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嘏是司馬氏的死黨。
不過，傅嘏雖然是司馬昭的死黨，這時也跟司馬昭一樣，對曹髦也沒有什麼警覺。是另一個人看穿了曹髦的把戲，或者說是揭穿了曹髦的陰謀。這個人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鐘會。他看到曹髦對司馬昭居心不良，就跟傅嘏商量，如何對付曹髦。
兩人商量後，決定馬上向曹髦寫一份報告，說司馬昭必須回到京城。然後也不等曹髦批示，司馬昭和傅嘏帶著大軍浩浩蕩蕩地回到洛水南岸的軍事基地。這一強硬的措施，使得司馬昭安然度過了他政治生涯，甚至是生命中最脆弱的時刻。曹髦這時才發現這一招居然不靈，只得關起門來長嘆一聲：中興之主不容易做啊。他這才知道，智商高是一件好事，但光有高智商，沒有雄厚的實力，這個高智商也不能化為生產力，不能幫你做出什麼成績來。他現在有一個好腦袋，又是全國第一把手——可這個第一把手卻只是名義上的，手中沒有槍桿子，就什麼也做不成。
面對司馬昭的大軍，他沒有辦法，只得又走進現實，按司馬昭的意圖下了個詔書，封司馬昭為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軍事、錄尚書事，然後還給他一個特權：劍履上殿。但司馬昭卻把這個特權勾掉了——他老爸和老哥都曾“固辭”過一些特權，因此他也學學，反正向老爸老哥學習是不會錯的。這種毫無意義的特權也貪，就說明沒有大政治家的智慧。
司馬昭就這樣把他哥哥留下的權力死死地抓到了手上，沒有漏出一點一滴。他能在這樣的時期握住大權，跟他個人處理突發事件的果敢有關，但更是他父兄兩人多年經營的結果。特別是他的老爸，多年來，幫魏國打東吳、打諸葛亮，又滅公孫淵，為曹家立下豐功偉績的同時，也為自己培養了很多死黨，這些死黨現在都已成為魏國的各級領導幹部，只要司馬氏的首席人物一召喚，他們馬上就出來呼應。否則，司馬昭是不能在這個非常時期接好班的。
到了第二年，曹髦改元——他現在除了這個權力之外，大概也沒別的權力了，這次改元為甘露。魏國的日曆就跟著變成甘露元年。當然，曹髦還可以很自由地跟那些學者進行一番辯論。而他也有幾個鐵桿聊友：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這些聊友一般都跟他聊得很投入，但一看這份聊友的名單，就知道這幾個傢伙大多都是司馬氏集團的骨幹分子。比如那個司馬望，本身就是司馬氏集團裡的人，鍾會曾為司馬昭出主意對付過曹髦。而曹髦居然把這幾個人當朋友，最後不失敗那天下就沒有失敗這個現象了。
司馬昭到了這個時候，內心裡已經徹底不把曹家放在眼裡了——以前他的老爸和老哥只是把現任曹家的當權者玩一玩，還不敢把整個曹氏家族踩在腳底，做什麼事還有點兒顧忌，現在司馬昭已經沒有這個顧忌了。
他這個心態的轉變在於曹髦賞給他的幾件東西，他都一一笑納，連謝一聲都不講出口。這幾件東西就是：龍袍、皇冠，以及一對赤色長靴。這幾樣東西可不是一般的流行衣服，而是皇帝專用的制服。司馬昭如果心裡沒有別的想法，他絕對不敢要這些東西。如果沒有一手遮天的權力，誰敢穿上這些東西。曹髦這個自以為聰明的憤青皇帝，在上一次奪權失敗之後，突然覺得原來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情節的發展並不以他的意志為轉移，心裡有些害怕。心裡一害怕，就更想不出什麼招兒來，又怕對方突然發飆，要對他不利，想來想去，只有使用提拔這個唯一的手段了，希望通過提拔，讓司馬昭對他有一些好感。
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這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曹髦又下了一道任命書：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這還不夠，又把司馬昭的兩個死黨也一起提拔：以太尉司馬孚為太傅，以司徒高柔為太尉。曹髦這時一定覺得他這個皇帝當得實在太窩囊了，其他命令全部發不出，只有任命司馬昭的詔書才有效。
這一年內的兩次加封，使司馬昭有了五個特權，離當時曹操當年的“九錫”只差四樣了。不過，相比較而言，曹操身上的霸氣大得多了，他這個“九錫”是一步到位，而司馬昭卻要分幾步走。司馬昭在這一點上，也繼承了他老爸的謹慎態度，一邊滿臉橫肉地揮舞著權力大棒，一邊還兩眼骨碌地看看人家的反應，採用的是蠶食的辦法。
事實上，司馬昭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他現在雖然是魏國的實際最高領導人，權力大得可叫皇帝下臺。但他只是從他的哥哥手裡接過權力，並不像曹操那樣，是靠打拼出來的，把漢獻帝控制在手裡，明說是“挾天子以令諸侯”，所有的部下都知道皇帝是他手裡的一個招牌，而且這個招牌只用來對付敵人，而不用來嚇唬內部政敵。曹髦卻是魏國的皇帝，吳蜀從不把他當一回事，但魏國裡面有的是曹家的舊臣，這些舊臣時時都在反對司馬昭。司馬懿還活著時，都還有人敢於跟他唱對臺戲。司馬師被反對派害得差點當場死掉。所以，司馬昭只能耐心地一步步來，不敢太刺激反對黨，而是不斷地試探著他認為的那些異己分子，然後分期分批一個一個地揪出來。這一試，果然就把其中的一個異己分子試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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