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沒有讀經典其實是吃了暗虧

梁衡:没有读经典其实是吃了暗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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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當代作家,山西霍州人。著名新聞理論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論家,《新湘評論》雜誌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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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章五訣》中提出形、事、情、理、典。這個“典”是指經典、典故,特別是理論經典。什麼是經典?常說為經,常念為典。經典標準有三:一是達到了空前絕後的高度;二是上升到了理性,有長遠的指導意義;三是經得起重複引用,能不斷釋放能量。由於長期的文化積累與篩選,每個領域都有各自的經典。而更高層次的是理論和學術經典,特別是政治與哲學方面的經典。

一般人,特別是文學愛好者常誤認為政治、理論枯燥乏味,乾癟空洞,不如文學那樣水靈、煽情。這是因為文學與理論屬不同的思維體系,一個是形象思維,一個是邏輯思維。他雖感覺到了這個不同,但不知道作為形象思維的文學只有藉助理性的邏輯思維才會更深刻,從而更形象、更生動。就如我們常說的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好地記憶。這中間有一道門檻,翻過之後,就是一片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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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一代人趕上“學習毛澤東著作”高潮。這是一個半被動、半主動的經典學習運動。說它被動,是因為那是一個特殊時期,一場運動,人人學,天天讀,你不得不學;說它主動,是因為毛主席的文章確實寫得好,道理深刻,文采飛揚,只要一讀開,就能吸引你自覺地讀下去。

我第一次接觸毛澤東的文章,是在中學的歷史課堂上,不認真聽課,卻去翻書上的插圖。有一張《新民主主義論》的影印件,如螞蟻那麼小的字,我一下子就被開頭幾句所吸引:

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有了出路,愁眉鎖眼的姿態為之一掃。但是近來的妥協空氣,反共聲浪,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裡了。

“欣欣向榮、愁眉鎖眼、甚囂塵上、打入悶葫蘆”這麼多新鮮詞,我不覺眼前一亮,有一種莫名的興奮。這是一種從未見過的文字,說不清是雅,是俗,只是覺得新鮮,很美。放學後,我就回家找來大人的《毛澤東選集》讀。我就是這樣開始讀毛澤東著作的,並不為學政治,是為學語言,學文章。後來我逐漸通讀了《毛澤東選集》四卷,還精讀了不少篇章。之所以能學下來,政治動力是有的,但主要還是文章本身的魅力。

我對馬恩著作的閱讀也是半主動、半被動的。可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文革”以前,囫圇吞棗,如私塾背書一樣,只是儲存了下來;第二階段是改革開放之後,結合形勢重新驗證馬恩的觀點,又去主動溫習。因為我是學文科的後來又做新聞,一方面是專業要求,一方面是工作需要,所以讀了不少也忘了不少,留下印象的有《共產黨宣言》《自然辯證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等,一些原理是刻骨銘心的。比如,“環保”這個概念是近二三十年的事,可是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在《自然辯證法》裡發出警告:“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抵消了。”這種深刻、徹底,你不得不佩服。特別是經歷了“文革”大失敗後重新發現馬恩,你不得不承認他們說得對,是我們過去唸歪了經。如“人們為之奮鬥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醜。”(《神聖家族》)多麼樸素的真理。一部經典不可能全部背下來,只要做到讀懂原理,知道觀點,記得一些警句,要用時能很快查找出來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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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常說文學是人學,是社會學嗎?不是常說愛和死是文學永恆的主題嗎?你看馬克思怎麼說:“人和人之間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關係是男女之間的關係。”“你就只能用愛來交換愛,……如果你的愛沒有引起對方的反應,也就是說,如果你的愛作為愛沒有引起對方對你的愛,如果你作為愛者用自己的生命表現沒有使自己成為被愛者,那麼你的愛就是無力的,而這種愛就是不幸。”(《1844年經濟學手稿》)

對毛澤東著作的閱讀,最有用的是他的兩本哲學書《實踐論》《矛盾論》,還有可以作為寫作示範的一大批很漂亮的論文、講話,如延安整風時期的《反對黨八股》等,在1949年解放戰爭後期代新華社起草的《別了,司徒雷登》《將革命進行到底》等一批社論、時評,集中展示了他的政治才華與文學才華。這種閱讀對我來說已是三分政治七分文學了。後來2013年毛澤東120週年誕辰時,我將這個多年來的閱讀體會寫成了一篇文章《文章大家毛澤東》,人民日報整版刊登,新湘評論刊發近4萬字。此文與另一篇在周恩來百週年誕辰時發表的《大無大有周恩來》,可以說是我對毛、周兩個偉人的閱讀筆記。

對經典,你讀不讀、喜歡不喜歡是一回事;它客觀存在、確實有用,是另一回事。如果你沒有讀,其實是吃了暗虧。就好像說一種好食物,你不知道,沒有吃過,但它確實好吃。馬恩對未來社會的猜想,也許短時期不能實現,就像天文學家關於宇宙大爆炸的猜想,現在也還沒有得到驗證。但你不得不承認這種理論的偉大和思維方法的科學,要不它怎麼能造就數百年的科學社會主義運動?同理,雖然毛澤東後期有重大錯誤,但在他領導下確實改變了舊中國,建立了一個新中國,另外,還有他的個人才華和魅力。經典不是一份名人豆腐賬,不必拘泥於馬恩哪一年到倫敦、到巴黎,與費爾巴哈、黑格爾、杜林什麼關係,也不必拘泥於毛澤東當年到哪裡,說了什麼話。理論經典讓人敬而遠之的一個原因是後人的刻舟求劍,過度解讀,故意神化、僵化,拉大旗當虎皮。就像儒家經典一樣,馬恩經典也一遍又一遍地被人塗抹、改塑。隨著歷史潮水的退去,經典突顯的只是原理,其他都已不重要。鄧小平說:“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長篇的東西是少數搞專業的人讀的,群眾怎麼讀?要求都讀大本子,那是形式主義的,辦不到。”經典的閱讀與出版始終有兩條路線。一是真正的學術大家、出版家,為讀者著想,篩選出最基本、最精華的東西,做成最便宜的普及本,書愈做愈薄,人愈讀愈有味;二是拉經典扯大旗,靠經典吃經典,為出書而出書,不停地註釋、索引、解讀,書愈做愈厚,讓人愈讀愈煩,而公款出版又加重了這個惡性循環。經典要轉化為有效閱讀必須有負責任的、高水平的、聯繫實際的、深入淺出的普及環節。可惜政治經典的普及做得很不好,遠不如文學經典。我印象深的好的普及本仍然是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以及後來我常用的一個本子,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要論精要》。

另外,從馬克思到毛澤東也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樣艱深、枯燥、可怕,他們並不缺少文采。如馬克思談資本與勞動力的關係:“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隨於後。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揉。”(《資本論》)他還這樣來挖苦書報檢查制度:“你們讚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出同樣的芬香,但你們為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毛澤東談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搞社會主義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鴨、雲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質的花樣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馬克思主義做,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羊肉、鴨子應該更好吃,更進步,這才體現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進步,否則我們在羊肉面前就沒有威信了。社會主義一定要比資本主義還要好,還要進步。”(1956年在知識分子會議上的講話)這種機智、幽默也是一般人很難企及的。

(選自《新湘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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