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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臣之路：司馬懿和曹操歷史形象的演變
司馬懿與曹操的事蹟見於各類史籍，最早最權威的記載，一般要追溯到《三國志》。《三國志》有兩大特點：一是為陳壽入晉後所作，以曹魏為正統；二是言詞簡約。秉承這兩點特點，《三國志》中的司馬懿是一個多謀善斷、善曉兵機、任用人才的完美形象。他在《三國志》中無傳，亦沒有出身簡介，一出場即是曹丕的託孤重臣、輔政平亂。曹丕去世之後，司馬懿擒孟達，平遼東，逐漸大權在握，奠定司馬氏以晉代魏的基礎。對於曹操，陳壽也毫不吝惜讚美之詞，稱之為“明略最優”、“非常之人”、“超世之傑”。
受陳壽定下的基調影響，到了唐代，對於司馬懿和曹操的評價都是以頌揚為主。對於曹操，李世民專門作《唐太宗文皇帝祭魏太祖武皇帝文》稱其“匡正之功，異乎往代”，亦可見官方評價之高。而房玄齡等人在編《晉書》時，為司馬懿作紀，細緻補充了司馬懿生平。《晉書》記載了司馬懿能夠追溯到夏朝重黎的出身，以顯示司馬家族的深厚底蘊。特別是對於司馬懿和諸葛亮“戰績”的描寫，塑造了司馬懿料事如神、算無遺策的形象。比如記諸葛亮北伐，兵臨天水，諸葛亮認為“利在速戰”，搶得上邽糧草。一時間之間曹魏眾將領都十分慌張，唯有司馬懿料定諸葛亮“慮多謀少，必安營自固”，下令晝夜追趕，使諸葛亮望風而逃。司馬懿甚至善於觀測天象，魏明帝青龍二年，諸葛亮最後一次北伐，司馬懿在擊敗諸葛亮迫使其退回五丈原後，看見長星墜落，料定諸葛亮必敗，於是遣奇兵攻擊諸葛亮後方，取得大勝。可見《晉書》相當重視塑造司馬懿的英雄形象，是《軍師聯盟》取材的重要來源。開頭“鷹視狼顧”的源頭，即《晉書·宣帝紀》。
以上種種並不意味關於二人的評價便是一味的讚揚，到了宋代，面對宋遼西夏並立的情況，“正統”一詞如一塊巨石始終壓著宋人心絃。司馬光寫《資治通鑑》雖言“秉筆直書”，但實際意圖是藉此以春秋筆法明正統、褒貶善惡。故而司馬光實質上引領了一波對歷史人物重新認識評價的風潮，司馬懿和曹操這兩位“篡權者”都在這波風潮中“躺槍”，走向了“奸臣”之路。
《資治通鑑》對司馬懿的評價是性情深沉而不外露、為人城府頗深，奠定了之後司馬懿奸詐多疑的主流形象。司馬光重新編排、書寫了司馬懿和諸葛亮之間的對戰，特別是祁山之圍等司馬懿戰敗事蹟，抹平了《晉書》留下的“戰神”形象。而對於襄平屠城等事的記載，突出了司馬懿殘暴狠毒的形象。
不過，司馬光對司馬懿還是手下留情的，相較而言，“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在“正統”與“忠”的問題上，無疑被司馬光詬病更多。司馬光直言曹操心之無君久已，並非不想篡位，而是迫於名義而不敢自立。所以在與曹操相關的史料選擇上，司馬光充分展現了其褒貶取向。比如記述曹操徵陶謙的事件中，司馬光捨棄了陳壽《三國志》中“所過多殘戮”的簡要記載，而是取《後漢書》中所記，言曹操殺男女十萬人，屍體堵塞泗水，使泗水斷流。
歷史人物的文學形態往往比正史記載更有影響力，其塑造的形象甚至能蓋過史書記載，成為大眾心中的主流形象。關於曹操的文學創作，可謂歷史悠久，兩晉南北朝時期，《世說新語》、《搜神記》關於曹操姿貌短小，神明英姿的描述，望梅止渴、左慈戲曹操等故事的記載，都是後世對曹操形象進行加工的源泉。唐傳奇如《獨異志》等在兩晉南北朝的一些鬼怪故事基礎上，創作了曹操派人盜墓、殺妓等故事，進一步刻畫了曹操的殘忍形象。
雖然明代羅貫中並不是一味貶低曹操，為了小說形象的立體與豐滿同樣對曹操的英雄形象進行了補充，但到了清代，毛評本《三國演義》又進一步誇張了曹操的奸佞形象。隨後，京劇《華容道》、《捉放曹》等經典劇目將曹操的形象定格在“白臉奸臣”上，延續至今。《三國志通俗演義》對於司馬懿為使曹爽放鬆警惕，在喝藥之時“將口就之，湯流滿襟”等舉措的描寫進一步凸顯了他狡詐的特性。最後司馬懿的反面形象同樣被濃縮於京劇之中，一出《空城計》將司馬懿白臉奸臣的形象表現至極致。
史觀分割： “平反者”與“被遺忘者”
1949 年新中國成立之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逐漸被接受與使用。在此影響與指導下，曹操與司馬懿的形象從一致走向歧路：曹操的形象得到了修正，而司馬懿則繼續保持著奸臣的形象。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考察歷史人物時要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在肯定人民群眾是歷史的決定力量的前提下，既考察歷史人物的階級屬性，又考察其對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在新史觀的指導下，建國後各界對許多歷史人物、歷史事件都進行了重新評價與認識。
毛澤東都曾多次在公開場合發表肯定曹操的講話。曹操的父親曹嵩是宦官中常侍曹騰的養子，常有人鄙夷曹操為“贅閹遺醜”，可以說是出身不高。在用人政策上，曹操發佈招賢令“唯才是舉”，從寒士中選拔人才，削弱了東漢以來豪族通過清議對人才選舉的干預。所以，曹操一定程度代表上打擊了舊的階級再生產方式，推動了歷史的發展。
電視劇《三國演義》中的司馬懿
這種史觀影響下，恰逢 1956 年“雙百”方針提出，《光明日報》認為以曹操為切入點比較容易打開百家爭鳴的局面，故而牽頭組織了關於曹操問題的大討論。1959 年年初，郭沫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談及曹操拯救蔡文姬的史實，以此為切入點談及了曹操的一些功績。郭沫若認為：曹操“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國演義》風行以後，更差不多連三歲的小孩子都把曹操當成壞人，當成一個粉臉的奸臣，實在是歷史的一大歪曲。”隨後《光明日報》又約稿范文瀾，發表《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從“赤壁之戰”說到曹操》一文。範文指出“曹操不僅是三國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並且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中有數的傑出人物”。幾乎同時，歷史學界亦產生了一場關於曹操形象的大討論，萬繩楠、週一良、尚鉞、繆鉞等魏晉南北朝史學大家。都分別考證了曹操在社會政治、經濟進步等方面做出的貢獻，肯定了曹操的歷史地位。
有趣的是，之前與曹操一直處於同一“文學戰壕”的司馬懿並沒有搭上此趟東風，得到“平反”，如同被遺忘一般。這同樣與唯物史觀和階級視角有關：司馬懿高祖司馬昂曾與各路諸侯一起伐秦，被立為殷王；曾祖父司馬量，官至豫章太守；父司馬防歷任洛陽令、京兆尹，可謂“世家大族”。而司馬氏立國採用的“九品中正制”則發展成為了豪族壟斷政治的工具。
“新三國”中倪大紅扮演的司馬懿
1994 年開始熱播的電視劇《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從“亂臣賊子”升級成為“亂世奸雄”：未完全脫離“奸詐”的印象，但雄才大略的部分也逐漸被被展現出來。最具代表性的是由鮑國安扮演的曹操吟誦《短歌行》“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片段。曹操橫槊賦詩的氣勢令觀眾直接感受到曹操統一天下的雄心壯志。之後的電影《曹操》和《一代梟雄曹操》所塑造的形象皆與此相類。
曹操和司馬懿形象的變化，體現的是屬於不同時代的集體記憶和在精英導向影響下大眾文化的價值取向。“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每一個時代的人們都在尋求、構建自己時代所共享、傳承的事物。如果仔細觀察，則會發現近十年來，影視劇中的曹操形象又有細微的變化。從電視劇《三國》開始，影視作品中的曹操形象，“奸”這一屬性已經逐漸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代梟雄的模樣。也許是長時間停留在《三國演義》式的三國敘事已經讓大家感到索然無味，也許是信息時代帶來的多元史觀、價值觀讓大家已經不滿足於曾經的道德評判。所以如今當我們開始嘗試擺脫過去“印象”，打造自己時代的“英雄形象”時，總是受歡迎的。一直以來留白的司馬懿，無疑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雖然我們不能確定每次對歷史人物的塑造是否正確、成功。但可以確定的是：在這種嘗試中，我們的認知越來越容許多元，層次也更加豐富。就如《軍師聯盟》，對於司馬懿的重新關注與解讀，無疑是有意義的。它以司馬懿為線索讓大眾看到——從三國到晉的轉變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自曹魏就已經埋下諸多伏筆，歷史的演進環環相扣。
面對話語的導向與歷史書寫，在信息高度自由的今天，我們可以選擇做一個手拿釘錘追求真理的人，既可以逆流而上，敲碎層層的時光壁壘，尋找事物最初的模樣；又可以直指本心，擊破 “歷史的謊言”，理解不同時期不同表達所蘊含的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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