便忽略過去。而且那個時候，所謂中央政權的周天子，他為共主的帝王制度，既不是秦、漢以後帝王體制的形態，也不是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情形。
生在兩千餘年後的今天，高推古代的情形，時間、空間的環境遷變，絕對已非當時的面目，雖然大家採用書本的資料作考證，也是不免出於臆測。“盡信書，不如無書”，所以不能完全作為肯定的理由，至於曾子、子思、孟子、荀卿一系列的思想，當然是孔門以後的魯國文化，與魯國文學的正統。其他如老、莊，是南方楚國文化的情調。兵家著作如孫、吳兵法，是戰國時期齊國的傳統學術思想，與齊國文學的進步與昇華。另如縱橫家、法家、名家等學，大多都是秦晉之間後起的思想，司馬遷所說：“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縱橫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雜家的學術思想，與秦、晉、齊、楚有關，也可以說，便是秦、晉、齊、楚學術思想雜流混合。陰陽家，當然就是燕，齊“方士”學術的源流。我們瞭解了這個春秋、戰國文化學術的大勢以後，對於其中如何形成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姑且另作講說。其餘如
陰陽、兵、農、醫藥、老、莊、墨子、名、法、縱橫、雜家等，綜錯交羅，互相為用，便成為戰國到秦、漢以前，統統歸入道家學術思想的範圍了。
在戰國時期，秦、晉的歷史文化，和地理環境，便孕育出法家、名家的學術思想，以及產生縱橫家捭闔權詐，造成謀略之士的溫床。鄭、衛介乎大國之間，環境促使頹廢、富於風流浪漫的文學情調。齊國由於太公呂望道家思想的影響，又受時代的刺激，便多產生軍事哲學思想，與軍事學術的兵家。凡此等等，所謂春秋戰國諸子百家文化思想的根源，都是各有因緣，互為影響，並非無因而生，籠統一律的。
周、秦以前，諸子百家，儒家道家不分家，自孔子一代的儒家文化思想，同樣傳承於夏商周三代，起於中原地區與東方、北方的《書經》學系，到了戰國、秦漢以前，便成為魯國文化，孔、孟思想的中心，繼承堯、舜、禹、湯、周（文、武）公的傳統。
（注：以上觀點論述來自南懷瑾老師道家文化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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