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應該承認，漢武帝確實是一位很有“作為”的皇帝 ，他在位期間，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方面都達到了漢朝的最強盛時期。功過要分開。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初即位之時，經過”文、景之治”的休養生息。對當時的社會狀況，司馬遷如此描繪：“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普通百姓幾乎人人供得起馬匹，甚至聚會時連騎母馬的都要受到排斥，被謝絕入內。連街道傳達室老大爺都能吃上”粱肉”。這是一幅多麼美妙的家給人足的圖景。
但是半個世紀過去了，漢武帝殯天西去之時，由於長期對外戰爭，社會和經濟都已經千瘡百孔：“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四起，赤地數千裡，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全國人口銳減了近一半。
漢武帝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暴君。其主要表現在殺人上，嗜殺成性，濫殺上癮。是濫殺無辜或無緣無故殺人，甚至滅人九族，株連無辜。下面三件鐵證足可從側面加以佐證。
漢武大帝
（一）漢武帝“威”道馭臣，殺伐過濫，丞相朝不保夕，武將動輒滅門
漢武帝時有一個獨特的發明，那就是按照儒家的設計，皇帝擁有無可爭議的絕對權威——獨裁權。可以將天下都視為一己之私。這份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協議就是漢武帝簽署的，他也很好的付諸實踐。他在位54年，換了13個丞相，除了公孫弘、田千秋等4人外，其他3個自殺，3個被殺。漢武帝經常對丞相採取譴責、罷免、處死的策略，導致無人願意任丞相的局面。衛綰、許昌、薛澤等都被無緣無故免相；李蔡、莊青翟和趙周畏罪自殺；竇嬰、公孫賀和劉屈耗則被誅殺。丞相李蔡愛養狗，經常下朝後遛狗，於是在漢景帝陵園前大道旁的空地上給了一個狗圈，作為一架丞相，這點特權應該有。但是卻被人彈劾褻瀆先帝，侵佔陵園。上綱上線了。因此被漢武帝定下重罪，李蔡不願被大理寺收審查辦，無奈自殺。張湯一向以酷刑暴虐聞名，傲慢無禮，對地位很高的“三長史”大耍淫威，又把文帝墓園失盜之事歸罪於丞相莊青翟，遭到四人痛恨，被舉報不法之事而被賜自殺。張湯自殺後，漢武帝又感到後悔，就下令追查舉報來源，結果又誅殺了“三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丞相莊青翟也受牽連自殺。漢武帝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丞相尚且如此，其他的官吏戰戰兢兢，朝不保夕可想而知了。這比朱元璋殘暴多了吧？
對文臣尚且如此，那對手握兵權的武將又是什麼待遇呢？
先說公孫敖，他曾同衛青、霍去病等一道去征戰匈奴，雖戰功不多，但沒功勞也有苦勞呀。他曾在公元前95年率1萬騎兵和3萬步兵，出雁門關遠征匈奴，但因與匈奴左賢王交戰失利，損失兵卒較多，回來後被漢武帝判死刑。公孫敖逃走，後被被捕，漢武帝找藉口將其腰斬，並滅九族。再說趙破奴，此人是被稱為征戰西域第一人的，屢立戰功，曾斬殺匈奴王兩位，斬殺匈奴王子、王母，曾俘虜樓蘭王等，後被漢武帝誅殺並滅門。再再說名將李廣利，他在漢武帝時為將時間最長，出征次數最多，曾與公元前102年率6萬大軍攻大宛，並破之，另立國君，取寶馬大勝而歸。但於公元前90年率7萬大軍攻打匈奴，被單于打敗，並投降。他投降後被匈奴殺害。漢武帝震怒於李廣利的投降，遂對其全家斬殺，滅門。最後說名將荀彘，多次以校尉職務跟隨大將軍征戰南北，後任左將軍遠征朝鮮，無功而返，被漢武帝斬首，且把屍體投擲到大街上受辱，再滅門。勝敗乃兵家常事，豈能戰敗就殺？而且不僅殺大將本人，還要滅其九族，何其殘忍？如此對待自己的將領，還不叫殘暴？這比朱元璋殘暴吧？
大漢帝國
（二）巫蠱之禍。無辜受牽連被誅殺者十幾萬人
巫蠱之禍。是晚年漢武帝心頭的恨。也是漢武帝晚年最為重大的政治事件，它牽連甚廣，上至皇后、太子、丞相，下至普通百姓，十幾萬人（有書上說15萬人）喪命其中，對漢帝國的統治造成了嚴重的打擊。漢武帝晚年，體弱多病，而且多疑。因為他信奉巫術，所以總疑心是有人用巫術害他。徵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孫賀之子公孫敬聲被人告發為用巫蠱咒武帝，與陽石公主通姦，公孫賀父子下獄被處死，諸邑公主與陽石公主、衛青之子長平侯衛伉皆被株連。漢武帝寵臣江充奉命查巫蠱案，用酷刑迫使人認罪，大臣們驚恐之下胡亂指認他人犯罪，數萬人因此而死。
江充又與太子有仇，他派人偷偷將偶人埋在太子的東宮中，之後再帶人前來搜查。太子受到陷害，大為恐懼，而且非常憤怒，於是索性帶兵捕殺了江充。漢武帝得知此事，以為太子要謀反，於是派兵逮捕太子，太子被逼自殺，皇后也自殺了。隨後漢武帝就後悔了，又誅殺江充三族！但這事遠遠沒有結束，隨後，巫蠱之禍越鬧越大，牽連了許多人，以至於從皇宮延伸到普通百姓，前後牽連了十幾萬人，十幾萬人喪命！漢武帝之暴還有辯駁的餘地嗎？
朱元璋時期的“胡惟庸案”與“藍玉案”兩大案件，牽連受誅這總共是四五萬人。相比之下，誰更殘暴，不言自明。有比較才有差距。
漢武帝雕像
（三）強制推行“告緡令”。鼓勵誣告。變相掠奪商人的私有財產
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推行“告緡令”。由楊可負責此事。這是向商人徵收的一種財產稅，即個稅。規定商人們必須向官府申報自己的財產，“緡”是指用繩子串起來的銅錢，一千錢一串，稱為一緡。漢武帝專門頒佈法令，鼓勵人們告發檢舉那些不遵守“算緡”的人，告發者可得到被告發商人的一半財產作為獎勵，這一下，頓時出現了“楊可告緡遍天下”的盛況。中等以上的商賈都被告發，一時間，朝廷增派了很多官員到各郡國收繳緡錢，收數以億計的財物、成千上萬的奴婢和大量田宅都被充公。告緡令前後共實行了四年，這是對商人的打擊和赤裸裸的掠奪，很多商人就此破產，工商業的發展受到抑制。這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是空前絕後的。
茂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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