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应该承认，汉武帝确实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 ，他在位期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都达到了汉朝的最强盛时期。功过要分开。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初即位之时，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司马迁如此描绘：“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普通百姓几乎人人供得起马匹，甚至聚会时连骑母马的都要受到排斥，被谢绝入内。连街道传达室老大爷都能吃上”粱肉”。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家给人足的图景。
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汉武帝殡天西去之时，由于长期对外战争，社会和经济都已经千疮百孔：“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四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全国人口锐减了近一半。
汉武帝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暴君。其主要表现在杀人上，嗜杀成性，滥杀上瘾。是滥杀无辜或无缘无故杀人，甚至灭人九族，株连无辜。下面三件铁证足可从侧面加以佐证。
汉武大帝
（一）汉武帝“威”道驭臣，杀伐过滥，丞相朝不保夕，武将动辄灭门
汉武帝时有一个独特的发明，那就是按照儒家的设计，皇帝拥有无可争议的绝对权威——独裁权。可以将天下都视为一己之私。这份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协议就是汉武帝签署的，他也很好的付诸实践。他在位54年，换了13个丞相，除了公孙弘、田千秋等4人外，其他3个自杀，3个被杀。汉武帝经常对丞相采取谴责、罢免、处死的策略，导致无人愿意任丞相的局面。卫绾、许昌、薛泽等都被无缘无故免相；李蔡、庄青翟和赵周畏罪自杀；窦婴、公孙贺和刘屈耗则被诛杀。丞相李蔡爱养狗，经常下朝后遛狗，于是在汉景帝陵园前大道旁的空地上给了一个狗圈，作为一架丞相，这点特权应该有。但是却被人弹劾亵渎先帝，侵占陵园。上纲上线了。因此被汉武帝定下重罪，李蔡不愿被大理寺收审查办，无奈自杀。张汤一向以酷刑暴虐闻名，傲慢无礼，对地位很高的“三长史”大耍淫威，又把文帝墓园失盗之事归罪于丞相庄青翟，遭到四人痛恨，被举报不法之事而被赐自杀。张汤自杀后，汉武帝又感到后悔，就下令追查举报来源，结果又诛杀了“三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丞相庄青翟也受牵连自杀。汉武帝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尚且如此，其他的官吏战战兢兢，朝不保夕可想而知了。这比朱元璋残暴多了吧？
对文臣尚且如此，那对手握兵权的武将又是什么待遇呢？
先说公孙敖，他曾同卫青、霍去病等一道去征战匈奴，虽战功不多，但没功劳也有苦劳呀。他曾在公元前95年率1万骑兵和3万步兵，出雁门关远征匈奴，但因与匈奴左贤王交战失利，损失兵卒较多，回来后被汉武帝判死刑。公孙敖逃走，后被被捕，汉武帝找借口将其腰斩，并灭九族。再说赵破奴，此人是被称为征战西域第一人的，屡立战功，曾斩杀匈奴王两位，斩杀匈奴王子、王母，曾俘虏楼兰王等，后被汉武帝诛杀并灭门。再再说名将李广利，他在汉武帝时为将时间最长，出征次数最多，曾与公元前102年率6万大军攻大宛，并破之，另立国君，取宝马大胜而归。但于公元前90年率7万大军攻打匈奴，被单于打败，并投降。他投降后被匈奴杀害。汉武帝震怒于李广利的投降，遂对其全家斩杀，灭门。最后说名将荀彘，多次以校尉职务跟随大将军征战南北，后任左将军远征朝鲜，无功而返，被汉武帝斩首，且把尸体投掷到大街上受辱，再灭门。胜败乃兵家常事，岂能战败就杀？而且不仅杀大将本人，还要灭其九族，何其残忍？如此对待自己的将领，还不叫残暴？这比朱元璋残暴吧？
大汉帝国
（二）巫蛊之祸。无辜受牵连被诛杀者十几万人
巫蛊之祸。是晚年汉武帝心头的恨。也是汉武帝晚年最为重大的政治事件，它牵连甚广，上至皇后、太子、丞相，下至普通百姓，十几万人（有书上说15万人）丧命其中，对汉帝国的统治造成了严重的打击。汉武帝晚年，体弱多病，而且多疑。因为他信奉巫术，所以总疑心是有人用巫术害他。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人告发为用巫蛊咒武帝，与阳石公主通奸，公孙贺父子下狱被处死，诸邑公主与阳石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被株连。汉武帝宠臣江充奉命查巫蛊案，用酷刑迫使人认罪，大臣们惊恐之下胡乱指认他人犯罪，数万人因此而死。
江充又与太子有仇，他派人偷偷将偶人埋在太子的东宫中，之后再带人前来搜查。太子受到陷害，大为恐惧，而且非常愤怒，于是索性带兵捕杀了江充。汉武帝得知此事，以为太子要谋反，于是派兵逮捕太子，太子被逼自杀，皇后也自杀了。随后汉武帝就后悔了，又诛杀江充三族！但这事远远没有结束，随后，巫蛊之祸越闹越大，牵连了许多人，以至于从皇宫延伸到普通百姓，前后牵连了十几万人，十几万人丧命！汉武帝之暴还有辩驳的余地吗？
朱元璋时期的“胡惟庸案”与“蓝玉案”两大案件，牵连受诛这总共是四五万人。相比之下，谁更残暴，不言自明。有比较才有差距。
汉武帝雕像
（三）强制推行“告缗令”。鼓励诬告。变相掠夺商人的私有财产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推行“告缗令”。由杨可负责此事。这是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即个税。规定商人们必须向官府申报自己的财产，“缗”是指用绳子串起来的铜钱，一千钱一串，称为一缗。汉武帝专门颁布法令，鼓励人们告发检举那些不遵守“算缗”的人，告发者可得到被告发商人的一半财产作为奖励，这一下，顿时出现了“杨可告缗遍天下”的盛况。中等以上的商贾都被告发，一时间，朝廷增派了很多官员到各郡国收缴缗钱，收数以亿计的财物、成千上万的奴婢和大量田宅都被充公。告缗令前后共实行了四年，这是对商人的打击和赤裸裸的掠夺，很多商人就此破产，工商业的发展受到抑制。这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空前绝后的。
茂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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