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談改革40年:企業家最重要的使命是什麼?

60分鐘的演講,從自身經歷出發,見微知著,以中國名嘴的時代感悟,聆聽時代聲音,新聞人的犀利洞察,描繪改革四十年的滄桑變化。

改革開放進行了整整40個年頭,中國社會的整體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鉅變。

白巖松談改革40年:企業家最重要的使命是什麼?

9月11日,第三屆民企盛典第二天下午,央視主持人白巖松先生來到現場,並發表題為《從十歲到五十歲:我與改革四十年》演講。

60分鐘的演講,從自身經歷出發,見微知著,以中國名嘴的時代感悟,聆聽時代聲音,新聞人的犀利洞察,描繪改革四十年的滄桑變化。

對於企業來說,白巖松認為,“企業家一個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如何去激勵人,然後讓你的企業為社會創造財富,為個人創造財富。”

以下為白巖松現場演講內容:

白巖松談改革40年:企業家最重要的使命是什麼?

我已經記不得自己來過多少次深圳了,我可能跟深圳比較有緣,深圳1980年8月份正式出生,屬猴,我一樣,我也屬猴,也8月份出生,跟深圳緣分很近,但是我比深圳大12歲,我是1968年生人。由此也看得出來,我跟改革開放40年蠻有整數緣分的,因為1978年拉開改革大幕的時候我10歲。

今年改革開放40年,恰恰是由於我大10歲,所以大的這10歲讓我知道,改革開放有多麼重要,大的這10歲,也讓我們這一代人成為改革開放最大的受益者。相比60後的這批人,可以說是改革開放最大的受益群體之一。

今天我就想給大家講講我的幾次來深圳,和整個改革開放40年之間的那種緣分,或者說其中的一些關係。

中國改革開放起步時北京的樣子

1978年,因為我的老家在內蒙古的呼倫貝爾,從呼倫貝爾到深圳可以說是從中國的最北方到最南方了,當然那時候還不叫深圳,絕大多數人看過去會念成“深川”。

當時的路途太遙遠了,僅僅從呼倫貝爾到北京就要30多個小時,到達北京,一個10歲的孩子突然在他面前呈現一個巨大的世界,就像龍永圖部長說的,65年他大學畢業到北京的時候,剛到北京的那一天他的心怦怦跳,覺得用不著幾天就能親自看到毛主席。

你依然記得到北京時候的衝動感,但很快現實會打破很多東西。比如說當時北京的供給是極其貧乏的,首先體現在住宿上,一也是我們缺錢,更重要的是那時候沒有各種級別的旅館、便捷酒店等等,我跟我媽、我哥住哪呢?北京當時解決外地來客相當重要的地點是澡堂子,白天開放,到晚上9點左右把所有的洗澡的人趕走,讓遊客和住客進去住,第二天早上8點前必須走人。

這是78年北京的住,78年北京的吃,去吃飯的飯店不多,個體的飯店幾乎談不上,北京的第一個飯店叫悅賓飯店,現在還在。

行,當時北京只有一條地鐵線,我們坐上去僅僅是為了體驗一次,捨不得下車,恨不得來回坐一兩趟,這是行。

這是中國改革開放起步時候北京的樣子。

第一次與深圳結緣

80年有了深圳特區,我跟深圳的緣分並不是那麼早開始建立起來的,是從我第一次來深圳開始的,是1993年的5月。

1993年5月1號,《東方時空》正式開播,標誌著媒體評論社會時代的開始,輿論監督正式走上前臺,以前是沒有輿論監督的。因此,《東方時空》開播之後,我們第一趟出差就是到海南和深圳,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到深圳,而之所以有《東方時空》的開播,包括第一次出差到達深圳,背後也與深圳緊密相關。

為什麼我說深圳這個城市屬猴,因為1992年是猴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使中國再一次改革開放。

其實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分成幾個梯隊的,第一次改革開放是1978年,第二次助推是像火箭助推一樣,再次打破就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第三次改革的助推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

我印象很深的是到深圳,強烈的感受到了物質開始成為一種巨大的吸引力。因為到了深圳,覺得要去中英街看一看,但是所有的這些細節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什麼?1993年5月來了深圳之後,所有的人都在告訴我們,深圳開了中國第一家佐丹奴,於是我們劇組的很多人都跑到了這家店,興奮得不得了,一人買了N件。隔了幾個月,我獲得《東方時空》的第一屆最佳主持人,穿的就是佐丹奴的衣服領的獎。25年過去,大家知道,它兄弟一樣的品牌,我不說具體名字,也三個字,已經幾乎要宣佈倒閉退市。

為什麼回憶這個小細節感慨頗深呢?那是中國相對廉價的品牌物質時代開始。在這樣的品牌之前,對於我們這群20多歲的人來說,有點太高端了,以佐丹奴、真維斯等等所代表的這些,成為中國物質消費時代開始有廉價一點品牌的開始。

沒幾年這個時代就被拋離了,但是請注意,深圳的改革相當重要的一點是給了人們機會的夢,物質的夢,因為蛇口的那個標語“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在社會主義中國居然出現了把“金錢”直接成為標語的一個時代,這幾乎讓所有人感到驚呆了,原來我們是可以大庭廣眾,正大光明的面對“金錢”二字,所以我第一次來到深圳,感受到了一個人們和物質之間的關係,誰也躲不開。

再臨深圳,“一個人對了,一群人就都對了”

我第二次來深圳是什麼時候呢?這可能要重點闡述一下,我相信也是機緣巧合。

1997年2月19日我在廣州,大約凌晨六點,當時我們正在拍攝廣東足球,因為過去廣東足球和遼寧足球是中國最牛的兩股力量,但是改革開放很多年之後,廣東足球似乎有點走下坡路,當時我們來拍廣東足球。

我們的編導叫劉春,當時我們都在央視,早晨六點他把我晃醒,我懵懵懂懂的,他說,小平去世了。

我第一反應是壞了,今天早上約的採訪還能正常進行嗎?結果打電話說,人家沒問題,都可以正常採訪。結果正常上午採訪之後,我跟劉春做了決定,私下裡去深圳。跟工作沒有任何關係,我們倆就趕到了深圳,為什麼?

到了深圳之後,我們就到了深南大道京都(音譯)飯店,我們買了鮮花去給鄧小平畫像獻花,拉走的花一輛接一輛。請注意,這是完全自發的一種行為,因為那一天我的自覺、情感告訴我,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我們自身命運的改變。

所以那天給鄧小平獻花,後來我們又跑去植物園給鄧小平種的樹又獻花,然後戀戀不捨終止採訪回北京,因為我們倆都說要去為鄧小平送行,因為在我的記憶中,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送行是1976年總理去世十里長街,老百姓為他送行。

結果,我趕上了為鄧小平送行,是長安街的延長線,在永定路的街口,我一直站在路邊目送鄧小平的靈車到八寶山。為什麼這麼做?有一個感慨非常深,一個人對了,一群人就都對了。

40年前,鄧小平做對了什麼?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你必須得感慨這句話。一個人對了,一群人都對了。我們不管當時有沒有出生,何嘗不是這一群人當中的一員呢?接下來就要去面對這樣一個問題,鄧小平到底做對了哪些事情?這是我覺得在紀念改革開放40年的時候,我們格外要關注的問題。

1. 鄧小平順人性,透徹的瞭解人性,順勢而為,而不是逆人性而動

想想看,建國之後歲數大一點的人都知道,在瘋狂強調無私的過程中,這個國家瀕臨走向倒閉。人性是有他私的這一面的,經濟學作為一個重大學科,其中一個重大定義,經濟學是什麼?經濟學就是研究對人如何進行激勵的一種學問。

企業家一個最重要的使命,我認為就是如何去激勵人,然後讓你的企業為社會創造財富,為個人創造財富,激勵是經濟學當中的一個重要命題,而之所以要激勵,就是因為你在跟人打交道,要讀懂人性。

改革開放兩個重要的標誌起點,一個是“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五年時間,中國農業就由於連年欠收變成連年豐收,基本解決了吃飽的問題,沒用幾年取消了糧票。

這背後是鄧小平讀懂人性,順應人性的結果,然後土地承包現在知道全國一盤棋,接下來走向股份制。股份制就是對人進行激勵的現代企業制度建立的一個重要因素所在,我們都強調每一個人都是國家的主人,每個人都是企業的主人,但是沒有制度保障的話不可能,高喊著“為人民服務”的人,其實在為人民幣服務。

但是股份制,有一定比例讓你和企業有關係,企業做好了,蛋糕做大了,你也分得多,這是對人性的激勵制度建設

現在的中國,現在站在2018年基石上的中國,想要有更好的未來,必須是從上到下,從政治家到企業家都要認真地去做好激勵機制,讓各個崗位上的人都能煥發出最大的創造力和動力,這個國家才有希望。

改革的核心改了什麼?改革的核心就是由講口號,變成了順應人性,激勵機制的建立,讓人們有幹勁,有衝動,務實了,務實到了每個人上。

2. 戰略判斷

我覺得鄧小平的偉大就在於他對未來世界的判斷是和平,而不是戰爭。想想看,14個沿海開放的城市,過去在幹什麼?在改革開放之前這是中國戰略戰備的第一線,歲數大一點的人知道我們有“三線”,為什麼要有“三線”?一切都是為打仗做準備的,沿海的這一個基本上是準備當炮灰,因此不會建任何的大企業,更不要說改革開放抓經濟,您這是戰場第一線,然後是中部,然後是雲貴川深山老林,把企業搬到那去。

但是那是因為那時候的決策判斷要打仗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定要打起來,但是鄧小平做了一個偉大的判斷,打不起來,為了打不起來,我先把越南給打了。打出了20年的和平環境,何止20年,到現在40年了。就是因為他的預判將來打不起來,一定是和平的,他才敢把戰略戰備的第一線開放了,包括深圳在內的14個沿海城市,是這種戰略的結果。

接下來84年他宣佈裁軍100萬,偉大,所以我覺得第二個做得偉大的事情是戰略判斷。

3. 第三個偉大的事情就是“發展就是硬道理”

雖然這是1992年他在順德民營企業裡頭,各位是民營企業,他三次問,順德的那家民營企業,因為那個訂單極高,是鄉鎮企業嗎?是鄉鎮企業嗎?是鄉鎮企業嗎?最後是,鄧小平脫口而出“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句話就是在與民營企業打交道過程中誕生出來的,是猴年的1992年,“發展就是硬道理”從改革開放開始就是靈魂所在,影響了中國40年。

我覺得未來40年也好,100年也好,中國人應該牢牢記住“發展才是硬道理”的道理,任何其他道理都是軟道理。老祖宗的訓誡,先人的訓誡,改革開放設計師的訓誡如果不記住,必吃其苦。所以我覺得發展才是硬道理,是老人家的第三個貢獻。

4. 第四個偉大在於“不爭論”的智慧

改革哪一個不是從最開始甚至有點違法的事情開始的?我可沒說現在要去違法,現在是依法治國,現在的法律要適應改革開放的環境。

但是在40年前,我們相當多的法律法規是不適應改革開放的大勢,因此最初的很多探索都是要有點違法的意思。你們是否知道連中國跳交誼舞跳了幾年,到80年代中期都被禁掉,也就是跳舞都是違規的。那時候的浙江,有人開玩笑說一樓在寫檢討,二樓在做彙報,三樓在講經驗。

什麼叫摸著石頭過河?鄧小平的這種在不爭論智慧的背後的智慧是什麼?寬容、自由和對人性的解放。因此表面上說是不爭論的智慧,其實是一個寬鬆的改革環境,因此這同樣是鄧小平偉大的地方。所以才有了我第二次來深圳的感慨。

三臨深圳,見證香港迴歸

第三次來深圳很快,1997年7月1號之前,香港迴歸,大事,我要負責駐港部隊全程報道。巧了,駐港部隊就住在寶安,這個時候我在7月1號之前的頭一天做現場直播的時候,我的報道點是在管理線,來自偶然。

我到這的時候就覺得始終找不到一個標誌性的地點來進行直播,結果去了界河,到了界河處看到鄧小平的畫像,我就問武警說鄧小平來過嗎?他說來過,到這邊一直不走,於是我在直播裡說,大家都難過的是鄧小平沒有看到香港迴歸,我要告訴你們,就在五年前,他一個人站在界河看了香港很久,此時這張照片就在離界河幾十米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我看到界河橋上有一塊鐵板,我問這是什麼?武警說是管理線,鐵板的這面是香港,那邊是內地,我說直播就在這做了,因為駐港部隊的先頭部隊越過管理線,就可以說駐港部隊的一小步,中華民族的一大步。

深圳河是當年“大逃港”時候的一堵牆,1977年11月,鄧小平復出後第一次來的是深圳,當時深圳不叫深圳叫寶安,寶安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不斷的逃港,官方統計在改革開放之前就有56.8萬人次逃港。

你就想,香港在解放前,四五十萬人,現在幾百萬人,哪兒來的人?僅僅是生的嗎?三、四次大規模的逃港成為香港騰飛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勞動力的到來等等。

為什麼要逃港?很簡單,用腳投票,因此鄧小平來這的時候,問這怎麼解決。他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

為什麼讓深圳成為第一個改革開放的地方?跟時任第一任書記習仲勳有關,以及很多人看到寶安大逃港緊密相關。所以習仲勳說,還是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搞上去,否則人家是要用腳投票的。

所以為什麼選擇深圳成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就與那持續幾十年大逃港相關,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主義的制度好不好可以看人用腳投票。

深圳:軟硬實力劇增,從會掙錢到會花錢

現在你很清楚,香港和深圳已經日益緊密,恐怕再過一些年,人家說現在想去香港弄身份證不容易,到了香港有身份證想重新換回內地的更不容易。

我覺得現在是有點略微持平的階段,不至於出現大逃港,但是內地會不會有巨大虹吸的力量,反正已經開始辦內地居住證,好幾天時間好幾萬,這已經說明了做對了什麼。所以我印象最深的是這條界河,這條界河承載著幾十年人們用腳投票的歷程,而現在我們該怎麼去看待它?

再然後來很多很多次,但是讓我印象深刻的是2001年12月份,因為我成為中國大陸的第一批志願者形象大使,接到的第一個任務就是來深圳辦志願者大會。

到了深圳才瞭解,深圳這個城市已經發生了幾次轉型,從開始的“三來一補”,到90年代的電子科技、到新世紀之後的文化創新創意,這個城市已經由物質追求逐漸走向對精神追求,由硬實力向軟實力發展,城市的高度發生新的變化,城市的高度不再以樓有多高,而是人的高度有多高。

深圳是中國所有城市當中志願服務做得最好的,我在深圳常說一句話,那就是”天南海北的人到這裡,越明白陌生人才是親人”。正是因為明白陌生人才是親人,深圳這座城市才會對陌生人有更多的笑臉。

才會有來了就是深圳人的感慨,因為我們都曾經是這樣的人,我們曾經說中國的戶籍制度非常要命,但是深圳從幾丁點人到現在超過兩千萬人,你要知道很長時間裡叫”三不要”,第二個不要我不能說,第一個不要是不要工資,第三個不要是不要組織關係。寧可這些都不要,也要來深圳,更不要說戶口。

所以戶口不是唯一障礙,當你擁有巨大機會和財富帶來的保障時,戶口不重要,或者說深圳經驗正在告訴所有人,以及告訴未來的中國,真正的戶口是機會和機會帶來的保障。

這是深圳作為特區重新領先的地方,我覺得從新世紀開始,我接連做了八次公益廣告評委會主席,也有七八次做深圳的關愛行動,這是深圳驕傲。

因為讀書我也來到深圳,深圳是全國推廣讀書的第一名城市,近幾十年來,也許我們知道有華為、騰訊等等,但是深圳的軟實力的高度正在快速增長,因此我覺得這代表的是引領著中國下一步,中國現在發生的變化是,由“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我改成“效率就是金錢,公平就是生命”。正在由過去對物質的追求向精神追求的層面轉變,正在由硬實力的打造變成了軟實力增長的轉變。正在由玩命掙錢變成花錢才是挑戰的階段的轉變。

無論對於個人還是對於一個家庭,還是對於一個城市,還是對於一個國家,掙錢都是第一階段,難的是第二階段,掙了錢往哪兒花,還決定了你未來的格局。

那天我聽到一句話蠻好,他說,一個女人嫁對了男人,幸福一輩子;一個男人娶對了女人,幸福幾輩子。

這句話我也看到了掙錢花錢之間的關係,掙錢可能能讓一個女人幸福一輩子,但是會花錢的女人卻會營造一種家風,讓這個家族興旺幾代人。

所以深圳這座城市,我是親眼見證這幾十年,幾十次的來,看著這個城市掙錢的能力巨大,現在擁有領先的花錢能力。但他的生活方式決定了錢不是唯一的,只佔很小比例,但是經濟是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情感依靠最重要的是精神支柱,所以一座城市的高度一定是由物質基礎、精神依靠,最後是精神支柱是統一最高高度。價值觀是什麼,信仰是什麼,未來是什麼,因此十幾年前,人們只提北、上、廣,現在提北、上、廣、深,廣州要稍微注意一點,一不小心就北、上、深、廣了。

當然不太一樣,深圳還有兩大短板,一個是高等教育,一個是醫療,還是有差距。從“雙一流”到211、到985,廣州都遠遠領先於深圳,雖然一直在追,這個沒辦法,只有40年,因此不能簡單看GDP超過廣州就是一定會綜合上超過廣州,太低調的深圳也不願意,對吧?

中國經驗:用開放迎接磨難,才會變得更強

結尾我拿最後一次來深圳,截止到現在的最後一次,今天是2018年“911”,17年前美國由於一系列對世界問題解決的簡單粗暴,積累下很多的後遺症,於是出現了誰都不願意看到的“911事件”。

中國第一時間就予以美國支持,共同反恐,17年後,美國開上了貿易的無形機“撞”中國和美國的兩個“經濟雙塔”,怎麼看待這件事情?壞事,毫無疑問。但是從長遠的角度來說,對中國是好事。雖然股市一直在跌,但是為什麼長遠對中國是好事?

第一、中國人清醒一點吧,天天在說“厲害了我的國”,我認為真正厲害了“我的國”是唱國歌的“中國”,因為《國歌》裡頭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一個民族能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當成國歌天天唱,這才是真正厲害了我的國。

因此該用怎樣的態度面對未來的世界?《道德經》說,水面什麼最遼闊?有湖有溪有海,當然最遼闊的是大海。老子問,為什麼是大海和大江最遼闊?老子自問自答,因為它比別人低。成王者低,海平面是零,所以千江萬河歸大海,於是遼闊。天天唱高調,我覺得需要自省。

我們經常說悶聲發大財,當然隨著成為大國,有些責任要擔,但是不需要天天強調說我有這個計劃,我有那個計劃。這個可以調整調整。

第二、更加讓我們清醒的是,不要去輕易相信人家叫天天笑臉歡迎把你捧成世界老大,怎麼可能?沒發現這些年美國專門修理各種老二嗎?從英國到某種角度的前蘇聯到日本,現在輪到中國,兵臨城下,美國人感覺中國人兵臨城下,來到他的身邊,你要是美國,你會怎麼辦?

我們不要產生幻覺,現在最核心的技術都相當大比例的掐在別人手裡,即便有了深圳這樣的城市,我們核心的芯片,我們互聯網的最根基的那個源頭在哪?“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總唱沒壞處,所以不要產生幻覺,天上不會掉餡餅,掉的一般都是鐵餅。

所以,我們要擁有第二個清醒,得靠自己,世界是平的,你別平庸了,你必須要拿得出手,篡在手裡核心的東西,走到哪,發展都是硬道理。

所以這又是一個提醒,我覺得第三個清醒就是,現在要有陣痛,但是中國最大的優勢是什麼?最大的優勢就是14億人的國內市場。先不說別的,跟以前的幾個老二比起來,我們最大的優勢就是有14億人的市場,消費不升級,不減稅,不進行更大範圍的改革,不使弱勢群體慢慢成為消費群體,怎麼打開市場?穩住一頭就可以打開一片,如果國內消費市場真正打開,現在的三架馬車,現在這架馬車作為引領,將來應該擴大比例,這同樣是需要我們要提醒的。

第三個、我覺得在我心中有最重要的,中國面對不管是特朗普還是美國,明著暗著的事,我們的應對都應該像17年前一樣,中國17年前加入了WTO,當時多少人擔心,多少人憂慮,結果呢?美國人說我們是WTO最大的受益者。事實也是,因此只有用開放迎接磨難,才會變得更強。

我覺得此時改革開放40年的中國,我留三個詞,我希望未來的中國更開放,更開明,更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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