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國派出的第一個訪華使團到達中國。
英國人對這個神秘的國度充滿好奇。他們相信，中國就像馬可波羅遊記中所寫的那樣，黃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綾羅綢緞。
然而，一登上中國的土地，他們馬上發現了觸目驚心的貧困。清王朝僱傭了許多老百姓來到英使團的船上，為英國人端茶倒水，掃地做飯。英國人注意到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國人中間，人們很難找到類似英國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國農夫喜氣洋洋的臉。”這些普通中國人“每次接到我們的殘羹剩飯，都要千恩萬謝。對我們用過的茶葉，他們總是貪婪地爭搶，然後煮水泡著喝。”
使團成員約翰·巴羅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說：“不管是在舟山還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裡，沒有看到任何人民豐衣足食、農村富饒繁榮的證明。……除了村莊周圍，難得有樹，且形狀醜陋。房屋通常都是泥牆平房，茅草蓋頂。偶爾有一幢獨立的小樓，但是決無一幢像紳士的府第，或者稱得上舒適的農舍。……不管是房屋還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國泰晤士河邊的兩個城鎮）相提並論。事實上，觸目所及無非是貧困落後的景象。”
中國人吃狗肉。當然,不只是狗肉,只要是肉,中國人就吃:“狗肉是他們慣用的食物。生活在水上的悲慘中國人一向處於半飢半飽的狀態,樂於以任何食物為食,即使是腐爛了的也不放過。”
更令他們驚訝的是隨處可見的棄嬰。道路兩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隨時都有可能露出一隻蒼白的小手。棄嬰在基督教國家中是不可饒恕的大罪,但是中國人卻視為平常。巴羅說:“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棄嬰……我曾經看見過一個死嬰的屍體,身上沒有系葫蘆,漂流在珠江的船隻當中。人們對此熟視無睹,彷彿那只是一條狗的屍體。而事實上如果真的是一條狗的話,也許更能吸引他們的注意。”同時,副使斯當東和巴羅都注意到:“中國官員對於吃飯真是過於奢侈了。他們每天吃幾頓飯,每頓都有葷菜許多道。”與底層的普遍貧困強烈對照的,則是上層社會生活的豪奢。雖然底層社會中很少發現臉色紅潤的人,但中國政府高官中有許多胖子,這些達官貴人們生活中的主要內容就是吃。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前期，英國漢普郡農場的一個普通僱工，一日三餐的食譜如下：早餐是牛奶、麵包和前一天剩下的鹹豬肉；午飯是麵包、奶酪、少量的啤酒、醃豬肉、馬鈴薯、白菜或蘿蔔；晚飯是麵包和奶酪。星期天，可以吃上鮮豬肉。工業革命後，英國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國普通農民家庭的消費清單上還要加上2.3加侖脫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脫淡啤酒，黃油和糖各半磅，還有1英兩茶。
乾隆年間的中國人吃的是什麼呢？
中國農民主要食物是粗糧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憐，通常情況下，在春荒之際，都要採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時代，民眾吃糠咽菜的記載筆筆皆是。據《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農業卷》介紹，普通英國農戶一年消費後，可剩餘11鎊，約合33-44兩白銀。而一箇中等中國農戶一年全部收入不過32兩，而年支出為35兩，也就是說，辛苦一年，還要負債3兩，才能過活，根本沒有生產剩餘。所以一旦遇到饑荒，普通人家會立刻破產，賣兒賣女十分普遍。
乾隆盛世的貧困，不僅僅體現在物質上，更主要的是體現在精神上。
到達浙江沿海後，因為不熟悉中國航線，英國人請求當地總兵幫他們找一個領航員。總兵痛快地應答了。
英國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總兵的辦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從海路去過天津的百姓都找來。使團成員巴羅說：“他們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帶回了一群人。他們是我平生所見神情最悲慘的傢伙了，一個個雙膝跪地，接受詢問。……他們徒勞地哀告道，離家遠行會壞了他們的生意，給妻子兒女和家庭帶來痛苦，總兵不為所動，命令他們一小時後準備妥當。”
中國人司空見慣的一幕讓英國人不寒而慄，在歐洲這是不可想象的。英國人說：“總兵的專斷反映了該朝廷的法制或給予百姓的保護都不怎麼美妙。迫使一個誠實而勤勞的公民，事業有成的商人拋家離子，從事於己有害無益的勞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為。”
這僅僅是英國人一連串吃驚的一個開始，比這更讓他們震驚的事還在後面。
在船隻行使於內河時，英國人注意到，官員們強迫大批百姓來拉縴，拉一天“約有六便士的工資”，但是不給回家的路費。這顯然是不合算的，許多百姓並不想要這份工資，拉到一半往往連夜逃跑。“為了找到替手，官員們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莊，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從床上拉出來加入民夫隊。兵丁鞭打試圖逃跑，或以年老體弱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的事，幾乎沒有一夜不發生。看到他們當中一些人的悲慘狀況，真令人痛苦。他們明顯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們總是被兵丁或什麼小官吏的隨從監督著，其手中的長鞭會毫不猶豫地抽向他們的身子，彷彿他們就是一隊馬匹似的。”
乾隆盛世的秩序原來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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