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著名華裔物理學家李政道教授回國訪問時，曾向有關部門提出一個要求，他要求拜訪老同學周與良，早在30多年之前，李政道與周與良同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彼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當有關方面將這個信息通知周與良時，卻被周與良斷然拒絕，她為何不近人情地拒絕老同學李政道的探望呢？周與良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你是否也十分迫切地想要了解她呢？
周與良
周與良此時的身份是南開大學生物系教授，她曾是芝加哥大學植物病理學和哲學雙料博士，畢業後曾被留校擔任助理研究員，她與李政道在芝加哥大學時，既是同學關係，也是同事關係，更是交往密切的朋友。
1953年初，周與良與丈夫查良錚衝破重重阻礙從美國回到祖國，甚至比錢學森和蔣英夫婦回國還要早兩年，要知道周與良與查良錚夫婦回國時，朝鮮戰爭還未結束，他們夫婦被分配至南開大學工作。
我在撰寫《從“胡康河谷”走出的詩人和翻譯家穆旦》一文時，才第一次知道查良錚（穆旦）妻子周與良的名字，並對其經歷產生濃厚興趣，這也是我寫作此文的主要原因，儘管記述周與良丈夫穆旦的《從“胡康河谷”走出的詩人和翻譯家穆旦》在“頭條號”上的閱讀量只有兩位數，但我也還是不長記性，繼續來寫一寫周與良，以便讓兩篇文章互補併成為一對姊妹文。
周與良（1923—2002）安徽至德人，1923年2月1日出生於天津，其家族背景十分強大，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人才輩出，這一切皆源於周與良的曾祖父周馥的福廕，周馥是晚清重臣，也是李鴻章的親信幕僚，協助李鴻章興辦洋務30餘載，曾官至山東巡撫、兩廣總督、兩江總督等重要職務。
周馥
周與良叔祖父周學熙早年為官，曾擔任山東候補道、天津道等職，民國時期曾出任北洋政府陸徵祥和徐世昌內閣財政總長，還是山東大學堂首任校長，後來投身於實業界，與南通實業家張謇齊名，在實業界並稱“南張北周”，正是周學熙在打造“周氏實業王國”之後，將周氏族人聚集在天津定居，周學熙還與袁世凱結為兒女親家。
周學熙與袁世凱
周與良父親周叔弢是著名政治家、實業家和收藏家，曾在陳三立、柳詒徵在南京創辦的“思益學堂”讀書，與陳寅恪、陳方恪、茅以升、宗白華等人同學，一生以經營實業為生，其思想進步，也是共產黨爭取的統戰對象，曾在建國後出任天津市副市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
周叔弢先後娶有許和之和左道腴兩任妻子，共育有七子三女，他們分別是長子週一良、次子周珏良、三子周艮良、四子周杲良、五子周以良、六子周治良、七子周景良、長女周珣良、次女周與良、三女周耦良。
周叔弢全家福
周與良大哥週一良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文革時期曾是“梁效”寫作班子的顧問，二哥周珏良曾是“板門店談判”中方代表團翻譯，是外交部翻譯室副主任，長期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擔任教授，其他兄弟姊妹也都學有所長。
而周與良的小學和中學都是在天津和上海完成的，之所以曾在上海讀書，是因為周與良是被姑媽撫養長大的。
公開資料顯示，周與良是1946年畢業於私立輔仁大學生物系，輔仁大學是一所教會大學，曾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並稱京城四大名校，其創始人是英斂之、馬相伯，而英斂之就是英若誠的祖父，英諾誠的父親英千里曾是輔仁大學秘書長，王光美、葉嘉瑩等傑出女性也都曾是該校傑出校友。
“七七事變”之後，輔仁大學因國際關係等原因，是京城維持北平淪陷之前現狀唯一的名校，當時北大清華遷往西南昆明辦學，而燕京大學則遷往成都辦學，只有輔仁大學在淪陷的北平繼續延續民族教育，從時間上推算，周與良應該是1942年入校的學生。
周與良於1946年考入燕京大學攻讀研究生，其時該校剛從成都遷回北平復校不久，周與良到燕京大學讀碩士研究生後不久，就與青年詩人穆旦相識，穆旦也是在天津出生並長大的，比周與良年長5歲，穆旦與周與良的二哥周珏良曾是清華大學外文系的同學。
周珏良
燕京大學與清華大學相鄰，因此剛到燕園讀研究生的周與良經常在週末去清華園二哥家中蹭飯，其時周珏良已是清華大學外文系的講師，而穆旦也經常到周珏良家中玩，當時清華園經常在工字廳舉辦舞會，穆旦經常邀請周與良一起去跳舞，二人由此相識並開始了戀愛。
1946年夏，周與良和二哥周珏良及二哥的同學王佐良等人在北平師範大學考場參加了教育部組織的官費留學考試，由於當時剛剛抗戰勝利不久，國家正處於百廢待興狀態，拿不出更多的錢資助官費生留學，因此官費生名額極少，許多人都是自費出國留學的。
1948年3月，周與良由上海乘坐“高登將軍號”郵輪赴美入芝加哥大學留學，穆旦特意趕往上海送行，穆旦原本打算與周與良一同赴美留學，由於要工作養家就拖後了幾年，穆旦將周與良送上郵輪時，贈送給周與良幾本書和一張相片留念，而相片的背後是穆旦寫的離別詩：
風暴，遠路，寂寞的夜晚
丟失，記憶，永續的時間
所有科學不能祛除的恐懼
讓我在你底懷裡得到安憩
青年詩人穆旦
1949年8月，穆旦也赴美留學，他原本打算入讀哥倫比亞大學英國文學系，也希望周與良能夠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但由於周與良剛拿到碩士學位，正在準備博士生的資格考試，穆旦為了能與心愛的人在一起，遂放棄了入讀哥大，而是入讀芝加哥大學英國文學系。
1949年12月，周與良和穆旦前往佛羅里達州一個小城旅行結婚，因為周與良四哥周杲良在小城的一個研究所做博士後，他們在小城的市政廳登記結婚，周杲良特意訂了一個結婚蛋糕，在親人的見證下，一對留學生就這樣完成了自己的終身大事。
周與良與穆旦結婚照
周與良與穆旦在芝加哥大學的寓所成為華裔留學生的聚會之所，有點類似於林徽因在北平北總布衚衕3號的家，幾乎每個週末都有聚會或舞會，他們還時常到陳省身家做客，蹭一頓美餐，因為當時陳省身是芝加哥大學數學系教授，其薪水高且生活富裕，這些窮留學生就經常去“打土豪”。
穆旦與周與良
當時芝加哥大學有一個剛成立不久的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學研究所，除了幾名知名教授之外，具體做實驗研究的人很少，周與良在讀博士前後就曾在這個研究所協助工作，既可以從事學術研究，也可以獲取一定的報酬，以解決生活所需。
1950年前後，穆旦就開始考慮回國問題，並動員周與良放棄博士學位，而周與良不願放棄唾手可得的機會，堅持讀完博士學位。
朝鮮戰爭的爆發，阻礙了他們回國的旅程，當時美國政府的政策是不允許理工科博士畢業生回中國，而讀文科者則不受限制，直到1952年周與良和穆旦夫婦才獲得移民局批准回香港。
與送行的朋友合影留念
當年經香港回國的留學人員，幾乎都被香港警察關押審查並禮送出香港至深圳，中方也要進行嚴格審查，周與良夫婦抵達廣州之後，又被審查了一週左右，期間填寫了各種表格，待審查結束之後，才乘火車由廣州抵達上海。
1953年1月，周與良夫婦抵達上海時，穆旦在西南聯大時期的同學蕭珊前往火車站迎接，並與丈夫巴金在上海國際飯店宴請穆旦和周與良。
1953年5月，周與良和穆旦都被分配至天津工作，這裡是他們的出生地，親屬也大多居住在天津，而周與良的父親還是天津市副市長。
周叔弢
由於周與良和穆旦都是從美國歸來的學者，他們夫婦被分配到南開大學工作，周與良擔任生物系副教授，穆旦則擔任外國文學系副教授，夫妻倆以滿腔的熱情投入到教學之中，穆旦還以極大的熱情開始從事俄羅斯文學的翻譯。
1954年，李希凡、藍翎兩個青年人領銜攪動了一場批判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學術爭端，在南開大學中文系和外文系共同組織的《紅樓夢》批判會上，當時的外文系主任打壓了不同意見者，這就是所謂的“外文系事件”。
在1955年開展的肅反運動中，穆旦在中國遠征軍服役的經歷被挖出，成為重點審查對象，有人開始藉機“修理”穆旦，由於忌憚周叔弢是天津副市長的緣故，沒有對穆旦過度深究。
1958年底，穆旦參加中國遠征軍的歷史再次被深度追究，並被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歷史反革命罪”的罪名，被判處“接受機關管制，監督勞動三年”，從此穆旦被逐出南開課堂，在校圖書館和洗澡堂接受監督勞動，其詩歌、翻譯作品、研究論文皆被禁止公開發表。
在政治和法律的雙重打壓之下，這個留學歸國家庭陷入人生谷底，1968年，周與良父親周叔弢也被革職查辦，並被打入冷宮，享受了文革中該享有的一切“待遇”。
周與良全家福
1968年底，周與良也被隔離審查，並被定性為“美國特務”，不久，穆旦與周與良一起被下放到河北保定地區勞動改造。
周與良是學自然科學的，她在芝加哥大學所學專業也是當時前沿專業，她在南開大學創建了微生物學科，在其專業領域裡頗有建樹，但自從穆旦被定為“歷史反革命罪”之後，這個家庭都是在屈辱中艱難的生存。
1972年，周與良的四哥周杲良從美國回來探親，周杲良也是功成名就的華裔科學家，是美國著名的神經生理學家，1950年獲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他回中國探親和訪問時，其身份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由於周與良要在家中接待四哥周杲良，他們一家被允許搬回原住處，但這並非意味著落實政策，而是為了考慮國際影響。
左起：穆旦、周與良、周杲良
1978年，在穆旦去世一年之後，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告：“根據黨的有關政策規定，查良錚（穆旦）的歷史身份不應以反革命論處，故撤銷原判，宣告無罪。”從法律層面上為穆旦平反，但其生前所在單位南開大學黨委，卻對穆旦的“問題”沒有任何說法。
1980年2月，《詩刊》以“穆旦遺作選”為題，發表了穆旦的一組詩歌，當年7月，穆旦嘔心瀝血翻譯的《唐璜》，終於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儘管這一年，南開大學黨委撤銷了對穆旦的處分決定，但仍然不予公開平反。
穆旦譯著《唐璜》
1981年11月，李政道回國訪問，提出要見一見老同學周與良，卻被周與良斷然拒絕並留話，“對良錚沒有一個說法，我誰也不見。”此事驚動了中央高層，南開大學黨委迫於壓力，承諾為穆旦公開平反，周與良這才去見了李政道。
也是在穆旦平反前後，周與良曾前往美國德克薩斯大學、雷茲大學和華盛頓大學擔任訪問學者，以瞭解其專業領域的發展情況，畢竟由於“文革”的影響，國內學術界對世界前沿學術領域發展情況不是很瞭解。
周與良在南開大學長期從事植物病理學、真菌學的研究和教學，她在南開大學生物系開設的真菌學課程，在全國高校中頗具影響力，這也是國家重點學科，她先後出版了《真菌學》、《高級細菌遺傳學》以及譯著《分子微生物學》。
周與良教授曾先後主持完成了“真菌蛋白的研製及開發應用研究”和“小核菌多糖研製與開發應用研究”兩個科研項目，而且都是國家“七五”期間重大科技攻關項目，還曾兩次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海洋酵母資源調查與研究”。
2002年5月1日，這一天是全世界勞動人民的節日，但在美國探親旅遊的周與良卻不幸因病去世，將自己近80歲的老邁之軀遺留在異國的土地上，好在她對這篇熱土並不陌生。
周與良與穆旦墓碑
2003年9月22日，周與良的骨灰被其子女從美國帶回，安葬在北京香山腳下的萬安公墓，與她丈夫穆旦合葬在一起，這對歷盡苦難的夫妻已經分別的太久，如今他們終於又可以相聚相偎在一起了，在另一個世界裡繼續相濡以沫，並協助丈夫完成未竟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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