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導演張楊從北京來到大理，先是旅居，然後長住。在往後的多年裡，他在這裡創作了《洗澡》、《飛越老人院》、《落葉歸根》、《向日葵》幾部電影的劇本，也寫下了去年反響很大的《岡仁波齊》和《皮繩上的魂》。大理成為他重要的創作地，但他很少直接寫大理，除了五六年前的兩部短片：《生活在別處》和《春天來了》。20年過去，今年他一口氣拿出了三部關於大理的長片：《火山》、《大理的聲音》、《貓貓果兒考試日記》。
火山是隸屬於洱海東岸雙廊鎮的一個村子，貓貓果兒是洱海西岸大理古城的一所幼兒園和小學，而《大理的聲音》，是講這裡的人如何與自然相處，沒有臺詞，沒有旁白，只有聲音。看起來都是沒有劇烈衝突的劇情，只是大理人的日常生活。過去幾年，關於大理的電影充斥著風花雪月和豔遇，他想用這幾部電影還原一個更真實的大理。
1998年他剛來大理時，在古城一帶活動，那時古城聚集了很多有意思的人。十年後，他搬去了雙廊，在那裡發現了洱海和落日的關係，也發現了一個完整的白族人的世界。現在他重新回到古城，只是在古城全被遊客填充時，他的主要活動範圍換到了山上，也是大理新移民的主要活動範圍。
很多人對大理沒有整體的概念，早年以為只有古城，後來以為只有海景房，在張楊20年的遷徙圖裡，在他今年三部電影的鏡頭裡，你可以據此勾勒一個完整的大理。
行李&張楊
1.
行李：你來大理多長時間了？
張楊：20年，從1998年到現在。
行李：這是北京以外，你生活時間最長的一個地方了吧？
張楊：對。1998年我和幾個編劇的朋友約著一塊兒到大理寫劇本，就是寫電影《洗澡》的劇本。那時大理只有三家客棧，一家叫MCA，一家叫四季客棧，還有一家叫榆安園，最主要的就是MCA，尼瑪開的。這個客棧非常不一樣，形態有點像國外的概念，本來是要做畫廊，所以有一部分空間是展廳，後來人多，就把三個展廳變成大通鋪，10塊錢一個床鋪，好多人都愛住10塊錢的大通鋪，因為很自由，男女都可以住在一塊兒，有公共衛生間，關鍵是有一個很大的游泳池。
行李：你2012年在大理拍的短片《生活在別處》，那個泳池出現過，鏡頭裡有派對，很熱鬧，大家彼此間也很熟絡，還把尼瑪推到泳池裡去。剛看那個短篇時，以為是在雙廊，很難想象就在古城裡，能有那麼開闊的地方。
張楊：對。又是白房子，有幾棵棕櫚樹，像國外的某個地方，那個環境對我們很有吸引力。那時候北京來的藝術家差不多都落在MCA，你可以在那裡遇見很多人，葉帥（藝術家葉永青）也是1998年在那裡認識的。
那時候（藝術家）趙青在人民路有一個“鳥吧”，在現在“鳥吧”對面的院子裡，洋人街上只有一家西藏咖啡，就是那時大理古城的整個狀況。沒有什麼人，這些人在大街上就能互相認識。
認識趙青後，他帶我們去他在南詔風情島上的房子本園參觀，當時很驚訝，確實像世外桃源，原來真的有人生活在這樣的地方。那時整個島上沒有人，就他們一家人住在那兒，而且沒有路可以過去，只能在桃源碼頭坐船才能到島上，很震撼。
後來這些年我們在大理經常玩的人，基本上都是1998年認識的。那次待了一兩個月，除了我們在這裡寫劇本，還有李少紅帶著鄭重、王耀兩個編劇在這裡寫《大明宮詞》，我和劉奮鬥就寫《洗澡》。從那以後，王耀、劉奮鬥、我，每年都會來大理，形成了一種習慣，工作完了，就約著到大理來，一呆就是一個月以上，差不多連著來了幾年。
2002年正好麗江有雪山音樂節，我和蔡尚君，現在也是導演，當時是我的編劇，我們一起從北京開車到麗江去，參加第一屆雪山音樂節。
行李：是李亞鵬他們做的那個嗎？
張楊：不是，是孫冕和崔健他們做的第一屆。參加完雪山音樂節，又從麗江一路開到大理。每次來都住在MCA，沒有第二個選擇。那次尼瑪和我說他們後面有個院子，之前是他們自己租下來作為員工宿舍，房東也住那裡，他說房東現在不想住，可以單獨租下來，問我想不想租。我說挺好的，我們老來大理寫劇本，乾脆自己弄一個地兒，以後再來就不用花錢了，其他的朋友來，都可以住在這兒，所以就把那個院子租了下來，我和劉奮鬥，還有另外兩個朋友，一人出點錢，就有了“後院”，因為就在MCA的後院，就叫了這個名字。“後院”概念上雖然也是客棧，但是沒有獨立經營，它實際上是劃在MCA裡，北京的很多朋友來大理，就住在後院。2003年，正好非典，我們的房子也弄好了，北京的好多人都聚在大理，就在“後院”。
行李：那麼早就在大理有一個“家”了。
張楊：對，有了這個客棧，在大理就有家的感覺，來得更頻繁了。最開始一年，是我自己在這裡張羅，後來交給我一個做音樂的朋友打理，我們還得回北京工作，但隨時回來住一下。
那一年我和蔡尚君在這裡寫了電影《向日葵》劇本的第一稿、第二稿。後來《落葉歸根》的劇本也是在這裡寫的。2005年，我和劉奮鬥、王耀一起，從北京開車到大理，中間到湖南衡陽找一個村子，就是當年《南方週末》報道的一個真實事件，一個人怎麼把屍體運回家，真的找到這個人家裡，和他聊天，做了些採訪。然後從衡陽繼續開車到陽朔，一路到大理，開車的過程中開始聊劇本。結果到大理的第一天，踢了一場球，把腳給踢斷了，在大理動手術住院半個月，回來基本躺在後院，每天修養，也動不了。白天看電影，幾個人一塊聊劇本，在後院住了兩個月，就把《落葉歸根》第一稿的劇本寫出來了。
寫《落葉歸根》的時候，也同時在想去年上映的《岡仁波齊》和《皮繩上的魂》，後來再寫《飛越老人院》的劇本，也是在這裡寫的。就這樣，大理變成我一個非常重要的創作地，一寫劇本就在這裡待著。
行李：來大理之前，也是在外面寫劇本？
張楊：基本都是在咖啡館寫，在北京也是。北京最早有一個叫“真的咖啡”的地方，是北京相對專業的咖啡館，美國人開的，就在三元橋附近，《愛情麻辣燙》的劇本是在那裡寫的，也是這幾個人，劉奮鬥、王耀、鄭重，我們每天泡在那個咖啡館，劇本是在那裡產生的。
像我們這樣的自由職業者，也沒有辦公室的概念，你每天得有個地兒，幾個朋友總是要碰在一塊，咖啡館就是最好的地方，也不用約，人和人自然就在那兒見面了。
後來好多年都是這種狀態，有一兩年是這家咖啡館，可能過兩年是另外一家咖啡館，每個咖啡館一待就很長時間，大家很默契，下午沒事就扎到那裡，各個類型的朋友都可以在那裡碰到。從我們大學畢業起，咖啡館就是我們最重要的聚會的地方。
2.
行李：後院在洱海西邊的古城，你怎麼後來轉到洱海東邊的雙廊去了？你還在那裡建了一棟自己的房子歸墅。
張楊：我和趙青是很好的朋友，後來他從南詔風情島離開，去雙廊的玉幾島做了青廬。最初的青廬就像石頭城堡一樣，但是他做了一個鋼結構的玻璃觀景臺，那個地方非常特別，可能是看洱海落日最好的地方，本身視線比較高，前面也沒有遮擋，能看到非常壯觀的雲和落日，因為在古城看不到落日和洱海的關係。以前好多人來大理，根本不知道有洱海，來了就在古城，也不知道去洱海乾嘛，那時候對海東也沒什麼概念，大家不往海東去，雙廊又挺遙遠，而且路特別不好走，雖然那時候已經有大遊輪了。
行李：我2004年第一次來大理就是坐大遊輪去的南詔風情島，當時不明就裡，覺得那條線有點無聊。
張楊：很多人來大理，他理解不了整個大理的感覺，我就會帶他們到雙廊，到了雙廊就是去趙青家，去青廬。那時候雙廊只有趙青家，還有一家叫“彼舍”的客棧，有時候我們會在那裡住一晚上。那時從古城過去可能得一兩個小時，到那裡後就在彼舍跟老闆訂一隻雞，我們就去趙青家待一下午，主要是在觀景的地方看落日，外邊來的人，只要站到這樣一個平臺上就傻掉了，非常壯觀！我們每次去都會拍很多照片，只有到了這個地方，你才真正到了大理，否則光在古城晃晃還不是在大理。一到雙廊，看到這樣一種景緻，人馬上就不一樣了，心裡也很安靜。從趙青家出來，彼舍的雞也燉好了，就吃個晚飯再回古城。
那些年不斷去，後來我也想在雙廊找個地方蓋房子，但是一直沒有落地，因為沒找到人，後來因為跟玉幾島的八旬認識，他是當地人，熟悉情況，有一天告訴我，有一戶人家要搬到山上去住，下面的房子不想要了。其實也沒有房子，就是一塊空地，是宅基地，我一看，就是這個地兒了！那是2009年，馬上跟房主談，很快就把這個地兒買下來，開始做房子。房子蓋了四年，2012年才蓋好，對八旬來說，也是一個很好的建築實驗，我們倆一邊商量一邊弄，最後有了“歸墅”這個地兒。
行李：怎麼不請趙青幫你做呢？
張楊：趙青後來不怎麼建房子了，他就在家裡待著，教育兒子，反而是八旬開始做，趙青算他的老師，他所有關於建築的概念、使用的材料、手法，都有趙青的影子。那時候八旬建了他自己家的酒店“粉四”，後來又給另外一個朋友建了一棟房子，已經有比較強的經驗，歸墅算他的第三個作品，他那時候還不能叫設計師，真的就是蓋房子，也沒有圖紙，我們倆就是一邊商量一邊做，蓋完了又拆，拆了又弄。他現在已經是很有名的建築師了。
行李：你講到在青廬看到洱海和蒼山的震撼，有無數海邊的房子可以看到更寬闊的海洋，洱海的特殊之處是什麼？
張楊：因為有蒼山，大理的雲變得很特別。真正的海邊是一望無際的，沒有邊際線，遠處也是海。但是因為有蒼山，山頂上永遠停留著很多雲，這些雲還造成光線的變化，這種光線變化直接投射在洱海里，非常壯觀。大理常常有大光束、耶穌光，隨時隨地都在變化。蒼山在西邊，正好是落日的方向，夕陽西下的時候，從雙廊的角度看過去，那個關係是最好的，雲、光線和洱海的反光，構成非常壯觀的景色，這在其他地方看不到，在真正的海邊也看不到。
行李：可是你在新疆、西藏都待過很多時間，那邊也有很多山和海子的組合。
張楊：你只要在一個地方長待，總是會有這樣的瞬間，但是很多地方雲的變化沒有大理這麼多。即使在西藏那麼高的地方，雲更通透，但是也沒有大理的雲變化豐富，我在這裡待了這麼多年，感覺這是其他地方難以找到的。
行李：能講講你在雙廊的鄰居嗎？上海來的藝術家沈見華，舞蹈家楊麗萍，當地建築師趙青和八旬……這些人構成外來人對雙廊最早的想象。
張楊：最開始就這麼幾個人。2009年做歸墅的時候，我們那一帶的海灣還沒有其他客棧，只有一家叫“海地生活”的客棧。之前一年，沈（見華）老師一家到了雙廊，其實很多人到雙廊都跟八旬有特別大的關係，沈老師留在雙廊也是因為八旬。那時候整個雙廊可以去的地方，一個是八旬那裡，一個就是沈老師家。再往後有幾個更年輕的幾個媒體人來這裡，像袁小冰是以前《南方都市報》的記者，他們辭職後，也想在雙廊做客棧。歸墅旁邊的鄰居還有王江和小晴，也是從上海來的，後來也做了一家客棧。那時候每天晚上要不然到沈老師家烤火聊天，要不然到小晴的客棧坐一坐。
楊麗萍老師每年春節都會回雙廊，她們家四姊妹，那時都回到這裡來。那幾天我們基本在一塊，每天晚上坐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旁邊一幫小孩在那兒，沈老師的孩子鶯鶯那時候六七歲，還有八旬和小四的孩子小彩旗，八旬家的老二八小弟。
2011年開始，每年春節那幾天，沈老師家會做農民畫的展覽，因為他來了以後，開始教當地白族老奶奶們畫畫，同時也做《雙廊雙廊》鄉村畫報，我和葉帥算編委，八旬出錢。到春節的時候楊老師回來，我們還會召集一些客棧老闆在沈老師家的院子裡聊天，加起來一共十幾個人，討論怎麼做客棧，怎麼跟老百姓建立關係。當時是想建立一些村規民約，怎麼讓大家的行為符合村規民約，最開始兩年是那樣一種氛圍。後來一下子人就多了，這個事就沒再進行，但是有兩年我們基本就是在沈老師家，大家見個面、拍張照片、聊聊。
行李：去年冬天去沈老師在雙廊鎮後面火山上的家，他也說起那時候每年春節大家圍爐夜話，說很可惜沒把那些談話記錄下來，其實很精彩。
張楊：是，早期的雙廊基本就是這幾個人，後來再來的人，大部分都是開客棧做生意的，我們接觸的不太多。
行李：跟之前在MCA的時候相比，雙廊是什麼狀態？
張楊：古城這邊好玩的人多，特別多Party，尼瑪在MCA的院子裡做很多Party，我在後院也經常做Party，還有鳥吧的party，各種人聚在這兒，吃吃喝喝聊天。在雙廊就是串門兒的感覺。
從雙廊玉幾島青廬裡看到的洱海和蒼山的關係，張楊說這裡是觀看洱海最好的位置。
3.
行李：你是怎麼看待白族這個民族的？有人說這個民族文藝，老百姓都喜歡花草、詩文，有人說他們生猛，繞三靈這樣的節日很開放，近似狂歡。
張楊：白族是受漢族影響非常大的一個民族，好多生活習俗和禮儀，漢族沒有了，但在白族保存得非常好。去年我們拍了一個片子《火山》，發現婚喪嫁娶這些其實跟過去的漢族非常接近。
行李：可以具體講一講嗎？
張楊：我體會最深的就是“吃大飯”，婚禮、葬禮、給孩子取名、蓋房子、孩子上大學、過年……任何重要的事，表現形式就是吃大飯，街坊鄰居都來幫忙，隨點份子錢。你會在雙廊每天都能看到各種各樣的大飯，我和八旬蓋房子的階段，跟他吃了無數大飯，這家吃完吃那家，有八旬帶著，會很自然的進入，即使沒有八旬帶著，後來這些人認識了，他們也會邀請你。歸墅蓋好後，他們經常在我們家門口貼個邀請，說誰家有什麼事。
行李：直接貼在門上邀請？
張楊：對，就是貼在你家門上，說哪天他們家請客，你可以去。或者你看到吃大飯直接進去也沒關係，他們也都特別歡迎。吃大飯是鄉村社會里最重要的人際交往，平時肯定會有串門，但最聚集的時候就是吃大飯，各種親戚都會來，他們一請就是整個村子或者半個村子的人，像結婚的大飯，吃三天，三天都是流水席，從中午開始，一直吃到晚上。
他們的葬禮也非常講究，有一個儀式叫“講評”，要對去世的這個人有一個評價，但更主要的是評價下面這些兒孫，儀式感非常強，晚輩跪在那個地方，旁邊有一個木托盤，木托盤上有一個棍子，棍子擱在兒子的背上，長輩們在小板凳上坐一排，大家誰都可以說你對你家長輩孝不孝順，你做了什麼不好的事或者好的事，說到憤怒的時候，拿起棒子就打，激烈的時候能把棒子打折。
行李：你都見過嗎？
張楊：沒有，我看到的都是比較溫和的，但是像沈老師他們待的時間長就看過，這其實是對年輕人身體力行的教育。講評完了，棺材才蓋上。
之後還有一個儀式，晚輩們跪在下面，棺材要從這些晚輩身上抬過去，抬棺材的人，如果覺得這些晚輩裡有不孝順的人，可以用腳踹他，一般穿的孝服都是白衣服，後背最髒、被踹得最多的，就說明那個人是最不孝順的。你平時孝不孝順，那時候就會全部體現出來。這種儀式性的東西，漢族以前都有，只是現在慢慢消失，但在雙廊這樣一個鄉村，還非常完整的保存著。
行李：所謂禮失求諸野。
張楊：白族最重要的是“迎本主”，這是白族和任何民族都不一樣的地方。整個大理有2000多個本主，每個村子都有自己的本主，本主的故事也很有趣。比如唐朝一個叫李宓的大將，跟白族打仗，最後死在這裡，本來是他們的敵人，但是他們對他也很敬重，最後李宓也成為本主。一根木頭也可以成為本主，比如這根木頭在某次洪水的時候，正好擋在某個位置，讓水改道，村子免受災難，木頭就可以成為這個村子的本主。甚至本主和本主之間還可以談戀愛……本主的概念非常豐富，這個形成了白族非常重要的文化。除了本主，白族也信仰佛教……過去任何對這個地方有貢獻的人，他們都可以供奉起來。
行李：“迎本主”具體是指什麼呢？
張楊：“迎本主”是白族每年最壯觀、最有意思的儀式，時間在春節期間，基本上所有人都會回到這個地方，不管在外面幹嘛，那幾天都會回來。他們初一開始迎觀音，迎完觀音迎本主，每個村子迎本主的時間不一樣，比如初四可能是雙廊的大建旁村迎本主，初六可能是玉幾島迎本主……像周城和喜洲這邊，一直到初十五還在迎。雙廊的本主是從紅山廟迎到大建旁村的本主廟，再去到玉幾島的趙氏宗祠，每個村子輪著迎。
行李：怎麼個迎法？就是把它抬著出去？
張楊：雙廊的迎本主是從紅山廟開始，一大早就有一艘船從紅山廟把本主迎到船上，船要在洱海上兜一圈，然後在雙廊專門有一個地方下船。更早的時候，上百個老奶奶在下船的地方唸經，念很長時間，唸完經，老奶奶們撤到旁邊，年輕的小夥子們要衝到水裡等船過來，船快靠岸的時候，這些小夥子們要衝上去搶本主，誰摸到這個本主就代表誰有運氣，所有人都在搶，之後再從船上把本主接下來，迎到街上。
主街上有兩輛大的木車，本主會被迎到木車上，上面站著兩個人護衛著，旁邊有兩根非常粗的繩子，幾百個男人拉著這兩根繩子，女人不能進入這個行列，只能跟在後面。老人們站在不同的巷口，擺上供案、香案，等著本主從家門口經過，經過時，每家每戶就開始放炮，每個巷口的鞭炮都炸得一塌糊塗。後面就開始舞龍，雙廊有三條龍，代表三個村子。
整個儀式有幾千人，非常壯觀，所有在這個鎮上的人都要參與，從初一迎觀音一直到初七送本主，把本主又送回紅山廟，整個一套儀式才算結束，儀式感非常非常強，我沒有在任何一個地方看到過這麼儀式感強的東西。迎完本主，就要開始新一年的勞作、生活。
對白族來說，迎本主具有非常強的凝聚力，無論你去到哪裡，春節這幾天都要回來。其實白族人往外跑的不多，不像很多地方的鄉村，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
行李：聽起來就激動呀，這些都會在電影裡看到嗎？
張楊：會的，整個過程我們都非常完整記錄了，2013年拍《春天來了》的時候已經拍過一次，去年又拍了一次，因為之前拍過，有經驗了，知道哪些地方架機器才能拍到。白族信仰的神非常多元，並不只信一個東西，很開放。
行李：如果一個孩子要接受教育，可能把他們的本主系統理清楚，這個民族的歷史也就清楚了。
張楊：對，雙廊有一個本主是真名實姓的祖孫三代三員大將，三代鎮守整個雙廊。瞭解了這些，就瞭解這一部分歷史。
行李：你搬到雙廊以後，感覺進入到另外一個世界，有非常完整的生態鏈。
張楊：古城還是以新大理人為主，更接近西方的生活方式，但是就隔這麼遠，你在雙廊就能看到特別本質的白族生活。當年有人擔心雙廊會變成下一個麗江，我覺得不會，最根本的原因是麗江古城後來被掏空了，納西族離開那個地方，或者到城裡住，外地人佔據了古城，所以他們最重要的生活質感沒有了。但是雙廊即使今天有這麼多客棧，還是以白族人的生活作為基礎，他們的儀式、他們的婚喪嫁娶，包括老奶奶們初一、十五唸經，中午吃一頓齋飯……這些東西每天都在發生著，他們還在這個地方生活，只是多了遊客，但是生活本身沒有質的變化。
張楊以前在雙廊的鄰居，上海來的藝術家沈見華，後來搬到了山上的火山村，由他發起的雙廊農民畫社也一起搬到了山上。在張楊即將上映的新電影《火山》裡，會藉助沈見華一家的生活，藉助農民畫社裡眾多農民畫家們的生活，窺見一個真正的大理，一個真正的白族。
4.
行李：包括《火山》在內，聽說你今年會有三部關於大理的電影上映？
張楊：應該會。我2012年在大理拍了《生活在別處》，2013年拍了《春天來了》，都是小短片。我在這裡生活這麼長時間，這樣兩個小短片還不能滿足我對這個地方的表達，需要更大體量的片子，因為這裡有太多有意思的人值得拍。
行李：這幾個長片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構想的？
張楊：想好幾年了。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想做一個紀錄片，那兩個小短片算不上紀錄片。我在拍西藏的《岡仁波齊》和《皮繩上的魂》之前，想做一個《大理的聲音》的紀錄片，用聲音的概念，構成聲音和影像的關係。一般的紀錄片要不從人物角度進入，要不從事件角度進入，我想用聲音的概念組合。
前年做完西藏的片子，《岡仁波齊》對我來說是很不一樣的作品，它是比較紀實的拍法，在沒有劇本的狀態裡，花比較長的時間即興創作，這讓我覺得很有意思，也找到了一種新的創作手法，我想沿著這個方向再做一些嘗試，正好《大理的聲音》是最好的延續。
一般電影總是需要一個劇本才能談，包括投資方也要有劇本才知道你在做什麼、拍什麼，但是《岡仁波齊》的創作方法是不知道拍什麼，大概知道一條路，知道岡仁波齊神山這麼一個方向，知道這樣的紀錄形式，但是最後呈現出什麼樣，是未知的。《大理的聲音》這個概念差不多，開始我們就是要做一個關於大理聲音的紀錄片，至少用一年的時間觀察一個地方，因為它有季節性，通過一年，基本可以看明白這個地方所經歷的輪迴。
怎麼用相對少的經費去完成這件事，那就是小團隊、低成本、長時間創作。《岡仁波齊》在高原上拍攝，需要人多一點，那時候我們是30多人的團隊，到了《大理的聲音》，就是20人，我們把劇組壓縮到基本不能再少的狀態，為了獲得拍攝週期的長度。
我們做前期準備的時候，也做了很多采訪，權衡了一下，覺得有時間再做一個關於人物的電影。我對大理這些人都很熟悉，一直在裡面捕捉哪些東西是可以成為電影。
中間有過一個想法，我們拍一組人物系列的電影，我隨便一列，值得拍的人有100個，當然拍攝100個人就很難是電影的概念，當時我們想是不是每個人拍5分鐘、10分鐘？但是這種創作可能需要三到五年慢慢的記錄，這種想法不是電影，它是另外的東西。
我們最後決定選取某個人物先做一部電影，未來有時間、有機會，再去一個一個去拍。最後選的是雙廊的沈見華老師和農民畫的故事。
行李：這幾年關於大理的電影挺多的，但都是把大理假設為一個豔遇的地方。
張楊：這也是我為什麼要拍大理的很重要的一點原因，這兩年關於大理的電視劇和電影越來越多，某種意義上都有點誤讀，一說大理就是風花雪月，我希望拍出真正的大理，一個和大眾概念裡不一樣的東西。
從這個角度來講，首先就是怎麼認識白族人，怎麼認識他們的生活。《火山》這部電影裡，很重要的一部分內容是跟白族人的生活產生重要關聯，而不是簡單的寫外面人。正好沈老師是從上海來的，可以看到他們一家外來人的生活，同時又有非常重要的這些白族畫家們，這就構成了電影的一種可能性。我們通過採訪，慢慢把他們的日常生活勾勒出來，找到一種方式去拍攝。方法跟《岡仁波齊》差不多，就是他們自己的故事，自己來演，有些是紀實的記錄，有些是再現過去的某些生活，也是差不多用一年的時間記錄他們的生活。
行李：可以透露一下《大理的聲音》的內容嗎？我自己對這部特別期待，這裡有完整的四季輪迴，有很多有趣有識的人，還有壯麗的自然景象，很想知道，你會用怎樣的方式，通過聲音來呈現這些。
張楊：《大理的聲音》是更宏觀的東西，不牽扯到具體的人，是寫人和自然在這個環境裡怎麼相處，它就是記錄大理一年四季自然的變化、人的變化、白族人的生活、新大理人的生活，裡面也牽扯到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的聲音，大理本身是非常包容的。
我們有大量的筆墨寫到自然的聲音，比如春種秋收，這裡還是鄉村社會，在一個鄉村社會里，他們春天種什麼？夏天種什麼？農民的日常生活是什麼樣的？也有各種鳥類的聲音，從蒼山上的鳥到洱海里的鳥，一年四季裡，這些鳥如何遷徙變化。包括雲在一年四季裡的變化。
行李：會有旁白嗎？
張楊：最重要的是，這個紀錄片是不需要解說的，沒有旁白，也沒有字幕，所有的內容就是聲音和影像，只有一些音樂人的介入，這種介入也是把音樂作為聲音的一部分，並不是配樂的概念，這些音樂人就生活在大理，他們崇尚的自然音樂的概念，自然音樂就是要跟現實裡的聲音產生關聯性，不管是風、水，還是人的聲音、動物的聲音，這跟我們這部電影非常接近，他們所有的演出也都是即興的，我們只是把它擱在不同的自然環境裡，讓這種即興發揮跟某些段落產生關聯，尤其是跟雲產生關聯，因為雲是沒有聲音的，通過一些音樂的手段，把雲表現出來。所以這部紀錄片沒有什麼可說的，就是看，只能是在電影院裡觀看、感受。
行李：這些音樂人會在哪些場景即興演出？
張楊：主要是要安靜的地方，因為我們要同期收音，所以不能在嘈雜的地方。比如在雙廊那邊，找一個空曠的、荒涼的地方，周圍不會有汽車的喇叭聲，也不會有其他聲音的干擾。比如在蒼山上的花甸壩，海拔3000多米。比如在水稻田裡，收稻子的時候，音樂家就在稻田裡演奏。
大理的聲音，有農田裡春耕秋收的聲音，也有音樂人在自然裡即興演出的。
行李：《火山》為什麼不以雙廊作為片名，而是夥山？不大有人知道火山。
張楊：沈老師一家住在火山村，農民畫社也在火山村，這個名字我們一聽也挺高興的，本身那個故事沒有完全落在雙廊，火山村才是真正的載體。沈老師家的房子叫“火山白居”，電影名字由此而來。
行李：這部電影也是拍一年四季嗎？
張楊：對，也是一年四季拍下來，其實就是人的生活。沈老師一家人怎麼生活，他的徒弟定龍和他杭州的媳婦怎麼認識、結婚，沈老師家的保姆光菊夫婦怎麼生活，沈老師的學生，那七八個白族老奶奶們怎麼生活……就是關於生活本身，所以更多的是一些生活細節，沒有那麼多的戲劇性。從某種意義來說也是紀錄片，只不過很多東西都是重演。
行李：你同時還拍了大理一個小學貓貓果兒的考試？
張楊：因為貓貓果兒小學本身也是大理的一種新生事物，也可以說是新大理人生活的一部分，有這麼多人來到這裡，他們要面臨教育的問題，怎麼去解決？他們就用社區化的、自主教育的方式，成立貓貓果兒幼兒園、貓貓果兒小學。這些新大理人從特別早就進行很多教育的實驗，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既能體現跟教育有關的東西，也是新大理人的一種生活狀態。
我們在拍《大理的聲音》和《夥山》的時候，腦子裡也在想還有其他的可能性沒有，《貓貓果兒考試日記》是記錄他們真實的考試，如果要用比較短的時間再做一個電影的話，這可能是比較好的選擇。我們也藉此做一些電影語言上的實驗，之前的電影，大部分都是固定鏡頭為主，我想在這個電影裡嘗試從頭至尾的跟拍，既是我們對電影本身的一種嘗試，同時也是真實和虛構之間的一種嘗試，這是導演需要不斷探討的事：到底什麼東西是真實的？
《貓貓果兒考試日記》，我們用二十多天的時間拍攝了這部電影。真實考試時，是一天完成。從某種意義上說，它特別像紀錄片，因為很多孩子你根本沒辦法控制，你要跟著他們的思路和狀態走。當然整個考試的過程可以和老師一起來設計路線，但是具體到某一個考試的孩子說什麼、幹什麼，那完全是他們自由的狀態，所以也是一種很好的電影嘗試。
5.
行李：你現在又主要生活在古城這邊，是什麼時候從雙廊回來的？
張楊：2014年環海客棧整體關停，基本就回到古城這邊住了。而且後來沈老師他們搬上山了，八旬也是到處跑，留在雙廊的真正有趣的人少了，古城這邊相對來說有意思的人、天天打交道的人多一點。
行李：你怎麼看待大理這幾年的變化？感覺每一個後來變得很熱門的地方，在它熱鬧起來之前，都有一個小小的桃花源時代，一旦熱門起來，桃花源就不在了。
張楊：所有地方的發展都是差不多的規律。在北京時，我們是最早天天泡在三里屯的人，慢慢的三里屯發展起來，變成人特別多的地兒，我們就從三里屯跑去後海了。後海只有一家酒吧的時候，我們天天泡在後海。非典的時候，後海一下子火起來，我們就跑到麗都那邊去了。
我們喜歡單純、安靜的地方，等到它真正火熱了、熱鬧起來了，就從這個地方撤跑了。大理也一樣，我們剛開始來的時候就那麼點人，最初十年都沒有太大變化，後來一下子火爆起來。最早我們坐在洋人街，天天曬太陽、喝咖啡、寫劇本。後來在人民路上一坐就是一天，那時候人民路所有你熟悉的人，這一天你坐那裡都能見著，大家都會從這裡路過一下，有的人去買菜，有的人去會朋友，晚上吃飯的時候，不經意間就會跟誰碰面，然後說一塊吃飯吧，兩個人的飯局可能就變成三五人一塊兒吃，那是以前人民路的常態，因為大家都生活在人民路附近，和人民路產生很重要的關聯。
後來店鋪越來越多，再去人民路，它對你已經沒有多大吸引力，一條街上都碰不到熟人，全是遊客，慢慢的，大家就從人民路撤走了。
我們現在也會去葉榆路的大象咖啡，或者到廣武路上坐一坐，還有點當年大理那種散漫的影子，人民路反而沒有這種感覺了。但是現在山上這一塊兒，“海盜酒堡”在這裡，又成了大家每天去的地方。
大理的好，是它有無數空間給你，不是說古城沒了，你就沒地兒去了。像銀橋，現在好多人搬到那邊去，還有更偏遠一點的，就在村落裡，或者很多人往蒼山上走。
實際上真正喜歡大理的人，其實都沒走，20年過去，我周圍最重要的這些朋友都在。有很多人說逃離大理，實際上是沒有在這裡長待的人，可能來三四年，他的根還沒紮在這裡，他們離開很正常，大理只是中間的一站，但是對於我們來說，大理就是真正的根據地，以後落戶在這，其他地方都不想去。
行李：以前比較悲觀，聽你一講，又覺得還好。你們最初在大理創造了一種美好生活，我們這些消費者，像後浪追逐前浪一樣，尾隨你們跑到這裡來消費這種美好，消費的同時，美好就淡化，就不在了。但是對你們而言，到任何地方都可以重新創造另外一種美好來。
張楊：大理很重要的一點是它的人特別有趣，最開始那些有趣的人現在都在大理，後來又新來了一些人，也有很多有趣的人，這些人構成小的社會，像許菘的說“社區”，他們構成一個小社會，很多漂亮的地方，沒有人文的東西，找不到這樣的氛圍，這是不願意離開大理的原因。
行李：如果用一句話總結，大理對你意味著什麼？
張楊：大理就是我的家。最早我們給自己定位為“雲歸派”，在北京，我們說自己是從雲南歸來的一幫人，後來我們定位自己為“雲居派”，居住在雲南的一幫人，那就不一樣了，這裡成了家。以前說“回北京”，現在都說“回大理”，這裡變成更有歸屬感的地方。
行李：大理最明顯的季節，風季和雨季，你喜歡什麼季節？
張楊：11月可能是最穩定的季節，也是最溫暖的，那時候其他地方都冷了，但是大理這邊還很溫暖，那時候每天就在外面曬太陽。我們來大理很重要的一點原因是，我不是特別喜歡陰天，如果長時間的陰天，我會有點鬱悶，我喜歡陽光，大理每天都有陽光，即使下雨，某一個時段也會攛出一點陽光來。我們最早來大理的時候，每天在街上光著膀子曬太陽，即使冬天，中午依然可以光著膀子曬太陽，這對我來說是大理最好、最重要的部分。
行李：這是來大理後才養出來的習慣嗎？
張楊：我們在北京也喜歡太陽，夏天我們游泳，天天泡在游泳池，曬得渾身黝黑。冬天北京也很舒服，有暖陽。
行李：這麼說起來，北京和大理還挺像的。北京也有一個西山，夕陽西下時，太陽會從那邊落下去，落下去之前，北五環，北四環，北三環，北二環，太陽在這些東西向的大道上灑滿餘暉。
張楊：北京和大理有兩點很像。第一是風，北京的風很大，大理的風也很大。第二是都挺乾燥的，北京非常乾燥，很多南方人受不了。大理也是，南方人不太適應這裡。從我身體的適應角度講，很自然的就選擇大理，南方的那種溼、潮，我有點受不了。
而且大理和北京都很開闊，只要你往洱海邊上一待，往蒼山一待，就是特別大氣、特別開闊，北京也會給你這種傻大黑粗的感覺，也挺開闊的。
行李：在大理，你最喜歡一天裡什麼時辰？
張楊：當然最喜歡黃昏，因為雲的那種千變萬化、那種壯麗、那種不可思議，就在這時候產生。所有東西基本都在下午四點到六點期間產生，你永遠看不厭的。我們去年用一臺專門的機器拍了一年雲，各種各樣的雲，真是百看不厭。
雲和光的奇妙組合，是大理的魂魄，如果住在雙廊，隔著洱海觀看，會比古城有更好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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