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日搶劫
1954年初夏，北京。
西四區新街口“五福飯莊”來了一對外國食客。這是一對三十多歲的夫婦，都是金髮碧眼，膚色白皙。兩人上了二樓，選擇了臨窗的一副座頭，落座後用北京話招呼跑堂上了四樣地道的京菜、一瓶一斤裝二鍋頭，興致勃勃開懷暢飲，不時碰杯，互道“祝賀”。
這對說一口流利北京話的洋夫婦慶賀什麼喜事兒呢？由於這事兒跟接下來發生的案子有關，所以先要作一個交代一
這二位，男的名叫史今樂，女的名叫安依君。史今樂是生於中國長於中國的英國人，父親是清末來華經商的英國老闆，在華生意做得不錯，於是把老婆也接了過來在北京定居，於1920年生下了唯一的兒子，當時起了個英國名字叫鮑勃·史密斯，過了幾年，又起了箇中國名字叫史今樂。安依君的家世跟丈夫差不多，她的祖籍是白俄羅斯首府明斯克，其家族是沙皇時代的貴族。十月革命後，安依君的家族和其他貴族一樣遭到清洗，只有少數逃了出來，其中一個有著沙皇軍隊上尉軍銜的小夥子就是安依君的父親。他逃到中國後，在北京開了一家麵包作坊，並與一個從哈爾濱前來投奔他的早年鄰居家的姑娘成婚，於1923年生下了安依君。跟史今樂一樣，安依君出生的頭幾年使用的也是俄羅斯姓名，叫伊蓮娜·安納託娃，後來才按照其俄文姓氏中文譯音的頭一個字，起名安依君。史今樂的老爸做的是把歐洲的麵粉倒騰到中國來的批發生意，在經商中結識了那位前沙俄上尉、現今的麵包師，兩人交往多年，友情甚篤，後來就結成了兒女親家。抗日戰爭爆發，北平淪陷，業務經營都以糧食為主的兩親家在日軍推行的嚴厲的糧食控制政策下，都被迫放棄了本行，過著窘迫的生活。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史今樂的父母還被日本憲兵隊逮捕，雙雙死於僑民集中營。不久，安依君的雙親也因病而歿。
史今樂成年後當了樂師，靠替舞廳、酒吧演奏謀生，其妻安依君亦諳音樂且工於西式菜點，就以做鋼琴家教以及幫傭掙些錢鈔貼補家用。這種謀生手段，在舊社會還可以奏效，到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各類主顧的大幅度減少以及政府對舞廳、酒吧業的控制，這對夫婦的生存空間日趨狹小。兩人婚後生有子女各一，如今已上小學，正是開支日漸增長的年齡段。因此，這個家庭的經濟狀況每況愈下。用史今樂自嘲的話來說，叫作“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
兩個月前，傳來了一個好消息：蘇聯掀起一場空前規模的大墾荒運動，蘇聯政府號召在中國的蘇聯僑民回國參加農業建設。這項舉措在當時稱為“蘇僑遣返”。
衛國戰爭奪去了蘇聯兩千多萬精壯勞動力。戰爭結束後，蘇聯勞動力缺乏。為此，蘇聯政府除了讓軍隊大規模復員外，又號召其在國外的戰俘、難民和僑民回國彌補蘇聯戰後重建所需的勞動力的不足。1947年8月至翌年初，蘇聯政府曾從中國集體遣返了一批居住在沿海大城市的僑民。但由於種種原因，在華蘇僑沒有全部遣返。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當蘇聯新領導人為解決蘇聯糧食嚴重不足問題而掀起空前規模的大墾荒運動時，再度將目光投向了其最大的國外僑民群體——在華蘇僑。
史今樂、安依君夫婦的國籍分別是英國和俄羅斯。史今樂在北京出生後，因英國政府與當時的北洋政府有外交關係，所以很快就在英國領事館辦理了國籍登記。而安依君的情況就不同了，她的父母都是蘇聯十月革命後從國內逃出來的，被當時的蘇聯視為“叛逆分子”，儘管蘇聯和北洋政府以及後來的中華民國政府是有外交關係的，可是他們一直沒敢去領事館辦理國籍登記手續。因此，安依君屬於當時中國不少城市都存在的“無國籍居民”。安依君與史今樂的子女出生後是向英國領事館登記的英國國籍。
這個問題在去年終於得到了解決。11月下旬，安依君接到蘇聯僑民協會的通知，說如果她願意，可以前往領取蘇聯在華僑民證。這就是說，蘇聯政府已經同意接納其為蘇聯公民。安依君喜出望外，立刻去辦理了登記手續。這樣，幾個月之後，一份通知書就送到了安依君的面前，邀請她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通知中特別註明：“具有蘇聯國籍，有勞動能力，無現行政治問題的，經審查後即可回國，其家屬亦可回去。”安依君自出生後，從來沒有回過祖國，心頭自是湧起一份激動。她徵求丈夫的意見，史今樂也正為今後的出路擔憂，認為這是一個解決眼前窘況的途徑，當下表示贊同。這樣，這對夫婦就向蘇僑協會提出了前往蘇聯的申請。
據資料透露，蘇聯政府的這項舉措，當時曾驚動了中國政府的以下九個部門：外交部、中央公安部、中央商業部、中央內務部、對外貿易部、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這些部門根據各自的職能，承擔著協助解決蘇聯歸國僑民相關問題的責任。比如蘇聯方面要求的“審查”，那就是公安部、內務部的事兒了。好在史今樂、安依君夫婦並無歷史問題，亦無現行劣跡，因此公安局一審就通過了。於是，他們開始著手做回國準備，其他諸如房產、兌換金銀、子女教育等問題都順利得以解決，獨獨有一件事給卡住了！
這個卡子，是一個高一尺、長七寸、寬四寸半的紫檀木匣。這個由史今樂之父老史密斯傳給兒子的木匣子，出自清官大內工匠之手，精緻無比，匣子內外都裝設了機括，按對了，匣蓋方可打開。匣子內設六層，層層疊蓋，皆須按對了機括才能一一揭起，如若按錯，則會自動鎖定，只有按工匠製作時設置的按法解除鎖定後方可打開。匣內每層分成二十個小格子，每個格子內都盛放著小物件，諸如由名人手抄的火柴盒大小的《四書》、裝在黃金小盒內的帶測試毒物功能的牙籤、核桃形狀內盛紅寶石雕就的石榴粒的翡翠球、精雕而成的象牙小舟、表面刻有題詩繪畫的玉瓜子、外國金幣、精緻的宋代小瓷瓶等等。總之，一百二十個格子裡分盛著包括金銀器、玉器、銅器、瓷器、字畫、金石、牙雕等的物件。這種匣子，古代稱為“百寶匣”。史今樂手頭的這個百寶匣算是小的，據說當時的清官內還有內盛上千種物件的“千寶匣”。當年老史密斯從黑市上購得這個百寶匣後，就決定作為傳家寶代代相傳。因此，即使在日軍佔領時被迫停止經商失去了生活來源的日子裡，老史密斯也從來沒有動過出讓這個百寶匣的腦筋。後來形勢愈加不利，老史密斯便招呼史今樂於夜深人靜之時將百寶匣埋於住宅地下。日本投降後，史今樂才把百寶匣從地下挖出來。
當年老史密斯買下百寶匣之時，還是北洋政府統治下，海關對被統稱為“古玩”的各類文物的出境尚未控制，因此他根本沒有考慮過這個百寶匣是否能夠攜帶出境的問題。現在，新中國對於文物管理是有規定的，這個百寶匣是否可以攜帶出境就成了史今樂夫婦的一塊心病。史今樂甚至打算過，如果政府不允許他把這個百寶匣攜帶出境的話，他寧可不去蘇聯了。
這個問題，史今樂在向蘇僑協會登記要求前往蘇聯時最先向接待他們夫婦的協會工作人員提出，得到的回答是：蘇僑協會無權處置此類事情，您需向中國政府的有關部門諮詢。史今樂又在前往公安局填寫審查表格時向接待民警提出這個問題，民警說公安局不分管此類事情。然後，史今樂又去了外交部，這回，他得到了明確答覆：中國政府在這方面有具體法規，建議您去北京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當時還沒有成立文物局)諮詢瞭解。於是，史今樂、安依君又去了市文管會，接待人員看了他們帶去的百寶匣後，立刻向領導請示，最後跟史今樂約定6月15日上午8時30分攜帶百寶匣再次前往市文管會，由文管會邀請的文物專家當場鑑定，如符合允許攜帶出境的規定，則當場可以拿到鑑定結論書。
這樣，史今樂夫婦就在15日上午攜帶百寶匣，僱了一輛三輪車前往市文管會。那裡，已有文物鑑定委員會的三個專家等候著，當著史今樂夫婦的面對百寶匣進行鑑定。
1950年5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發了新中國第一個文物法規——《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其中規定禁止出口的各種文物、圖書有以下幾種：革命文獻及實物；古代動植物之遺蹟、遺骸及化石等；史前人類之遺物、遺蹟及化石等；建築物及建築模型或其附屬品；前代畫家之各種作品，宮殿、寺廟、冢墓之古壁畫，以及前代具有高度藝術價值之繡繪、織繪、漆繪等；具有高度藝術價值之浮雕、雕刻，以及前代的金、石、玉、竹、木、骨、角、牙、陶瓷等美術雕刻；甲骨刻辭、璽印、符契、畫板之雕刻等，及古代金、石、玉、竹、木、磚、瓦等之有銘記者；具有歷史價值之簡牘、圖書、檔案、名人書法、墨跡及珍貴之金石拓本等；古貝、古錢幣；具有歷史價值之車、輿、船艦、馬具、冠履、衣裳、帶佩、飾物及織物等；古代生產工具、兵器、禮樂器、法器、明器、儀器、傢俱、日用品、文具、娛樂用品等。
此刻，文物專家對百寶匣的鑑定就是根據以上規定進行的。鑑定結果是：百寶匣內所盛的這些東西屬於工藝美術品，也就是舊時所謂的“玩物”，並非國家規定禁止出口的珍貴文物，因此，這個百寶匣可以出口。但是，根據上述《暫行辦法》的規定，出口地點僅限於天津、上海和廣州海關，屆時須將百寶匣交由海關人員監視裝箱、加封。這樣做，是為防止報運人暗中調換。
史今樂、安依君拿到了文物鑑定專家出具的證明，再三道謝後，攜百寶匣離開了市文管會，還是叫了輛三輪車回家。路上，安依君提議應該慶賀一下，史今樂說那就到“五福飯莊”去吃個飯吧。夫婦倆在飯莊待了—個半小時，飯後出門，因為離家不遠，就不叫三輪車了，提著裝有百寶匣的帆布軍用揹包沿西直門內大街走了一程，就到家了。
他們的住處是當年老史密斯購買的一套沿街的二層樓房，太平洋戰爭爆發，老史密斯被日軍禁止經商，因為生活拮据將房子賤賣了。賣掉後，史密斯一家仍居住於二樓，每月向買方支付房租，原先老史密斯做生意的底樓則由買方租給別人開店鋪了。解放後，買方因是“一貫道”骨幹被政府鎮壓了，該房產則被沒收。如今，樓上還是史今樂住著，每月向房管部門付租金；樓下的店鋪改作一家國營工廠的倉庫。通往二樓的樓梯原是在店堂一側的，現在用磚頭單獨砌出了一個跟樓梯等寬的通道，裝了一道鐵柵欄門，專供二樓住戶史今樂一家進出。
意外是在史今樂夫婦回家後不過短短兩三分鐘後發生的！
門鈴響了，安依君開了房門，發現樓下鐵柵欄門外站著兩個男子。對方掏出了一個紅色封面的小本本亮了亮，嘴裡說了句什麼安依君沒聽清楚。史今樂夫婦此刻尚沉浸在喜悅中，再說其時北京已經解放六年了，治安情況大大改觀，周圍很少發生什麼刑事案件，當下只以為是哪個機關的公家人，和前兩天登門瞭解他們回國準備情況的區政府工作人員一樣的來意，也就不疑有他。安依君便下樓去開門，把兩人迎了上來。
那二位都是三十多歲年齡。一個體形瘦高，大眼，白膚；一個五短身材，壯實，膚色較深，三角眼。他們分別穿著藍色、白色長袖襯衫。他們進門後，眼光就落到了放在一旁桌上的那個剛從包裡取出的百寶匣上，二人相視一笑，“大眼”對“三角眼”說：“就是這玩意兒？好貨啊！”
史今樂聽著頓覺不對頭：這二位怎麼這樣說話呢？他還沒來得及細想，“大眼”把提著的那個黑色牛皮公文包放在桌上，扯開拉鍊把手伸入包內。史今樂以為是拿工作手冊之類的，哪知對方掏出的竟是一把手槍！
著了道的史今樂夫婦只得在對方的槍口下就範。對方幹這一行很老到，生怕個兒大力不虧的史今樂反抗，因此命令安依君先動手用他們帶來的繩子將史今樂綁上，然後“三角眼”從褲袋裡掏出一副白色醫用手套戴上，再動手捆綁安依君，把兩人背對背綁在一起。又從廚房找來一段繩子，把兩人緊緊拴在桌子上。最後，自然沒忘記用毛巾、抹布堵住這對受害者的嘴巴。這二位似乎還有搞清潔衛生的嗜好，從廚房提來一桶清水，用拖把蘸著水將他們涉足過的客廳、廚房仔細擦拭了一遍。
幹完這些後，兩人把百寶匣裝進史今樂的那個軍用背囊。臨走之前，沒忘記把外面的樓梯也擦拭了，最後將水桶、拖把留在末級樓梯下一米寬的水泥地面上，出去後還關上了臨街的鐵柵欄門。
一起驚動公安部的搶劫案件，就這樣發生了！
二、四路調查
新中國成立伊始，民間古玩出售甚多，買者倒是不多，所以按照經濟規律，本案發生時的古玩市場價格是比較低的。本案中的這個百寶匣，由於是清官大內物品，市場上很少見到。五年後的1959年，東北古玩市場上曾有過一個類似的百寶匣出售，內盛的玩物比史今樂夫婦的那個稍多，當時的成交價格是人民幣一萬九千元。以此類推，本案中的這個百寶匣在1954年案發時的市場價格大致上應該是低於兩億元的(此係舊版人民幣，相當於1955年發行的新版人民幣兩萬元，下同)。兩萬元在如今算不上什麼了不得的款子，但在那個年代應該算是一筆大錢了，根據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汙條例》，貪汙金額達到一億元(即如今的一萬元)就可以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了。因此，這起搶劫案就涉案金額而言應該夠得上“特別重大”了。
可是，特別重大的案件多了，怎麼獨獨該案會驚動高層呢？這要從1954年5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以中國政務院的名義發佈的一個文件說起。
1954年4月23日，蘇聯駐華大使館華司考代辦正式向中國外交部通報了蘇方的遣僑決定，同時，還希望中國政府在運輸、房地產出賣、僑民政治審查等方面提供協助。得到蘇方的通報後，外交部於4月27日會同有關部門召開了研究討論會，擬定了協助蘇聯集體遣僑的初步方案。為了保證這次遣僑工作的順利進行，會議決定“對此次蘇僑回國應當採取主動配合、積極協助、適當照顧、給予方便、儘速送走的方針”，並“成立委員會，以協助蘇駐華使館及各地蘇領館進行遣送工作”。4月28日，外交部副部長伍修權將會議召開情況及制訂的方案上報鄧小平副總理。29日，鄧小平副總理作出批示，對此方案“擬予同意”。5月6日，外交部又召集了全國各地外事處長會議，傳達和討論“4·28”報告，並作了若干補充。會上還提出了關於歸國蘇僑的企業、房地產、匯款，攜帶金銀、外幣、有價證券、貴重物品等問題的處理辦法。會議結束當日，外交部便將這次會議的召開情況及有關問題的處理意見向鄧小平副總理作了彙報，鄧在閱後表示同意。於是，外交部於當天以政務院的名義將這一報告的精神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下達到各地執行。該文件特別強調了各地在工作過程中必須注意的有關問題，明確指出：“必須掌握中蘇團結友好的總方針，自始至終予以大力協助”；“此事時間緊迫，任務重大，只許辦好，不許辦壞”，“必須由有關省市政府負責同志親自領導，周密佈置，立即成立協助蘇僑回國委員會”。
由此可見，中共中央當時對遣返蘇僑一事之重視程度，因此，也就不難想見西直門派出所接到報案後的反應了。派出所當即向西四分局報告，分局隨即報告北京市公安局。而市局呢，則在稍後就將案情上報公安部了。警方將該案件稱為“6.15”案件，市局在接到分局報告後的第一時間作出決定：從市局、分局抽調九名刑警組建“6.15”案件專案偵查組，要求以最快速度偵破該案，追回贓物，懲處案犯。
當市局刑偵處喬暮生副處長率領市局、分局的八名刑警趕到史今樂家時，先行抵達的刑偵技術人員已經完成了現場勘查，並將勘查結果告知專案組：由於作案者是戴著醫用手套作的案，而且消除了現場的痕跡，因此未能獲取作案者的腳印、指紋。不過幸運的是，受害人子女放學回家發現父母被綁，馬上向鄰居求救，上樓來幫忙的隔壁兩個鄰居由於無法解開捆綁史今樂夫婦的繩索，急切間他們是把繩索硬從史今樂夫婦身上“脫”下來的。這樣，就留給刑技人員一個完整的繩結。這個繩結打得有點兒特別，不但結實，而且在結構方面頗有獨到之處，刑技人員認為這是從事過某種專門職業的人才會打的繩結。至於是哪種職業，還需要調查。但目前可以判斷，那個動手捆綁的“三角眼”從事過與使用繩索有密切關係的職業。
專案組九刑警作了分工，分別向史今樂、安依君夫婦和他們的子女以及鄰居作了調查詢問。做‘完這些工作前往專案組駐地西四分局後，組長喬暮生就接到通知：公安部刑偵局一位名叫柏群的科長奉命前來專案組蹲點。這個蹲點，就是如今所謂的“督辦”了——當時的習慣，通常是不使用已經被國民黨政府用爛了的官方詞彙的。眾刑警馬上就掂出了這起案子的分量，壓力肯定是有的，但更多的則是自豪。幹刑警的，一生參與偵查的案子應該不會少，但如若哪位遇到這種公安部派員前來“蹲點”的要案，那可以稱得上是一生的榮幸了。
當晚，柏科長參加了專案組的首次案情分析會議。下午專案組九名刑警前往現場查摸情況的結果並不理想，史今樂全家、左右幾家鄰居未能提供有價值的線索。這樣，眾刑警此刻就只能把這些貌似無用的情況彙總在一起，試著進行分析，指望能夠有意外發現。好在這個專案組的成員都是有過獨立破獲刑事案件經驗的資深警察，對於類似這種涉及財產的刑案，各人心裡都有一個認知尺度。這樣，一番七嘴八舌的討論後，大家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一點上：作案者是從什麼渠道獲取史今樂擁有百寶匣的信息的？
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有原因的。從史今樂夫婦反映的遭劫情況來看，作案者顯然是直接衝著百寶匣而來的，因為他們並沒劫取史今樂夫婦的手錶、戒指、項鍊，也沒有進入臥室去翻箱倒櫃。可見，作案者顯然知曉史今樂手頭有這麼一件家傳寶物。於是，問題隨之產生，據史今樂夫婦先前向刑警反映的情況表明，在他們的記憶中，根本沒有外人知曉他們家有這麼一個百寶匣。因為當初老史密斯完全是在一個意外場合偶然購得此物的，對方開出的價錢超低，基本可以斷定出售者是一個小偷。這就是收購贓物了，即使北洋政府的警察局不來追究，光是一個英國紳士竟然收購贓物這件事，傳出去就夠丟人的了，倘若給倫敦的報紙一刊登，老史密斯以後回國時臉面往哪裡擱？因此，老史密斯對此事一向守口如瓶，自己在家裡也只是每隔一段時間才把匣子內的玩物拿出來透透風，擦拭一遍，防止生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老史密斯看看形勢不佳，在華英國僑民恐遭不測，遂決定將百寶匣深埋密藏，當時曾悄然關照史今樂不能向包括其妻安依君在內的任何人透露此事。一直到二戰結束，史今樂才把這個秘密悄然告訴了妻子，同樣，要求安依君也守口如瓶。新中國成立後，史今樂、安依君夫婦依然嚴守百寶匣之秘，對誰也沒有吭聲。一直保密到6月初，蘇僑協會通知他們已經批准赴蘇申請，可以辦理回國手續的時候。
這樣，調查思路就形成了：盯著最近不到半個月的時間裡史今樂夫婦透露百寶匣之秘的途徑調查，極有可能獲得作案者的線索。據史今樂夫婦反映，他們因為不瞭解中國政府對於攜帶此類物品出境的政策和規定，從6月3日至今的十餘天裡攜帶百寶匣先後去過以下幾個部門：蘇僑協會、西四公安分局、外交部和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其中文管會去了兩次。百寶匣的這五次現身，究竟有多少人在場看到了呢？史今樂夫婦回憶，這五次中，有兩次並未把百寶匣從背囊裡拿出來示人，一次是西四分局，另一次是外交部，史今樂只向接待人員說了個開頭，“我有件東西是祖上傳下來的，不知是否可以攜帶出境”，對方就打斷他的話，讓他去其他機構諮詢。另外三次，是把百寶匣從背囊裡拿出來的，但在蘇僑協會只是拿出了百寶匣，還未打開，接待他的那個蘇聯女青年就說請他稍等，待她去請示領導後再作決定。於是史今樂就沒打開匣子，也就不過一分鐘時間，從裡屋出來一個禿頂蘇聯男子，看都沒看百寶匣就給了回答。至於在市文管會的那兩次，倒都是打開了百寶匣的，還一層層取出來給人家看了，案發那天第二次，那三個專家把全部百多件東西一件件拿出來輪流鑑定過。
白天向史今樂、安依君夫婦調查的刑警李泗俊、錢秋俠曾向兩人瞭解過那五次的在場人員情況，但當時史、安兩人哪裡料想得到之後竟會發生這等事兒，所以根本沒有留心在意，一邊回憶著一邊陳述，臨末把兩人所說的情況放在一起比照，發現對不起來。不過，這難不倒刑警。大家分析，百寶匣在案發當天的那次亮相，應該是沒有調查價值的，因為從史今樂夫婦攜百寶匣去文管會鑑定到回家遭劫，前後不過三個多小時。而作案者顯然是有預謀且是作過充分準備的，比如預備了公文包、繩子、手套，況且還知曉史今樂夫婦的住址。從時間上推算，作案者無法做到在文管會遇見史今樂夫婦並瞭解到其持有百寶匣後，立刻策劃作案並作好一應準備。所以，如果說作案者是通過目前這條途徑瞭解到百寶匣信息的，那麼應當是在前面四次中的某一次。
於是，專案組決定次日一上班就著手對百寶匣亮相的那四次情況進行調查。同時，以市局名義通過全市十六個區的公安分局對各區所有古玩店鋪、銀樓首飾店進行布控，把市文管會出具的那份鑑定書所列明的物品目錄發到每一個老闆手裡，一旦發現有人前往出售目錄中的物品，立刻報告公安局。第二天上午，專案組全體出動，分頭到蘇僑協會、西四分局、外交部和市文管會進行調查。刑警對後三家的調查很順利，前往調查的三撥刑警很快就查出了與史今樂、安依君夫婦同一時間段出現在三部門接待室的七位來訪人。按照分工，三撥刑警隨即對這七個人進行了走訪調查，瞭解下來，均與本案無涉。
前往蘇僑協會調查的兩個刑警應同力和大楊就有些麻煩了。蘇僑協會不是一個正規的機關，工作人員全部是蘇聯人，其中主要領導是從蘇聯國內過來的有著外交人員身份的官員，下面那些工作人員有的是專聘的在華蘇僑，有的是該協會專門為這次遣返任務而招募的在京蘇僑，這些人屬於義務性質，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志願者”。說這個，是為了讓大家弄清應、楊兩人的調查難度：他們除了要查清史今樂夫婦那次去協會諮詢時也在同一時段待在那間屋子裡的其他幾位諮詢者(而接待室對所有諮詢者都是沒有登記的，所以根本不清楚他們是誰、一共有幾位以及姓甚名誰、住在哪裡)外，還要弄清楚當時在場的蘇僑志願者有哪幾位，以及他們的姓名、住址等等。
蘇僑協會接待室的負責人接待了二位刑警，那是一個金髮胖女，來自蘇聯國內，很客氣，可是此刻客氣卻解決不了問題，因為她對於刑警的問題都是微笑著搖頭、聳肩、攤手，用生澀的漢語表示她“不清楚”、“不瞭解”、“無法回答”，再三表示歉意。應、楊兩人無功而返。
專案組組長喬暮生聽了彙報，說看來我這是官僚主義了，我應該想到指派一名懂俄語的同志去的。於是，專案組唯一通曉俄語的哈爾濱籍刑警吳孝三就和應同力、大楊一起二上蘇僑協會。三十歲出頭的吳孝三出身於正宗勞動人民家庭，其父是個花匠，長期受僱於一個十月革命後從蘇聯逃至哈爾濱的白俄貴族家庭，吳孝三自幼就跟著老爸在東家生活，因此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而且熟悉俄羅斯人的思維習慣。此刻他一去蘇僑協會，那個胖負責人一聽他那口俄語，不由得就對他刮目相看，應同力、大楊因此跟著他受到了咖啡、甜點的款待。可是談及正題，對方仍然搖頭，說協會的這個接待室專為遣返蘇僑而設，屬於臨時性質，一切都不正規，包括接待對象一律不作登記。
三刑警只好告辭。可是，吳孝三心有不甘，穿過花園時忽然想起大門門衛，眉峰便向上一挑，說咱去跟那個看門的聊聊，運氣好的話，也許有收穫也難說啊。吳孝三以前生活在哈爾濱，那裡不但有不少流落到此的白俄，還有很多俄國人和中國人或者日本人結合生下的後代，就是人們平時所說的混血兒。吳孝三先前進門時就留意到看門人像是中俄混血兒，此刻就想與其聊聊，指望有意外發現。
這個意外發現，還真讓刑警撞著了。看門的的確是中俄混血兒，其父是滿族人，娶了個俄羅斯老婆，生下了他，隨父由滿族姓氏改過來的“關”姓，又因為他個頭高大，所以大家都喚其“大關”。大關原是中國國籍，解放後中蘇大講友好，蘇聯是老大哥，大關於是就動了心思，去蘇聯領事館要求登記蘇聯國籍。於是，大關就搖身一變成了蘇聯人。後來組建蘇僑協會，就把他喚去看門。他不是志願者，是拿著一份薪水的。大關以前作為滿族子弟，一度遊手好閒，據說在東城一帶還小有名氣。他不但人頭熟，記性也好，一些跟他打過交道腦子裡早已格式化把他忘得精光的主兒，他一見面就能認出來，而且可以把對方的情況介紹得一清二楚。
現在，刑警跟大關聊了片刻，就從他那裡獲得了一個情況。自從開始辦理蘇僑遣返後，有一個家住永定門人稱“老劉頭兒”的古玩掮客，每天都會來蘇僑協會。他不是蘇僑，當然不是來諮詢與遣返有關事宜的，而是動著跟其職業有關的腦筋，向絡繹不絕前來登記、諮詢的蘇僑詢問是否有古玩出讓。前一陣，老劉頭兒幾乎天天過來一趟，有時上下午都來，來了就給大關敬菸，還送點心、水果，以此獲得待在門衛室門口甚至室內的資格。沒人登門的時候，老劉頭兒就跟大關閒嗑牙瞎聊天，有人來時就立馬躥過去攔住人家詢問是否準備離華赴蘇、是否有古玩要出讓。蘇僑也是各人各性，有人樂意回答，有人就冷淡。老劉頭兒凡是遇到回答說手頭有古玩的人，也不管人家是否準備出讓，就像一帖老膏藥一樣緊緊粘著對方，往裡盯到接待室，再跟著出來，甚至跟出門去一路糾纏。如此一個余月下來，這傢伙竟然還做成了若干筆生意。最近一個星期，不知什麼原因，老劉頭兒沒再來過。
吳孝三等人於是覺得這主兒可疑，返回專案組一彙報，專案組就決定盯著這個老劉頭兒調查，這差使還是由吳孝三、應同力、大楊三刑警去幹。三人就按照大關提供的方位前往永定門一帶打聽老劉頭兒其人，可是，跑了兩個派出所，人家都說沒有聽說管段內有這麼—個人物.
三、三個嫌疑對象
6月17日，三刑警再次出動。昨晚他們已經商量好了，這回不往派出所跑，而是跑古玩店鋪，不是說這主兒是古玩掮客嗎，那做古玩生意的對其人應當是有所聞的。果然，三人去永定門外大街的一家古玩店一問，人家就說認識此人，不過姓名、住址不詳，圈內都喚他“老劉頭兒”。刑警正和老闆聊著，忽然來了一箇中年男子，老闆指著對方告訴刑警：“這位黃先生跟老劉頭兒混得很熟的，你們問他就清楚了。”
果然，黃先生一聽馬上就說他知道老劉頭兒這人，真名叫劉巽祥，是做古玩掮客生意的，住在琉璃井東街“如家客棧”隔壁那條小巷子裡。刑警記下了姓名住址，正要再問些什麼時，黃先生開腔了，竟是語出驚人，問你們是找他調查百寶匣的事兒嗎？
須知百寶匣搶劫案發生後市局領導有指示，為防止對蘇僑遣返工作造成不良影響，該案對外須嚴格保密，即使公安內部，無關人員也沒有必要知情。為此，專案組還特地於案發當晚登門關照史今樂夫婦守口如瓶呢，怎麼眼前這位黃先生一說就說到了百寶匣？於是，就提議找個適合說話的地方去聊。黃先生倒也不緊張，從容鎮靜地跟刑警去了派出所。刑警跟其聊下來，方知老劉頭兒做古玩掮客生意乃是祖傳的，傳到他已經是第四代了。憑著這份資格和經驗，他組建了一個圈子，用一種相當於互助組合作的方式，互通消息，轉介客戶。蘇僑遣返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做生意的好機會，老劉頭兒斷定蘇僑手裡肯定會有一些好貨，而國家有規定，許多貨是不能出境的，這樣，那些蘇僑只好就地出讓，而且急迫之間價錢還不能開得過高。黃先生不是那個圈子的人，但他跟老劉頭兒私交不錯。大約一個月前，老劉頭兒去找黃先生，說有人知道蘇僑手裡有貨，託他收購一件古玩——宮裡流出的百寶匣，他已經著手做這事，請老黃也替他留心著。之後半個月裡，老劉頭兒曾三次找黃先生催問此事，看得出是很著急的，黃先生懷疑他已經拿了人家的定金。黃先生跟老劉頭兒打了二十年交道，知道這人膽子小，應當不會做出特別出格的事兒來。而現在民警打聽老劉頭兒，那說明這回他可能一不留神出事兒了，而在黃先生看來，如果出事兒的話，那肯定是栽在百寶匣上了。
這樣一來，刑警越發覺得這個老劉頭兒疑點大了。把黃先生打發走後，就在派出所給專案組長喬暮生打電話彙報了情況。喬暮生說你們立刻去找老劉頭兒，找到後直接帶到西四分局來。吳孝三、應同力、大楊三人於是就直奔琉璃井東街劉宅，可是卻撲了個空，老劉頭兒的老婆說丈夫已經六七天沒回家了。去了哪裡呢？劉妻說去天津了。上天津幹嗎呢？這個劉妻就不知道了。刑警尋思既然來了，那就不能白跑一趟，順便查一下老劉頭兒家裡是否藏著百寶匣吧。那時候還沒有實行搜查證制度，警察登門只要認為有必要就可以查，但老劉頭兒是做古玩掮客生意的，通常自己並不收購古玩，所以三刑警只找到了兩幅並非出自名家之手的明清字畫，以當時的市場眼光，根本算不上文物。
三刑警向專案組彙報情況後，專案組決定聯繫派出所配合對劉宅悄然進行布控。然後，就該考慮前往天津查訪老劉頭兒了。由於老劉頭兒家裡人不知道老劉頭兒去天津做什麼，也說不上其在天津的落腳點，三刑警就只好再去找黃先生。一說老劉頭兒去了天津，黃先生馬上說他肯定住在“獨眼”家裡。
“獨眼”是何許人？黃先生說這個我就不清楚了，我不認識這個人，從來沒有見過面，只是曾聽老劉頭兒說過幾次，說“獨眼”是他在天津最靠得住的一個朋友，二十多年前兩人好像還換過帖子，劉每次去天津都下榻於“獨眼”家。這樣一個鐵哥們兒，老劉頭兒對外人也會透露，怎麼他老婆就不清楚呢？刑警自然覺得可疑，於是，連夜前往琉璃井東街敲開了劉宅的門，再次向其妻詢問。劉妻還是搖頭。刑警又問她是否知道“獨眼”，答稱聽丈夫說過，可不知道那是個什麼人，至於住在天津哪個旮旯就更不清楚了。刑警從劉妻回答時的表情看出這個四十來歲的婦人多半是在撒謊，卻又無可奈何。不過這也難不倒警察，眾人一商量，認為老劉頭兒的這個朋友很有可能也是古玩圈內的，“獨眼”者，大約就是一目失明的主兒了，憑這兩點，去了天津不愁打聽不到。
6月18日，百寶匣劫案發生的第四天，刑警李泗俊、錢秋俠、小江三人奉命前往天津查找老劉頭兒。午後，三人抵達天津，出了火車站買了幾個包子吃著就奔天津市公安局。先找辦公室，說明來意後，人家就把他們介紹到市局經保處。可是，經保處卻不知道“獨眼”其人，於是又去刑偵處。刑偵處領導聽說老劉頭兒是個古玩掮客，就叫來了兩個專搞古玩案子的刑警，一問，兩人都笑了，說什麼“獨眼”，該是“毒眼”——那主兒姓沈名曾，是個五十來歲的小老頭兒，看古玩字畫經驗老到，一看一個準，是那些專門偽仿古玩字畫的傢伙的大剋星，都說他的眼光極毒，圈內人就給他起了個綽號叫“毒眼”。
北京刑警於是就去找“毒眼”沈曾，一問，老劉頭兒果然住在他那裡，不過，昨天去郊區了。幹嗎呢？沈曾說他從北京過來，是為買一口百寶匣，那是一個有著多年關係的友人託他買的，已經付了一筆定金，而且他已經把定金花掉了，現在人家催得急，他在北京無法搞到，一週前就來天津打聽。類似這樣的事兒以前也有過，每次都是沈曾相幫解決的。這次，沈曾替他四方打聽，聽說郊區項莊那邊有人手頭有百寶匣，就讓老劉頭兒趕去了。今天上午老劉頭兒託人捎話來，說項莊那人手裡確實有貨，但不肯拿出來，連看一眼也不行，他正泡在那裡使出水磨功夫跟人家耗著呢。刑警馬上問沈曾是幾時得到的消息，沈說就是前天的事兒，晚上他和老劉頭兒一起喝酒時告訴劉了，於是劉昨天一大早就趕去了。刑警算了算，跟史今樂那個百寶匣被劫的時間合得上，心裡便燃起了希望之火。
當下，三刑警就帶上沈曾趕往項莊，到那裡時已是黃昏。老劉頭兒果然在那個姓陳的人家裡泡著，兩人正一起喝著酒瞎嘮哩。刑警關心的是陳某的那個百寶匣，把兩人控制住後，開口就讓陳交出百寶匣。陳某掏出鑰匙讓老婆從櫃子裡拿出來，打開一看，卻是一口空匣！問是怎麼回事，陳某說這是他兩個月前從舊貨市場淘得的，買下時就是這麼一個空匣子。他以前折騰過幾天古玩，識得是從宮裡流出來的，覺得挺不錯的，也不貴，就買回來了。一連數日折騰，按照貨主教的方法，按撳機括，打開匣蓋，一一揭開裡面的格屜，覺得新奇好玩。不過玩了一陣也就膩了。買這個匣子時，有個叫李寶二的朋友跟他一起，那主兒是個二百五，喝了酒喜歡胡吹海侃，不知幾時跟別人說陳爺覓得了一個官裡流出來的百寶匣。老劉頭兒之前，已經有三個人要向他買這個匣子，他都沒有答應。昨天老劉頭兒登門，那是“毒眼”沈爺介紹過來的，沈爺面子大，他不能把劉轟走，就任憑他留下住著。
刑警看那個空匣，比史今樂所說的似乎還要高出一截子，寬度也不一樣，於是相信了陳某的話。當然，是要去找那個二百五小子李寶二核實的。李寶二是同村人，一喚就到，說下來的情況跟陳某的陳述相符，於是，陳某這邊的線索就泡湯了。
天津這邊當然沒有必要再待下去了，刑警說老劉頭兒你跟我們搭晚班火車回北京吧，路上正好嘮嘮你收購百寶匣的事兒。老劉頭兒縱然萬般不願，也是無可奈何，只好隨刑警去天津火車站，而且還是自己掏錢買的車票。那時火車開得慢，抵達北京時已是次日上午7點了。一路上，刑警問清了老劉頭兒受人委託收購百寶匣的來龍去脈，以及老劉頭兒這些日子的活動情況，覺得可以排除其涉案嫌疑。當然，調查核實的程序還是要走一走的，走下來的結果是老劉頭兒所言屬實。這樣，這條線索也斷了。不過，僅僅過了半天，另一條線索就冒了出來一
李泗俊、錢秋俠、小江在天津調查時，專案組其他刑警也沒閒著，他們分頭走訪全城古玩店、首飾鋪子、銀行和舊貨市場。線索就是刑警老潘在宣武區鐵樹斜街“萬祥銀樓”獲得的。“萬祥銀樓”是一家只有一個門臉的小首飾鋪，老闆葛萬祥是老潘的老熟人，兩家以前是鄰居，關係一向處得不錯。後來各自搬遷後，兩家人偶爾在街頭遇見時還是很客氣地駐步嘮上一陣。新中國成立後，武工隊員老潘進公安局當了刑警，每次路過“萬祥銀樓”時，只要葛萬祥閒著，他就要拐進店鋪坐一坐。這次，專案組指派刑警走訪時，正好將“萬祥銀樓’：劃到了老潘負責的範圍內，於是他就去了銀樓，跟葛萬祥喝茶聊天。
老潘身負使命，當然要聊到公安局的布控上。哪知葛萬祥聽著竟是一頭霧水，用不解的眼神瞅著老潘。後者就覺得奇怪了，說分局難道沒通知這件事？葛老闆說他前兩天有事去了老婆娘家鄉下，銀樓有兩天沒有營業，不知道分局有過布控通知啊！生性細緻的老潘敏感地察覺到葛萬祥在說這話時眼睛裡似乎閃過了一絲異樣的神色，暗忖難道其中有戲？他正要開口詢問，葛萬祥已站起身來一迭聲叫著“翠姑”，把老婆喚了出來。問下來，原來是這樣的：葛萬祥去鄉下的兩天是6月16、17日，這個店鋪另有一名僱用的店員老張，按照以往的慣例，葛萬祥休息，老張也放假。這樣，這兩天銀樓就關門停止營業了。但翠姑早上還是從後面的住室到前面店堂來打掃衛生的，17日那天早上她看見門縫裡塞進了一張紙——其實就是分局油印下發的布控通知，派出所民警下發時見“萬祥銀樓”張貼著停業兩天的告示，就把這紙通知從門縫裡塞了進來。翠姑是文盲，只道是什麼廣告，隨手就扔進了廢紙簍，晚上丈夫回家後當然也不會告訴一聲。現在，葛老闆看著老婆從廢紙簍裡撿出來的這紙通知唉聲嘆氣，老潘便知這裡面有文章了。果然，還沒開口詢問，對方就說今天上午他收進過一件金器，可能就是布控目錄中的一件！老潘一聽差點兒跳起來：“是嗎？什麼東西？還沒熔掉吧？”
當時的首飾店鋪，很多都有代客加工金銀首飾的業務，老闆自己或者至少有個把店員是精通打造首飾技能的，像眼前的葛老闆就是一位出色的首飾工匠，他僱用的店員老張也會打造。拿來金銀要求加工打造首飾的顧客有，但不會很多，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後，首飾講究的是藏，而不是戴，這方面的業務就更少了。而銀樓師傅的手藝閒著也是閒著，於是就開闢了一項收購黃金、白銀的業務，把收得的金銀打造成首飾後出售，其利潤遠比單純的代客加工要高得多。老潘是知道“萬祥銀樓”這一經營特色的，所以最擔心的就是葛老闆或者老張這天特別勤快，隨手就把收購進來的金器熔掉打造首飾了。當下見葛萬祥搖頭，這才鬆了一口氣：“快拿出來給我看看！”
那金器是個寸許長的扁形盒子，其形狀似一個削去一半厚度的火柴盒，金盒表面精工雕刻著一條盤旋嬉戲的龍，顯然出自名匠之手；揭開蓋子，裡面是空的。老潘拿過市局下發的那份布控通知一對照，百寶匣內有一件金器的特徵似與眼前這個金盒相符。老潘記得史今樂曾對該金器的用途作過說明：那是一個用來盛放十二根白銀製作的籤子的容器，銀籤的用途一是在進餐前測試食物內是否有毒，二是餐後作為牙籤使用。現在，他翻來覆去查看金盒，覺得從體積來看，正好可以放滿十二枚牙籤。至於出售人為何沒把銀籤一起拿來賣給銀樓，那就不清楚了，多半是分量過輕，賣不出價格的原因了。
那麼，是誰把這個金盒賣給“萬祥銀樓”的呢？這倒是可以查清的，因為解放後按照政府的規定，別說出售金銀了，就是拿件舊衣服到舊貨商店去賣掉，也得帶上戶口本或者工作證、單位證明什麼的讓收購人登記在冊。葛老闆當下拿出登記冊，上面寫著出售金盒者是住在宣武區牛街東里的一戶居民，戶主名叫寧得壽，六十四歲。老張在一旁說明，上午拿金盒來賣的，並非寧得壽本人，而是其子寧辰陽，這在登記冊上也是寫明瞭的。
消息反饋到專案組，專案組立刻指派老潘和另一刑警李泗俊前往寧家去找寧辰陽。那是個三十多歲的男子，乍一看跟去史今樂家登門搶劫的作案者之一“三角眼”有些相似，也是五短身材，壯實，膚色較深，不同的是新剃了個青皮光頭。潘、李兩人心裡不由得倏然一動，正要掏手銬，忽見寧辰陽迎著他們走來時一條腿竟是微瘸的，就暫緩下手。李泗俊開口了，不問別的，單問這條腿是怎麼回事。寧辰陽說：“我小時候生病，好了這腿就這樣了。”
既然如此，刑警就不必掏手銬了。但那個金盒的情況還是需要了解清楚的，於是把寧家父子一併帶往派出所調查。查下來的結果卻使專案組空歡喜了一場：這個金盒是寧家祖上傳下來的，至少已有四五代了，這是有寧家的親朋好友多人作證的，不由人不信。
這樣一折騰，就到了6月20日。這天上午，專案組舉行全體會議，對案情重新進行回顧性分析，梳理思路。一番討論後，大家達成了一致意見：鑑於之前採取的從獲取百寶匣信息方面人手尋找作案者線索這條渠道暫時無法走通，而且看來似乎沒法再住下走了，因此考慮改變方向，從調查此類案件的慣犯情況切入，指望能獲取有價值的線索。
專案組作出決定後，當天下午就開始行動，一千刑警分頭前往分局、派出所或者直接找手頭掌握的“耳目”進行調查。這種查訪一連進行了三天，於6月22日晚上終於查摸到了一個可疑對象。
這個對象名叫單暉，三十五歲，北京人氏。單暉出身於藝人家庭，其家族祖上三代均是樂師，不是拉琴吹笛就是敲鑼打鼓的。到單暉這一代，家族職業有所變化，有的幹起了電氣、鐵路等現代技術活兒，只有他還端著藝人的飯碗，不過不是當樂師，他不怕吃苦，去學了武生，直接登臺演出。可是，單暉身手雖然還算敏捷——據說從幾張摞在一起的桌子上翻跟斗下來，中間還能伸手接住兩碗水，落地後碗裡的水還剩七八分——可是嗓子不行，高腔唱不上去，最後也就只好斷了當個名角的念頭，進不了名戲班，只能在草臺班子裡瞎混，比他祖上當樂師還不如。單暉吃了那麼多苦，卻掙不了多少錢，又不肯認命，心裡難以平衡，在江湖上交了幾個黑道朋友，受其影響，尋思自己這點兒三腳貓的本領閒著也是閒著，戲院的小舞臺用不上，那就乾脆到社會大舞臺上去發揮作用。於是，就開始搶劫作案。那是1945年日本人投降之前的事了。
單暉客串強盜後，手頭有了錢鈔，開始胡吃海花，有時還去逛逛窯子，江湖結交面甚廣，竟混出了小名氣。不過名氣有時並非好事兒，次年他就被國民黨北平市警察局注意上了，年底落網。因為道上朋友向北平市地方法院通了關係，所以法官只是意思意思，判了他兩年徒刑。釋放後，即使草臺班子也不要他了，於是他把業餘改作專業，乾脆幹起了職業強盜。北平解放後，單暉繼續幹黑活兒，於是就被公安局拿下，軍管會判了他三年徒刑。1952年夏天刑滿釋放，當天就與一班狐朋狗友聚在一起策劃作案，在之後一週內，連續作案三起。
單暉是一個善於總結經驗——包括別人的經驗——的角色，兩次坐牢對於他來說，等於上了兩次特殊專科學校，他不但學會了作案的多種方式，而且還知曉瞭如何反偵查。此後，儘管北京市公安局以及下轄各分局、派出所都有他的材料和照片，還時不時接到群眾關於其行蹤的報告，可就是抓不到他。
這次專案組排查慣犯，當然要注意上單暉。刑警收集了他的一些情況，發現其除體態、容貌特徵與百寶匣搶劫案作案者之一“大眼”相似之外，還有其他幾個相符的特點：作案時進退從容，擅長預謀；作案時對女性受害人無論在言語還是行為上都比較尊重；喜歡持槍作案，而百寶匣劫案作案者和單暉一樣，用的也是左輪手槍；作案時每次都會把受害人捆綁住；出於反偵查的考慮.作案時會戴上手套，天熱時戴醫用手套，冬天則戴棉紗或者羊毛手套，離開現場時會把足跡擦拭乾淨。
6月23日，刑警拿了單暉的照片前往西直門內大街史今樂家讓受害人辨認，史今樂不在家，女主人安依君拿著照片反覆查看，最後點頭：“那天拿槍的強盜就是此人！”
這個由市局、分局抽調出來的精幹刑警組建並有公安部柏科長蹲點指導的專案組確實不是凡品，之前久偵不著、久捕不獲的單暉，專案組僅僅用了三十個小時就將其堵在黃化門的一個相好家裡生擒活拿了。可是，訊問下來，單暉卻拒不承認他參與了百寶匣搶劫案。讓他交代搶劫案發生的6月15日那天的活動情況，他卻又閉口不談。次日，專案組聯繫了市局預審處的一位經驗豐富的老預審員，準備請其出山攻克這座堡壘時，卻傳來一個使他們大吃一驚的消息：那兩個強盜再次去了史今樂家！
四、強盜再次登門
這天是6月25日，百寶匣搶劫案發生後的第十一天。史今樂家的那對上小學的子女參加了學校統一組織的期末考試，每天考一門功課，考完後就可以回家了。這兩個孩子，哥哥上六年級，妹妹讀三年級。本來，哥哥是不管妹妹的，放學後都是各自回家，自從發生了搶劫案件，父母就關照兒子要注意安全，上學放學兩人一起走。所以，這天哥哥考完後就叫上妹妹一起回家。從學校到家不遠，步行十來分鐘。兩個孩子說說笑笑到了家門口，掏出鑰匙開臨街的鐵柵欄門時，背後不知怎麼出現了兩個大人。
那就是十一天前光臨過的“大眼”和“三角眼”了。可是，兩個孩子並不認識，他們上次沒跟強盜撞見，父母也沒有必要跟這等年齡的子女描述作案者的體態、相貌。況且，那二位態度非常和藹，其中那個膚色白皙的“大眼”對孩子點點頭，微笑著自我介紹說他們是公安局的便衣警察，來找他們父母瞭解上次那起搶劫案的情況。那時，社會上流行蘇聯反特電影、小說，新中國自己的報刊也時不時刊登幾篇反特通訊、特寫之類的文章，廣播電臺專門開闢了相關欄目，學校的老師也經常給學生講一些反特故事，因此，反特意識深人人心，尋常百姓尤其是未成年人對當時統稱為“偵察員”的刑事、政保警察很是欽佩。當下，兩個孩子忙不迭開了門，領那二位上樓。
打開家門，家裡沒人，史今樂、安依君正好有事結伴出去了。“大眼”、“三角眼”從容不迫，讓兩個孩子和他們一起圍桌而坐，繼續很和氣地跟他們說話，話題是那個業已被搶走的百寶匣，問孩子是否知道家裡有這麼一個匣子。孩子搖頭，說他們以前從來沒有看見父母拿出過那個匣子，直到被搶去的那天，才知曉自己家裡有這麼個物件。“大眼”、“三角眼”不無遺憾地對視了一眼，轉換話題問孩子是否知道爸爸媽媽去哪裡了。孩子回答說可能出門去買東西了，應該很快就會回來的，因為父母知道他們今天考試，考完試要回家吃午飯。
兩人一聽，立刻作出反應。“大眼”打開那個史今樂、安依君見到過的黑色牛皮公文包，拿出兩副醫用手套和同伴一起戴上，然後掏出手槍。兩個孩子還沒意識到這意味著什麼時，眼前一道寒光閃過，“‘咚”的一聲，一把匕首紮在桌面上！“三角眼”指著匕首一臉兇相：“聽著，敢吭聲，殺了你們！”
兩個孩子驚得臉色蒼白，妹妹癟著嘴巴竭力強忍著哭聲，終於力不從心“哇”的一下要哭出來時，嘴巴已經讓一塊抹布堵住。“大眼”從公文包裡拿出繩子，動手把兄妹倆綁在一起，沒忘了也往男孩兒嘴裡塞點兒東西。他們跟上次登門時一樣，公文包裡是帶了繩子的，而且比上次那根長些——打算把一家四口拴螞蚱。然後，就把孩子塞到桌子下，兩人一聲不吭地靜候主人回家。
史今樂、安依君夫婦是去買菜的，過了十幾分鍾就回家了。兩個強盜聽見樓下開門的聲音，就起身閃到門後。史今樂、安依君開門後倏地看見桌子下兩個被綁的孩子，大吃一驚，還沒來得及反應，房門已經被關上了，一支手槍一把刀，兩件兇器對著他們：“不許出聲！”
史今樂夫婦上次尚且不敢出聲，這次子女的性命也在人家手裡攥著，當然就更加不敢造次了。這時，回過神來的史今樂恢復了思維能力，對於強盜的再次登門大惑不解——百寶匣只有一個，已經給他們搶去了，今天再上門來幹嗎？安依君腦子裡想的卻是兩個孩子的安全，她記得上次這二位是見面就綁人的，這次孩子已經綁上了，大人料想難免，所以，她順從地把雙手放到了背後。可是，強盜卻沒動手，“三角眼”把孩子從桌底下拖出來，扯到廚房門口，用匕首比畫了一下，然後“大眼”就開口了，竟然很有禮貌：“二位好，請坐。”
史今樂、安依君只好按照對方的意思，背對著強盜在桌前坐下，聽著“大眼”從背後傳來的聲音：“不好意思。再次登門打擾二位，希望得到你們的配合，這也是為了你們全家的安全著想。”
這二位再次“打擾”所為何事呢？大內製作的這個百寶匣，出自幾百年前中國(可能也是世界)頂尖級木匠之手，代表著中國最高的木工技藝水平。前面說過，這個匣子的蓋子以及每層格屜都是由機括控制的，一行七八個按鈕，先按哪個，後按哪個，都是由匠人設置好了的，相當於如今的密碼鎖。開啟者如果不掌握順序，胡按一氣，就算按到太陽從西邊出來也是無法打開的。即使僥倖打開了蓋子，裡面的各層格屜仍舊無法開啟。這一點，兩個強盜事先沒有想到，他們劫得百寶匣後，這十天時間裡反覆琢磨，可始終無法開啟這個不知珍藏了什麼寶貝的神秘匣子。這樣，強盜們就頭痛了，須知他們並非文物愛好者，有著如痴如醉的收藏嗜好，他們打劫百寶匣就是為了銷贓得財。此類商品交易的原則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交貨前先得讓對方驗貨。可是，他們無法打開百寶匣，就無法讓對方驗貨，這買賣就做不成了。他們也考慮過採取破壞性手段，可是，百寶匣本身也是一件寶物，把匣子毀了，拿出裡面的百多件小玩意兒去銷贓，價值無疑會大打折扣。萬般無奈之下，只有再冒一次險，二次登門，讓匣子的主人幫忙。
這個意圖，是史今樂看到“大眼”從公文包裡拿出一張圖紙後才徹底明白的。這是一份百寶匣的結構圖，上下、左右、前後六面都得以顯示，而且還有虛實線條之分，尺寸看上去也是根據百寶匣實際尺寸按比例縮小後畫的，由此可見強盜對此確實非常重視。“大眼”讓史今樂從其子女的文具盒裡取出鉛筆，把圖紙上每個按鈕的用途以及先後順序一一註明。史今樂聽了，稍有猶豫，其妻安依君在旁邊小聲說：“告訴他們吧。”史今樂暗歎一口氣，苦著臉萬般無奈地拿了鉛筆，一邊想著一邊在紙上劃拉，完成後又長嘆一聲，把鉛筆往桌上一扔。
“大眼”安慰道：“別唉聲嘆氣，這是你的命！這本來就是咱中國人的東西.你一個洋鬼子怎麼好意思帶到外國去？”
史今樂以為劃拉完了，這事兒也就結束了。可是，“大眼”把圖紙拿到手裡後，看了看，冷笑道：“這位先生，你敢保證確實把打開匣子的方式完完整整畫出來了嗎？”見史今樂點頭，他也點頭，“那好，我們要把你兩個孩子中的一個帶走，打開匣子再放回來。”史今樂、安依君夫婦頓時大驚失色。史今樂確實做了手腳，他從對方無法打開百寶匣這一點上看到了希望，所以故意給予錯誤指點，哪知對方心思比他精，已經想到了這一點，竟然出此奇招。事後想來，這其實純屬虛聲恫嚇。西直門一帶即使在1954年，也並非荒涼偏僻之處，別說青天白日，就是三更半夜作案者也不敢把一個孩子綁走。如果他們有這份膽量，那根本不必費這番手腳，直接把百寶匣帶來讓史今樂當場打開就是了。可是，史今樂夫婦哪有這份從容鎮定，思維只有隨著對方轉的份。
史今樂於是舉起雙手作投降狀，說請容我複核一下，如有錯誤立刻改正。兩個強盜露出得意的神情，因為他們看到史今樂確實立刻對之前的標示作了兩處改正。然後，他們收起了圖紙，不再說話，“三角眼”用匕首割下了綁住孩子後剩下的那段繩子，還是像上次那樣逼著安依君把丈夫綁上。“大眼”再綁上安依君，接著把她和史今樂背對背拴在一起，堵住了嘴巴。兩人依舊保持著上次的那份從容和細緻，用主人家的拖把把每一處地面都擦拭乾淨，下樓後又擦去了樓梯上的腳印。
一家四口全綁上了，誰也動不了，按說這回史今樂不知幾時才能報警了。但實際情況卻是，僅僅過了半小時，專案組就接到了報警電話。原來，強盜一離開，兩個孩子就開始掙扎。前面說過，那個下手綁人的強盜打的是一種特殊的繩結，很難解開。但是，由於孩子個子小，骨骼柔韌性好，這一掙扎儘管沒能掙脫繩索，卻讓兩個孩子背抵著背互相支撐著站起來了。下肢沒有捆綁，兄妹倆就挪到了窗前，哥哥藉助窗鉤扯出了嘴裡的抹布，對著敞開的窗子大呼“救命”。很快就有人叫來了附近執勤的交警，於是西四分局這邊的專案組就得知了出事的消息。
這回，連公安部下到專案組蹲點的柏群科長也出馬與專案組全體刑警趕到史今樂家來察看現場、詢問情況了。作案者的路數跟上次一模一樣，現場勘查還是一無所獲。由於作案者是跟著考完試放學回家的兩個孩子獲得進門機會的，刑警認為他們應該事先踩點打聽過考試的情況，所以除了向鄰居、路人調查外，還去學校向門衛和校門口的小販打聽情況，可依然沒能發現線索。繩子上的結仍舊保持著原狀，由刑技人員帶走了，他們正在研究這種繩結究竟出自從事什麼職業的傢伙之手。專案組長喬暮生不客氣地向刑技人員表示了不滿，說這事都十多天了，你們還沒琢磨出來，這速度實在不敢恭維啊！柏群科長等史今樂夫婦和兩個孩子陳述完畢、刑警要問的也問過了，這才開口：“你第一次標註故意留了一手，那麼第二次標註是否完全準確呢？”
史今樂搖搖頭，說還是留了一手，按照他的標註，只能打開匣蓋和上面三層格屜，下面三層還是無法打開。柏群說那他們還會再來，再來時就不會那麼客氣了。喬暮生於是建議趕緊轉移，找個安全地方先住下來。史今樂、安依君夫婦商量了一下，說先去蘇僑協會吧，請協會的人給安排一下。喬暮生說：“不管住到哪裡，你們都得知會警方，我們會通知轄區公安保護你們的。”
當天，史今樂一家就根據蘇僑協會的安排，轉移到廣內大街一戶也準備回國的蘇聯僑民家裡。該僑民家緊挨著派出所，另一邊是工廠，門衛室日夜有人，強盜再想潛入的話是有相當難度的，再說史今樂全家從此也有了防範意識，蘇僑協會也安排僑民每天輪流保護他們，所以之後沒有發生過什麼意外。
專案組返回分局駐地舉行案情分析會，柏群科長和喬暮生交換意見後，亮出了一個觀點：史今樂留了一手，無疑給急於把百寶匣出手的作案者設置了一道坎，他們下一步要麼是乾脆帶著百寶匣再上史今樂家，直接逼著史今樂當場打開百寶匣並學會如何對付機括；要麼是綁架史今樂，把史今樂帶至其藏身點演示如何打開百寶匣。另外還有一個估計，那就是如果作案者對古玩圈子比較熟悉的話，也許會打聽到那個老劉頭兒正在物色百寶匣之事，這樣就有可能知曉天津郊區項莊那個陳某手裡有一個空的百寶匣，或許他們會動那個空匣的腦筋，把空匣弄到手，觸類旁通研究史今樂那個匣子的開啟方法。
以上觀點獲得了眾刑警的贊同，於是就商討下一步要採取的措施，一共有兩條：一是派員前往史今樂原住宅和現在的臨時住所蹲守；二是派刑警前往天津陳某家蹲守。先前抓捕的那個單暉，看來確實與百寶匣搶劫案無涉，專案組決定將其移交給市局治安處審理。
會議結束，一千刑警立刻按照分工開始行動。刑警姜夢水、錢秋俠和小江三人乘火車前往天津，抵達時已是晚上7點多鐘。項莊在郊區，晚上沒有車過去，三人商量下來，決定在市內旅館住一宿，明天一早前往。哪知，就是這麼個“一不留神”，竟然錯失了抓捕作案者的機會！
五、又一起搶劫大案
次日上午8點多，姜夢水、錢秋俠、小江三人趕到項莊，順利找到了江湖上稱為“陳爺”的那個陳某，一說百寶匣，陳某說已經賣掉了。刑警一驚：“賣掉了？賣給誰啦？”
陳某說昨晚10點多，他已經躺下睡熟了，卻又被人叩門喚醒。來人即“大眼”和“三角眼”，二人說聽說陳爺手頭有個空寶匣，他們受朋友之託，想看看。陳某是個老江湖，憑著那雙經驗老到的眼睛看出對方不是善茬兒，而他家地處偏僻，一旦對方動手的話呼救都來不及，於是立刻捧出空匣說：“就這麼個破匣子，還值得兄弟們連夜登門？找個人捎個口信我送到府上就是了嘛。我拿塊布包上，兄弟們拿去就是了。”對方拱手說：“承蒙陳爺賞臉，可是哪有白拿陳爺東西的道理，我們肯定要付錢的，請您老開個價。”陳某於是就說了這個匣子的來源，他是花了兩萬元從別人手裡買下的。對方聽了，便掏出十萬元鈔票放在桌上說：“我們出這個價買下，不知陳爺是否應允？”
陳某哪敢不答應？然後，對方就請陳某演示如何打開這口百寶匣，陳某演示了一遍，那二位很仔細地聽著，其中一位(“大眼”)還掏出紙筆把開啟步驟一一記錄下來。最後，兩人自己動手試了一遍，確信能夠順利打開了，就拿著匣子告辭而去。
可以想象三刑警聽了陳某這番敘述後的懊惱程度。定定神，三人稍一商議，還想著如何補救。可是問下來，那二位根本沒說到過其他內容，而且，儘管兩人沒掏出醫用手套戴上，但舉止動作極為小心，沒坐，雙手沒碰過除匣子以外的其他任何物品，所以指紋是不可能留下的。腳印呢？陳某家大大小小有七八口人，農村人早起，早就把地上的痕跡踩亂了。這樣，就沒法子了。刑警說：“陳爺，麻煩您跟咱們走一趟！”
陳某一驚：“走一趟？去哪裡？”
刑警說：“上北京，協助提供情況，配合我們的偵查工作。這會兒動身，夜班火車就能回了。哦，晚上從車站往這兒趕不方便，那就住一晚再回吧。您老放心，所有費用由公家承擔。”
叫上陳某去北京，是為了弄清楚他那個百寶匣跟史今樂被劫的那個開法是否一樣。當天下午，就在史今樂夫婦臨時居住的蘇僑家旁邊的派出所裡，史今樂和陳某見了面，刑警讓陳某演示他那個空匣子的開啟方法。最後，史今樂搖頭。刑警於是稍稍放心——作案者縱然掌握了陳某那個匣子的開啟方法，但仍然無法對付史今樂的那個百寶匣。
天津之行與作案者失之交臂，往下該採取什麼措施呢？專案組想到了補救辦法：作案者天津之行未能解決開啟百寶匣的問題，他們就得繼續攻克所面臨的難題。從作案者的角度考慮，天津之行倒也不是一無所獲，至少他們因此獲得了一個瞭解百寶匣機括原理的機會。他們不會白白放過這個機會，估計接下來會採取以下兩個步驟中的一個：一是自己根據陳某那個空匣的開啟原理苦苦琢磨，二是請專業鎖匠參照陳某那個匣子的開啟方法解決難題。
根據刑警以往的經驗，凡是幹強盜活兒的傢伙通常都不耐煩把心思花在琢磨細巧活兒上，他們喜歡大刀闊斧，乾脆利索。所以，專案組認為那兩個作案者十有八九不會自己琢磨如何對付機括，而是將這一特殊使命通過有償方式委託給某個鎖匠解決。那就布控吧！6月27日，北京市公安局向全市各分局、派出所下達了緊急布控通知，要求在當天下午6點前將布控內容通知到每一個合法經營的鎖匠。
當天下班前，市局技術處通知專案組，對“6.15”搶劫案現場遺留的繩子上的繩結鑑定如下：該繩結系英國皇家警察捆綁囚徒使用的“蘇格蘭場捆綁法”，“蘇格蘭場捆綁法”始用於19世紀初，後傳人英國軍隊。在中國，會“蘇格蘭場捆綁法”的人不多，通常只有以下人員才有機會接觸到：曾供職於英國或者英屬殖民地國家和地區警察機構的；曾在英國軍隊服役的；曾在上海、天津、漢口、鎮江、廣州、九江、廈門等地英租界巡捕房供職的。
專案組認為這是一個重要情況，於是就決定從市局調取偽職人員登記檔案，從中尋找曾有過上述特殊經歷的對象，分別進行調查。所謂偽職人員登記，是指1949年2月北京(當時還稱北平)解放伊始，市軍管會即在全市張貼布告，要求歷史上曾在北洋政權、國民黨政權、敵偽政權中擔.任過黨、政、軍、憲、特、警等職務以及曾是反動會道門骨幹分子的所有人員，在限定的時間內主動前往所在地公安分局進行登記。登記結束後，各分局將材料上報市局彙總。這些材料，在新中國成立後開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現在，專案組指望這部分已經進了檔案的材料對眼前的偵查工作也能發揮作用。
像北平這樣的大城市，可以想見當時涉及該項登記的人數之多。專案組全體出動，借用市局的一間乒乓球室，整整查閱了兩天半才查完了這些檔案，從中找到了符合條件的對象六十五人。從6月30日下午起.一干刑警又馬不停蹄分頭對這些對象進行調查。查到7月1日傍晚，刑警跟這些對象中尚在本地的五十二名見了面，瞭解了他們在6月15日、6月25日的活動情況，無一人有作案時間。這樣，這條線索也就斷了。而對全市鎖匠採取的布控也沒有效果，作案者並未驚動鎖匠，、看來，他們已經產生了高度警惕，不敢再冒險了。可是，專案組眾刑警想來想去也不大願意相信那兩個江洋大盜會自個兒琢磨出開啟百寶匣機括的方法，須知這是一門技術含量頗高的活兒，不是阿貓阿狗都可以幹得了的。
之後兩天，專案組全體成員度日如年。已經掌握的線索斷了，對古玩、鎖匠兩個行業的布控遲遲沒有見效，再次對史今樂住所、其子女上學的學校周邊人員的查摸也未能取得任何收穫，簡直不知往下的路該怎麼走了。沒想到7月3日，百寶匣搶劫案發生的第十九天，新的情況終於出現了——又一戶蘇僑遭到搶劫！
這戶蘇僑，男主人名叫馬名蓋，家住前門一帶。這家蘇僑也是蘇聯十月革命後舉家逃亡來華的，當時馬名蓋還是一個不滿週歲的嬰兒，名叫謝爾蓋·基摩菲依維奇·馬林科夫。按照俄國人的起名習慣，謝爾蓋是他的名字，基摩菲依維奇是其老爸的名字，馬林科夫則是家族姓氏。稍後其父基摩菲依維奇就給兒子起了箇中國姓名馬名蓋，順便替自己也起了箇中國姓名叫馬基奇。他是留德醫學博士，後來中國人就稱呼其“馬博士”。基摩菲依維奇在本國行醫多年，頗有名聲，用中國的說法就是一位名醫。這個名醫因為出身貴族，在上層有關係，後來就進了沙俄政府，做起了衛生管理部門的官員。本來，這種官員無須逃亡的，因為當時的蘇維埃政權很需要醫務人員，他可以去紅軍中當一名軍醫，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成為軍官。可是，他妻子的孃家是鄉村莊園主，還兼著惡霸，貧苦農民響應革命，就把他們全家給宰了，村蘇維埃政權還打算到城裡將已經出嫁的包括基摩菲依維奇的妻子在內的三個女兒(可能還包括她們的全家)捉到鄉下去幹掉。於是基摩菲依維奇別無選擇，只好舉家出逃。他們一家不像當時很多逃亡者在中國東北落腳，而是直接穿過東北來到了北京，因為基摩菲依維奇在德國留學時的一位中國同學當時是中國北洋政府的中級官員。
馬博士在這位同學的幫助下，在北京開了一家診所，憑其“留德博士、俄國醫學專家”的頭銜，其收入足可使全家過上不錯的日子。馬名蓋就是在這樣一個家庭中長大的，他從小喜愛美術，十八歲時的油畫作品已經達到了專業畫師的水平。不過，他後來的職業卻是一傢俬營醫院的藥劑師。馬名蓋的妻子是中國人，名叫沙寶珍，是個家庭婦女。
新中國成立後，馬名蓋還在那家醫院兢兢業業地工作。不過，三個多月前他的工作沒了。不是醫院辭退了他，而是醫院經營不善難以為繼，關門了。馬名蓋在家消停了一段時間後，開始四處奔波想尋找一份新工作。這時，蘇僑協會通知他：國內急需勞動力墾荒，你可以舉家回國，像你這樣的技術人才，政府會妥善安排的，你可以到墾區的醫院工作嘛。馬名蓋跟沙寶珍商量後，決定回蘇聯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這幾天，馬名蓋已經辦妥了回國手續，正在著手進行動身的準備，其中有一項是去銀行兌換黃金。新中國成立後，各地新政權根據中央的統一規定，對於黃金、白銀、美鈔(當時簡稱“黃白綠”)一律採取只進不出方針，即老百姓手裡的“黃白綠”可以出售給銀行，但如果想把自己手裡的人民幣兌換成“黃白綠”，那是不允許的，一定要兌換的話，那只有去黑市找黃牛兄弟，不過那是違法的，逮住了可是要受處罰的，超過一定數額還得坐牢。那麼，這位馬名蓋先生怎麼可以去銀行兌換黃金呢？這是當時中國政府為配合蘇聯遣返在華僑民而採取的一項特別措施。人家僑民手頭有若干以前留下來的“黃白綠”以及珠寶之類，現在要回國了，中國海關允許其攜帶出關，這是特別措施的一個內容；僑民手頭還有若干人民幣積蓄，這種鈔票拿到蘇聯去是不能使用的，那也得允許他們兌換。盧布是一個選擇，不過當時中國外匯極其缺乏，不可能給他們兌換成盧布，那就兌換黃金吧，讓他們把黃金帶到蘇聯去，再到蘇聯的銀行兌換成盧布。這也是特別措施的一個內容。這樣，問題就解決了。
馬名蓋手頭尚有一筆以往積蓄下來的款子，於是就在一天前到蘇僑協會開了證明，第二天前往銀行兌換了十兩(十六兩老秤)黃金。他被劫的情況，就是史今樂遭劫的翻版。刑警上門去勘查現場一無所獲，不過在走訪群眾時，有人反映看到過有兩個男子跟蹤馬名蓋，形跡可疑，但這是發生搶劫案後回想起來的情節，當時沒有人有這份警惕性。這兩個強盜，自然就是“大眼”和“三角眼”了。
據馬名蓋回憶，那兩個登門“拜訪”他(其妻沙寶珍當時不在家)的傢伙，其實他在前一天下午去蘇僑協會開證明的路上就已經見到過了。前面說過，馬名蓋的特長是美術，十八歲時出自其手的作品已經達到專業畫師的水平了。因此，馬名蓋在認人方面頗有天賦，可以說是過目不忘。專案組考慮到這一點，就將其請至分局，要求他把兩個強盜的形貌試著畫出來。這對於馬名蓋來說，並非一樁難事兒，他輕而易舉就完成了兩幅肖像。專案組於是就讓刑警應同力、姜夢水拿著馬名蓋的這兩幅特別作品去拜訪百寶匣劫案的受害人史今樂、安依君夫婦，請他們辨認一下。安依君一看肖像，馬上驚呼“太像了”。不過刑警並不放心，因為這個洋太太已經錯認過一次嫌疑人，害得他們白開心了一回。然後就是史今樂上場了，他雙手各拿一幅肖像，左看右瞧了好一陣，最後點頭：“搶百寶匣的就是這兩個傢伙！”
應同力、姜夢水謝過這對夫婦告辭出門。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錯過了一個獲得有價值線索的機會。當然，這並不能責怪他們，因為他們不可能多嘴饒舌地告訴對方這兩個畫像上的傢伙昨天閒得手癢，又去幹了一票，受害人跟您家一樣，也是準備回蘇聯的僑民。因此，專案組註定還得辛苦一陣。
這天，其他刑警也沒閒著，根據前一天案情分析會上討論的情況，認為作案者再次對即將遣返回國的蘇僑下手，那說明他們花了十萬元鈔票從天津項莊陳某處購買的那個空匣對於其攻克百寶匣難關並無幫助，可是，他們對於金錢的渴望程度猶如久旱盼甘霖，而蘇僑遣返正好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所以，就先把百寶匣放在一邊，另外物色對象下手。基於這個分析，專案組決定採取兩個措施：一是以市局的名義再次發出布控通知，鑑於新的贓物是黃金，因此特別要加強對首飾店鋪的關注；二是屬於防範性質的，那就是通知蘇僑協會，請他們提醒蘇僑近日要特別注意防範財產型暴力犯罪，對於需要兌換“黃白綠”的僑民，更是有必要面對面地逐個叮囑他們提高警惕。
新的布控措施落實下去後，當天無話。次日，也沒有線索。第三天，也就是7月6日，發生了一樁事：黃金搶劫案的受害人馬名蓋先生被西四分局西直門派出所扣留了！
百寶匣搶劫案的受害人史今樂一家在“大眼”、“三角眼”二次登門後的當天就離開原住所轉移到安全地方去了，他們在西直門那裡的家，專案組考慮到作案者有第三次登門的可能，就要求西直門派出所安排監視。派出所人手緊缺，就把這件事委託給居民委員會。居委會的大嫂大媽對這種差事非常熱情，抽調治安積極分子，排了三班，輪流義務值勤。
這天午後，情況出現了。一個外國男子來到史今樂家樓下的鐵柵欄門前，按了門鈴。鈴聲未停，他的背後就已經站了兩個中年婦女，問他：“您幹啥？”
外國男子說：“我找人啊。”
“找人？您找誰呀？”
外國男子已經感受到了對方的不友好，說找誰這是他的私事，沒有必要向陌生人透露。其實，即使他說了找誰，人家也不會放過他。這樣，這個按了門鈴卻又不肯說找誰的外國男子就給揪住了衣襟：“走！跟我們到派出所走一趟！”
馬名蓋被扭送派出所後，派出所民警自是要問其身份。他出示了蘇聯僑民證，於是身份就得到了證實。然後，民警問他去史今樂家幹什麼。他說他跟史今樂熟識，是朋友，怎麼不能拜訪呢？因為百寶匣搶劫案，民警對於涉及史今樂家的事情都特別小心謹慎，當下也不再追問，而是給馬名蓋沏了杯茶請他稍等，然後就到另外一間屋子打電話，向蘇僑協會核實一下這個名叫馬名蓋的僑民是否真的跟史今樂是朋友。現在我們都知道，當時中國各地的蘇僑協會里面都有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即克格勃的成員，因此他們對於瞭解僑民情況的工作做得很細緻。不過，再細也不可能掌握每個在華僑民互相之間的關係，所以，派出所的這個電話打過去，協會無法回答。不過，因為涉及史今樂，所以答應馬上去了解一下。
協會給史今樂安排的那戶暫時借居的蘇僑家裡是裝有私人電話的。當下，協會工作人員一個電話打過去，當然不會對史今樂說有怎麼怎麼一個人被警察盯上了，要求瞭解是否跟你認識，是不是朋友，而只是就事論事地問一下：“有個名叫馬名蓋的蘇聯僑民，你認識嗎？”
史今樂的回答很乾脆：“認識，我倆是朋友。”
於是協會工作人員給派出所回電，說經核實，馬名蓋確實跟史今樂相識，是朋友。派出所沒有理由對馬名蓋的這次拜訪有什麼懷疑，當下就對馬名蓋說沒事了，你可以走了。馬名蓋訪友不遇，被扭送派出所，儘管民警對他比較客氣，但他心裡總歸不大爽的，他問民警：“你們是否可以告訴我，為什麼我的朋友史今樂全家都不在？為什麼那二位大嫂要把我強拉到派出所？”民警還是很客氣，說有關史今樂的事兒，您可以去問蘇僑協會。馬名蓋於是氣咻咻而去。
處置此事的民警小朱在得知本案破獲的情況後，頗有些後悔：如果他當時饒舌幾句，陪馬名蓋喝杯茶，聊一陣，沒準兒就立下一份功勞了。他總結經驗，發現是由於沒有及時閱讀《敵情通報》的原因所致。這是一份由市局編印的內部情況簡報，每天上午發至自市局領導至各分局科室、派出所，所有在編民警都要閱讀，以瞭解全市政保、刑事、治安、消防、交通等條線的發案情況。當時的派出所人手少，事兒多，又要求天天下管片掌握情況，因此不一定有空看《敵情通報》，所以一般採用早晨上班集中時念一遍的方式。7月3日發生的黃金搶劫案，次日就刊登在《敵情通報》上了，可是前一天晚上小朱值夜班，早上下班回家了，今天來上班後又沒補閱，所以他不知道這個案子。否則一聽馬名蓋的姓名，肯定會意識到這是《敵情通報》上刊登過的那樁搶劫案的受害人，而史今樂是百寶匣搶劫案的受害人，這一點小朱作為管段民警當然是知曉的。只要聯繫起來，將該信息反饋給專案組，那班資深刑警說不定就把線索給分析出來了。
可是，小朱沒能有這個發現，所以專案組一千刑警還得辛苦幾天。
六、銷贓失風
7月7日，偵查工作終於取得了突破。
在這之前一天，差不多就在馬名蓋拜訪史今樂不遇被扭送西直門派出所的那個時間，海淀區的一戶居民家失竊。被竊的是一件當時很重要的東西，但如若拿到市場上去出售，那倒是一文不值的。這件東西是——每戶必備的戶口本。
對於當時的尋常百姓來說，戶口本雖然必不可少，但用得著的時候並不多，通常只有在四種情況下才會使用：家庭新添人口或者減少人口，需要去派出所增加或註銷、遷移的；家裡來了外埠親友，需要去申報臨時戶口的；遇上選舉年，符合年齡條件的選民進行登記的；還有就是家裡收到了匯款單或者有東西要去出售的，用戶口本作為身份證明。
以上這四種情形，多數人一年也遇不到其中的一種，遭竊的這家就是這種情況。這是一戶貧窮人家，男女主人雖然都有工作，但一個是清道夫，一個是給私營豆腐作坊打工的，而那時還沒有計劃生育一說，家裡子女生了六七個。這樣，該戶人家能夠吃飽穿暖已經不錯了，家徒四壁是免不了的。因為家徒四壁，所以出門是不用上鎖的，他們也沒錢買鎖，反正沒有盜賊會惦記上他家。哪知，這天下午女主人下班回家，發現有人闖進來過。正問幾個子女是否留心到有人來過時，男主人回家了，聽說情況後笑笑說咱家啥也沒有，幾件破衣服、兩張破草蓆是沒人要的。於是也就作罷了。
其實，他家塞在床底下一口破舊木箱裡的戶口本已經遭竊了，只是他們沒有發覺。那麼是幾時發覺的呢？二十四小時後的下午四點多，還是專案組刑警登門調查時才發現的。
這天下午兩點多，一個男子走進海淀區的一家小首飾鋪，拿出一根金條要求出售。店主一看是十兩金條，立刻一個激靈：這會不會是公安局布控通知說的被搶劫的黃金呢？當下，一面拿過金條查看，一面迅速向老婆遞了個眼色。老婆會意，進了店堂裡面的住家，從後門溜出去急急奔派出所報告。首飾鋪裡，店主看過金條，放在一邊，慢條斯理地跟對方砍價，因為生怕對方走掉，所以開出的價錢跟銀行相差無幾。然後，接過戶口本登記。可是，因為派出所離首飾鋪頗有一段距離，店主的磨蹭已經引起了對方的懷疑，那男子忽然伸手搶過金條，轉身拔腿就逃。待店主高呼著“抓強盜”，從櫃檯裡繞出來追出門去時，那人已經消失在旁邊的那條衚衕裡了。幾分鐘後，派出所警察才匆匆趕到，不過嫌疑人早已不見影蹤了。
專案組接報立刻趕到現場，馬名蓋畫的人物肖像發揮了作用，經首飾鋪店主辨認，確認逃掉的那個傢伙就是“三角眼”。“三角眼”肯定沒有料到他會在這麼一家小小的首飾鋪裡陰溝翻船，所以在接觸戶口本時沒戴醫用手套，這樣，專案組終於獲得了他留在戶口本上的指紋。技術人員還在戶口本上發現了除戶口本主人、店主、“三角眼”以外的新鮮指紋，刑警初步判斷是另一個強盜“大眼”的。
當時，根據公安部的要求，全國凡是有條件的看守所都已對被拘留的嫌疑人進行指紋留檔。不過，由於沒有電腦，所以這種指紋檔案還不能像現今那樣在偵查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就像眼前，專案組獲取的指紋只是在結案時多了一份證據而已。
專案組一千刑警來到現場後，還是按照之前的那套模式，查訪周邊鄰居、路人。首飾鋪出門往右拐走過四家門面有一條狹窄的小巷，派出所民警告訴刑警，“三角眼”就是從這條小巷逃走的。於是，該小巷就成了重點排查地。小巷一邊是一家大宅院的高牆，另一邊是普通民居，有的門戶緊閉，有的敞開著。刑警一戶戶走訪，大熱天的，凡是門戶緊閉的人家都是沒人的，而敞開著家門的居民家雖然有人，但也不可能坐在門口閒得望天消磨時間。一家家走訪下來，大部分人家竟然不知道曾經有人從門前奔逃而過，有的聽見外面有奔跑聲，但並未在意。
線索是在巷尾最後一戶居民家獲得的。瞭解到情況後，先前追捕“三角眼”的派出所民警瞠目結舌，懊惱不已——當他們奔到巷尾，站在另一條街上左右張望著搜尋逃犯的去向時，“三角眼”竟然就在巷尾那戶居民家的灶間裡坐著，跟他們不過一牆之隔，直線距離僅七八米！
不過，“三角眼”當時不大好受，因為他的右腳踝骨扭傷了，痛得齜牙咧嘴。正因為扭傷了，他才不再繼續逃，而是拐進了這戶人家。這家此刻只有一個五十來歲的大娘在，那是個心地善良的熱心人，見來人一瘸一拐一臉痛楚，就問是怎麼回事。“三角眼”說不小心把腳扭了，痛得不能走路，想在這裡稍稍坐一會兒。大娘不但一口答應，還把“三角眼”攙扶進了灶間，倒了些燒酒，用熱毛巾敷了一陣。這當兒，正是派出所民警追捕過來的時候，可惜未能向這戶人家屋裡探視一下。
大娘的偏方還是有效的，片刻之後“三角眼”就覺得疼痛減輕了，於是謝過告辭。大娘很熱心，將其送出門，看到他叫了一輛三輪車坐上後離開。正因為這樣，當刑警向她調查時，她提供了聽見“三角眼”吩咐車伕“去喇嘛廟”的話。
這是專案組迄今為止獲得的關於作案者的第一個直接線索，沒有不抓緊盯上的道理。當下，專案組刑警全體出動，直奔喇嘛廟。喇嘛廟位於西四區北禮士路，這是一個地名，而不是真的有一座寺廟(也許以前曾經有過)。這個地名涵蓋的範圍方圓大約兩裡地左右，正處於北禮士路派出所和西郊公園派出所管段的交界線上。這對於專案組倒是一樁好事，兩個派出所的民警都放下手頭的工作，下去排查“三角眼”其人。專案組不敢過於樂觀，作好了打持久戰的準備，把帶著的那紙出自馬名蓋之手的“三角眼”的肖像畫送到附近一家照相館，翻拍後正要衝印照片時，傳來了“三角眼”落網的消息。這主兒腳扭傷了，坐了三輪車不敢直接停在家門口，老遠就下了車，結了賬把三輪車打發走後，這才一瘸一拐地往回走。一路上，熟人、鄰居都看到了，出於關心或者好奇，自然要問這是怎麼搞的，他的回答也就是“走路不小心扭了一下”之類。回到家裡，他吩咐老婆沏一壺大葉茶，坐在門口正喝著要定定神時，派出所民警已經打聽到了有這麼一個主兒，直接登門了。那十兩黃金，還在他懷裡揣著呢。
按說，往下就該是戲收場的時候了，無非是“三角眼”交代出同夥“大眼”，然後登門將其抓捕歸案並追回贓物百寶匣。專案組眾人也是這麼想的，不但他們這樣想，就是市局領導接到報告得知作案人之一已經落網的消息後也是這麼想的。因此，專案組長喬暮生下令：除了兩名刑警隨其訊問“三角眼”外，其餘刑警擦拭槍支，準備隨時出動捉拿“大眼”，這廝有槍，得準備跟他槍戰。
“三角眼”——名叫陶仰才——交代得很爽快，一五一十把兩次去史今樂家，一次拜訪馬名蓋家，還有他竊取戶口本的經過說得很清楚，而且，說到同夥“大眼”時也毫不含糊。“大眼”是刑警給起的綽號，此人的本名叫關一荻，陶仰才還把這三個漢字一一解釋清楚，免得刑警記錄時發生差錯。然後，下面呢？旁邊屋裡那班兄弟已經擦好了手槍躍躍欲試準備抓捕“大眼”呢！
可是，下面沒有了！
怎麼沒有了呢？因為無業人員陶仰才是6月1日晚上在外面閒蕩時被“大眼”瞄上的，一番交談後交上朋友。給吃給喝給煙抽還給零花錢，痞子出身的陶仰才系一介窮漢，自是隻有感激涕零的份兒。過了數日，當“大眼”提出作案時，他自無二話，說關哥您咋說咱咋辦，縱然上刀山下火海也決不推辭！關哥沒讓他上刀山下火海，只要他盯梢並跟著去拜訪史今樂就是了。總之，所有的一切包括兩次登門史宅、赴天津找陳某、搶劫馬名蓋、竊戶口本、銷贓(黃金)等等，他全是遵照關哥的吩咐去做的。至於關哥是何等身份、有過什麼經歷、住在哪裡等等，人家沒說，他也沒問——不想問，也不敢問。如此而已！
那麼，繩結是怎麼回事呢？這可是陶仰才的手藝啊！陶仰才交代，他根本不知道什麼“蘇格蘭場捆綁法”，這是解放前他犯了事被偽警察局關在號子裡，閒著無事跟一個江洋大盜學的。
專案組分析了陶仰才的口供，對於其跟“大眼”的關係那段感到懷疑，認為不能排除編造的可能。於是，請市局的預審專家出馬。次日晚上，預審專家兩個多小時審下來，最終得出結論：陶仰才的供述無編造傾向。
這樣，一干刑警又傻眼了：那個“大眼”(估計關一荻這個名字也不靠譜)是什麼人？該上哪裡去追捕呢？
七、繩之以法
7月9日，專案組開會分析案情，討論應該採取什麼措施緝拿主犯“大眼”。據陶仰才交代，以往關哥跟他聯繫時都是採取不確定的方式，有時直接闖到他家裡，有時半夜來叩窗戶，有時他在外面閒逛時在背後叫住他，總之，頗有些神出鬼沒。刑警分析，如此看來，“大眼”肯定是天天都在注意著陶仰才的動靜。由此判斷，陶仰才的落網已經驚動了他，他不會再在喇嘛廟一帶露臉了。
那麼，如何獲取“大眼”的線索呢？專案組反覆討論，最後認為只能採取重新過濾案情的方式，指望從中發現之前被遺漏了的內容，這種內容可能就是新的線索，可以作為突破口。於是，就作了分工，全組刑警分別進行以下兩項丁作：一是訊問陶仰才，專談與“大眼”相關的內容，說過的也可以再說，炒冷飯沒關係；二是分析之前收集到的關於“大眼”的全部情況。
這一步走下來，刑警有了一個發現：據陶仰才說，關哥所持的那支左輪手槍是用發令槍改制的。在這種沒有其他線索的當兒，或許這就是一條可以發展成為線索的信息，刑警就把主意打到了這上面。不過，陶仰才的這個說法並非出自關哥之口，關哥守口如瓶，不會跟他說這方面的話頭，那是陶仰才自己看出來的。刑警本著科學精神，還得對此進行核實，否則冒失地確認是發令槍改制的，一頭扎進去調查，其實卻是不對的，那豈不是走進了一條死衚衕？於是，就決定分別去詢問見到過“大眼”亮出左輪手槍的兩個受害人史今樂和馬名蓋。前面與西直門派出所民警小朱失之交臂的機會再次出現！
7月10日下午，刑警吳孝三、老潘、姜夢水、小江四人分為兩撥分頭去走訪史今樂、馬名蓋。姜夢水、小江去了馬名蓋的住所，鐵將軍把門，撲了個空。另一撥吳孝三、老潘去史今樂的臨時住所走訪，進門卻見馬名蓋坐在屋裡，正跟史今樂聊天呢。
前面已經說過，經西直門派出所向蘇僑協會電話查詢，馬名蓋確實是史今樂的朋友。馬名蓋訪史今樂不遇還被扭送派出所，而民警又沒回答是什麼原因，他對史今樂的情況就有些擔心，於是就抽了個空前往蘇僑協會打聽史今樂的情況。蘇僑協會沒有義務告知史今樂被搶劫之事，但是卻向馬名蓋提供了史今樂的新住址，這樣，馬名蓋就前來拜訪。他比刑警只早五六分鐘抵達，主人準備的咖啡還沒喝一口呢。吳孝三、老潘和這二位受害人都接觸過，史今樂、馬名蓋也還記得這兩張臉，當下都以為是來找自己的，雙雙起身招呼刑警。這樣，這對朋友才知曉原來他們遭遇了同一夥強盜的打劫。
史今樂、馬名蓋認為是巧合，而兩個刑警卻覺得這情節似乎巧合得過頭了，凡事只要一過頭，那就反常了。因為反常，所以刑警就邀請他們去分局專案組辦公室坐坐，以配合專案組調查。專案組長喬暮生和部裡下來蹲點的柏群科長對於史今樂、馬名蓋這對朋友遭遇同一夥強盜搶劫表示出極大的興趣，他們憑直覺感到這個巧合的背後很可能隱藏著什麼，而被隱藏的內容就是打開迷宮之門的鑰匙。於是，立刻安排刑警分別和史今樂、馬名蓋兩人進行談話，主題是跟兩人以前的交往有關的內容。
談話結束時，已是暮色初上時分，專案組安排史今樂、馬名蓋吃晚飯。刑警則把兩人所說的內容彙總起來，進行比對、分析。這對同齡朋友的關係是這樣形成的：他們的童年是在一起度過的，因為他們兩家是鄰居。兩人在同一所小學讀書，星期天和大人去同一所教堂做禮拜。他們十歲那年，教堂重組唱詩班時，史今樂和馬名蓋雙雙人選，從此兩人就多了一個課餘接觸的機會。在唱詩班待了兩年多，馬名蓋家搬走了，因為搬得比較遠，所以馬名蓋和史今樂的同學關係以及唱詩班夥伴關係從此就結束了。不過，兩人保持著通信聯繫，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新中國成立後，兩人又續上了關係，但都已是有家有口的成年人了，所以交往也就淡了下來。前幾天馬名蓋去拜訪史今樂，是因為自己要去蘇聯了，來跟朋友打個招呼，想約個時間吃頓飯。他並不知道史今樂這個英國人也決定赴蘇定居。
那麼，兩人所敘述的交往過程中是否有可以作為鑰匙的內容呢？若要讓這二位自己說，回答肯定是：沒有。但經刑警一分析，注意力就集中在一個名叫成公恪的人身上了。
這個成公恪，比史今樂、馬名蓋小兩歲，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朝鮮人，父母信奉天主教，成公恪很小的時候就跟著父母去教堂。童年的成公恪有一副好嗓子，那年教堂選聘唱詩班時，才八歲的他也被選上，成為唱詩班裡最小的_名成員。這樣，成公恪就和史今樂、馬名蓋交上了朋友，時不時去史今樂家玩耍，放假時有時一住數日。三年後，成公恪家由於經商原因搬遷了，三個小夥伴就這樣分了手。從此，馬名蓋再也沒見過成公恪，史今樂呢，回憶下來好像在十餘年前曾在馬路上遇到過成公恪一次，當時雙方都有事，只停下說了幾句話。史今樂告訴對方自己結婚了，妻子是白俄後裔，就是那個麵包坊老闆的女兒，小時候大家在一起玩過的。成公恪則說他剛大學畢業，正在找工作。之後，史今樂也沒再聽說過他的任何消息。
引起刑警注意的是：童年時的成公恪寒暑假時曾經幾次在史今樂家住過，那麼，他會不會因此而知曉百寶匣的秘密呢？
這時，史今樂、馬名蓋隨陪同他們去外面吃飯的刑警回來了，喬暮生把史今樂請進辦公室，詢問馬名蓋和成公恪兩人當年還是孩童時，是否有可能在無意間知曉百寶匣之秘。史今樂說馬名蓋小時候喜歡畫畫，他家裡特地給他請了家教，他很刻苦，家裡也盯得緊，業餘時間幾乎全耗在那上面，所以他很少上別人家裡玩耍，記憶中即使來一趟也是邀其同路上學、去教堂之類的，從不進門，就在門外招呼一聲。而成公恪就沒法判斷了，因為曾有過在他家一住就是數日的經歷。
喬暮生和柏群商量下來，決定開個會討論一下，看是否有必要對成公恪進行調查——儘管查成公恪的難度大概比查“大眼”還要大一些，但只要有疑點，還是需要核實的。全組討論結果，一致認為從理論上來說，成公恪是有疑點的。那就查吧，不過這樁活兒肯定夠折騰人的。好在，已經被搶劫案折騰了將近一個月的專案組，這次終於撞上了好運。
可能也怪父母給兒子起了一個比較別緻的名字，使人容易留下深刻印象.。刑警應同力在解放初期曾被抽調到清河管訓大隊搞過一段時間的材料工作，他說記得整理材料時曾接觸過一個名叫成公恪的管訓對象，好像擔任過國民黨兵工總署的少校，是個工程師。大夥兒一聽“兵工”、“工程師”這樣的關鍵詞，馬上想起“大眼”作案時所持的那支左輪手槍可能是由發令槍改制之說，頓時振奮起來。於是立刻開始調查。
清河管訓大隊此時已經解散，那裡辦了一個勞改農場。原管訓大隊的材料已由市局封存。專案組聯繫市局有關部門後，立刻前往查找。全組刑警一直翻查到7月11日凌晨3點多，方才找到了成公恪的資料：確係國民黨兵工總署的少校工程師，經審查系一般技術人員，歷史上未有直接參與反革命活動之罪行，且在管訓期間能深刻認識個人歷史問題並積極檢舉他人罪行，得到從寬處理，在管訓三個月後釋放回家，其戶籍地屬於海淀區海淀鎮(即當時的海淀區政府所在地)派出所管段。
7月11日上午9點，刑警應同力、大楊、姜夢水前往海淀鎮派出所。戶籍警取來裝訂成厚冊子的管段居民戶口檔案，翻到成公恪那戶時，大楊眼尖，一下子就瞟見上面的備註欄裡註明有一個來自天津的臨時戶口，名叫成公惕，就問這人是怎麼回事。戶籍警說這是戶主成公恪的堂弟，天津的一個生意人，這一陣幾次來北京跑生意，持有天津那邊工商局和派出所出具的證明。刑警看了臨時戶口申報登記，發現這個成公惕自5月下旬至今已經申報過七次臨時戶口。應同力便問戶籍警那人長得怎生模樣，戶籍警一說，三刑警差點兒當場歡呼：這小子不是“大眼”還會是誰？當下拿出馬名蓋畫的肖像，戶籍警馬上點頭！
刑警當即叫上派出所所有外勤民警直奔成公恪家。成公惕那廝正和堂兄成公恪在喝茶聊天，當下即給兩人扣上了手銬。隨即查獲了完好無損的百寶匣和那支由發令槍改制的左輪手槍。“二成”到案後，供認了策劃、實施兩起搶劫案的經過。
誠如專案組所分析的，百寶匣的信息來源竟然還要追溯到成公恪的童年，那時每隔一段時間老史密斯都要把百寶匣裡面的東西拿出來擦拭一遍，其中有那麼幾次，正好被住在他家裡的成公恪看見了。當時當然不可能對其有什麼興趣，所以也沒對開啟百寶匣需要按機括這一細節留下印象，只記得史今樂家有那麼一匣寶貝。
成公恪解放後的日子過得比較差，主要是經濟拮据，儘管他是工程師，但由於歷史問題，是沒人用他的，只能靠做小買賣維持生計。早在兩年之前，成公恪就已經得知史今樂家住何處，那次他偶然路過西直門大街時正好看見史今樂從家裡出來。當時是跟史今樂劈面相遇的，他認出了對方，對方卻沒認出他。這倒並非史今樂的眼力差，而是因為成公恪在以前進行槍榴彈試驗時發生意外事故炸傷了臉部，從而容貌發生了變化。這次不期而遇喚起了成公恪的記憶，想起了那個百寶匣，但當時他還沒有犯罪的念頭。
犯罪的念頭是成公恪得知即將遣返蘇僑的消息後產生的，他馬上想起十來年前那次偶遇時史今樂說過其妻是白俄麵包師的女兒。成公恪的分析能力不凡，從解放後新中國把蘇聯當成老大哥、蘇聯僑民地位提高的現狀產生聯想，估計史今樂可能已經隨妻子加入了蘇聯國籍，這樣，這次他們全家十有八九可能會移居蘇聯。於是，成公恪就想起了那個百寶匣，決定打劫。他去了趟天津，找到做過古玩生意的堂弟成公惕。成公惕是“一貫道”分子，解放後的日子也很不好過。兩人當下一拍即合，策劃了作案方案，因為成公恪不敢出面，就指使成公惕物色幫手。成公惕憑著其老江湖經驗，成功地物色到了陶仰才。
不過，成公恪沒想到百寶匣到手後還面臨著一個開啟的問題，古代匠入還真了得，發明的機括他這個現代工程師都對付不了。第二次登門史宅仍未能解決開啟問題，成公惕忽然想起他曾聽說過天津項莊陳某手頭有一個空百寶匣，於是就去強行收買，沒想到匣子到手了，成公恪反覆琢磨還是無法解決這個問題。這樣，就只好把贓物放在一邊，日後再作計議了。堂弟冒著巨大風險折騰了這麼些日子，一無所獲，難免不爽，再說成公恪自己也很不甘心，就想再搶劫一次蘇僑。於是就想到了另一兒時夥伴、俄國貴族後裔馬名蓋，尋思不知這傢伙混得如何，但這次遣返回國估計是肯定的，就決定將其作為作案對象。馬名蓋家當初比成公恪家早搬遷，搬家時成公恪和史今樂還一起去過當時的新居，他至今還記得馬名蓋家門前有一棵大銀杏樹。隨後，就指使陶仰才跟蹤馬名蓋，7月3日，得知馬名蓋去了蘇僑協會，成公恪推斷可能是為出具兌換黃金的證明，這是報紙上公佈過的照顧遣返蘇僑的特殊政策，於是讓堂弟第二天一早就去他家附近盯著，如果確實是兌換黃金，就人室下手。這事還真讓成公恪給估著了！
1954年11月中旬，成公恪、成公惕、陶仰才三犯被押上了刑事被告席，審判結果是：成公恪、成公惕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陶仰才被判處無期徒刑。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系列
《啄木鳥》雜誌創刊於1980年，由茅盾先生提寫刊名，是中國公安系統惟一大型公安法制文學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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