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茲、福柯和薩特共同出席關於“監獄信息小組”（GIP）的集會然而，吸引過全世界目光的當代法國思想，難道還需要盧迪內斯庫在二十一世紀初精挑細選，反覆回味？法國人對自身當代思想或褒或貶的反思，難道不是從來不曾就中斷？拿中國讀者熟悉的來說，我們早已瞭解到薩特和阿爾都塞的某些歧途被同代人嚴厲批判為“知識分子的鴉片”“想象中的馬克思主義”；福柯、阿爾都塞、德里達以及深受盧迪內斯庫本人景仰的拉康，亦早已在八十年代中便遭到來自法國本土的強烈質疑，被劃入帶負面意味的“1968一代”；冷戰結束之際，法國知識界長期對蘇聯極權主義的筆伐終於笑到最後，其整體右轉的態勢進一步加速，有領軍人物甚至喊出“幻覺已成過去”；連福山那篇早為中國學界熱烈討論的《歷史終結》（La fin de l’histoire），不正是在1989年率先以法文在巴黎的自由派雜誌《評論》上打響頭炮？告別革命，幾乎就是告別了整體上改造社會的革命理想。九十年代以來的法國知識版圖，確實放棄了在整體上突破民主社會的念頭，其討論議題亦越來越轉向梳理西方自身民主發展歷程和修補細節上的社會偏誤。面對這種不慍不火的舒適區，我們不難理解：2001年法國左翼學者對保守思潮重佔主流的憂心（D. Lindenberg）；2004年英國史家對法國思想界陷入溫水煮蛙狀態的猛批（P. Anderson）；2007年另一位左翼學者對近二十年的法國哲學界不思突破的痛斥（D. Eribon），甚至把相當一部分當代哲學學者斥為“只懂來來去去地註解老掉牙文本”!盧迪內斯庫這本《風暴中的哲學家》，也大致可以算入這一糾偏的脈絡，只不過語氣少了檄文的殺氣，多了對精神同路人的敬意。這位精神分析史家在書中關注的其中一個核心主題，就是要借六位哲學家，重申一種業已在法國知識界褪色了的理想。如此一來，哪怕告別了革命，盧迪內斯庫也不願陷入舒適區，不再突破。借六人的肩臂，她要重申一種代際的接力棒。如書末最後幾頁所示：她引為同代人的精神同路人，“既不認定主體有著徹底的自由，亦不斷言主體勢必為社會或語言結構所決定，他們更傾向於懷疑這種非此即彼思維的源頭。這也是何以他們堅持批判啟蒙和邏格斯的種種幻象”。換言之，哪怕康吉蘭、薩特、福柯、阿爾都塞、德勒茲和德里達之間有著錯綜複雜的分歧和承接，但就精神氣質而言，六人和盧氏一樣，都懷著抵抗精神，不願一勞永逸地躺入舒適區。《風暴中的哲學》一書裡的抵抗，既有康吉蘭投身對抗納粹德國的家國情懷，也有薩特持續否認無意識、強調自由意志的主體哲學，還指福柯突破精神病學的規訓、“在西方文化最精緻表達的內部”發現了瘋癲秘密，當然還有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中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警惕，有德勒茲對精神分析之因循守舊而作的全盤否定。就連殺妻的阿爾都塞，盧氏竟也力排後人多個版本的心理學殺人解釋，為這位哲學家的病態境地賦予相當的騷動和顛覆色彩！
阿爾都塞及其妻裡特曼（Hélène Rytmann）在五十年代的照片然而，瞭解法國當代哲學的讀者恐怕會疑惑：以治精神分析史出身，且一直為精神分析辯護的盧迪內斯庫，何以偏偏要引幾位敵視精神分析的哲學家為同路人？在書中關於康吉蘭、薩特和德勒茲的章節中，盧氏為什麼沒有忌諱談及這三人曾對精神分析的不屑，反而還花了不少筆墨相當程度地肯定了他們冷眼的理由？甚至連在眾多議題上立場和盧氏相當趨近的德里達，也早於2001年在別的場合（見Elisabeth Roudinesco et Jacques Derrida, De quoi demain…, Paris, Fayard, 2001）向她當面直陳精神分析的諸多概念行之不遠，那麼《風暴中的哲學家》一書豈不間接把精神分析推向風雨飄搖的末路？恰在2005年，法國部分精神病學家向衛生部遞交要求嚴肅整治精神分析療法的提議及其牽扯出的爭議，不正立即激起盧迪內斯庫捍衛精神分析的筆戰勁頭？（見Elisabeth Roudinesco, Mais pourquoi tant de haine ?, Paris, Seuil, 2010）這便觸及盧迪內斯庫寫作《風暴中的哲學家》的第二大核心主題：對精神分析的定位。放到西方精神病診斷史的百年曆程來看，精神分析學和精神病學一直是爭議的兩大方面。前者延續著弗洛伊德開創的傳統，更傾向於對患者進行心因性的診斷；後者斥弗洛伊德為偽科學，越來越廣泛地把藥物和非正式心理療法作為治療手段。其爭議之劇烈，甚至可擬“風暴中的精神分析”為題，回顧一系列糾纏不清的論戰。從本書不時閃爍的片段我們可以看到，盧氏頗為警惕當代行為主義心理學和精神病學對人的物化，憂心實驗室和藥理學完全取代對精神疾病的臨床觀察，進而借幾位哲學家和精神分析的交集試圖重申精神分析的人道主義維度。具體來說，盧氏借康吉蘭之口，點破了行為心理學在測算和建模上的歧路；她借薩特那份《弗洛伊德》的命題劇本，試圖含蓄地說明：薩特恰在不自知的情況下以類似於弗洛伊德主動放棄其誘惑理論的方式完成了對自由主體哲學理論的昇華；她還借福柯對精神病學徹底批判之機，再次表明自己和七十年代反精神病學運動的左翼先鋒並行，還“瘋狂”以歷史維度，且應以福柯為榜樣，回溯它的歷史時要留心那些業已被淨化的部分；她甚至還借德勒茲《反俄狄浦斯》的努力，質疑了當時法國主流精神分析的因循守舊，儘管她也承認，德勒茲的這部作品“並沒有在精神病臨床方法上製造任何革命”，判定“反俄狄浦斯的計劃從未實現”。不妨說，借某幾位哲學家來對精神分析作有益的補充，這固然是盧氏的本意，但問題是：哲學家的話，是否能在精神病診斷日益依賴藥物的當代大潮下，切實起到導引性的糾正作用？精神病學的從業醫生，果真如盧氏所憂心的那樣，冰冷得不剩絲毫人文關懷，徒具對患者進行“微觀法西斯式”的劑量管控？認定精神科醫生缺乏對人的關懷，這未免武斷，似乎走進了另一種意義上不分青紅皂白的舒適區！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冷靜地參考抨擊精神分析一方的意見（見Jean Cottraux et al., Le livre noir de la psychanalyse : Vivre, penser et aller mieux sans Freud, Paris, Les Arènes, 2005）。
盧迪內斯庫回顧完《風暴中的哲學家》盧氏想要傳遞的兩大主題，現在便可以考察該書帶給我們的啟發。倘若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法國知識界確實在總體上變矜持、不再謀求驚濤駭浪的話，那麼盧迪內斯庫重溫六位前輩的特立獨行，便可謂是一番不甘囿於舒適區的呼籲。深知阿爾都塞的馬克思主義和法國共產黨均已在八十年代告別法國舞臺的盧氏，並沒有加入多數同代人對蘇東劇變的笑逐顏開，而是通過福柯和德勒茲對微觀權力、慾望流溢等當代社會的內部批判，繼續著她的反抗，憧憬著下一輪的風暴。不妨認為，即使共產主義在盧氏寫書時的法國已灰飛煙滅，可她恰是要弘揚一股斷了線的叛逆精神，以“不適”攪動了無生氣的“舒適”。當然，這種主動尋獲不適感的願望，遠非謀求推翻歷經納粹侵略和蘇聯極權的法蘭西民主社會。事實上，盧氏在多個場合都表示過：精神分析只存在於民主社會。單憑盧氏這一姿態，我們便可知道：無論放棄舒適區抑或是擁抱不適區，《風暴中的哲學家》都堅決不重蹈二十世紀西方世界遭遇的兩次威脅。不消說，在2018年和中文讀者見面的這本著作，時間上偶合於法國1968運動的五十週年紀念。我們也不必再囉嗦，《風暴中的哲學家》書裡提及的多位法國當代知識界名人，都有過對所謂的“68精神”有著不同陣營的表態。在盧迪內斯庫眼裡，似乎不需要專門為如此一種反叛的精神狀態再追加一份回憶。她列舉的六位哲學家，本身已經體現出上一代法國知識人的整體面貌。不過，倘若盧氏在書中點名批評的幾位法國當代學者有滑入舒適區之嫌（F. Furet, M. Gauchet, L. Ferry, A. Renaut, P. A. Targuieff），那麼我們今天便應順著她自己的立場來認真衡量：薩特、福柯和德勒茲等人留給我們的概念，是否足以讓下一代法國知識人克服一系列新的不適？具體來說，上一代阿爾都塞等人的左翼理論，能否為眼下這一代法國政壇左翼的全面潰敗提出一點解讀？在移民問題上曾擺出姿態的福柯和德里達，放到今天，到底能否為當前法國社會幾近膠著的移民議題開出一味切實的良藥？福柯對微觀權力之鉗制的揭示，是否還適用於新形勢下法國社會越來越仰仗國家公權力的具體現實？一句話，無論是盧迪內斯庫在2005年刻意與之保持距離的舒適區，抑或是她深情回憶、充滿風暴的不適區，到底還能不能照亮2018年的法國知識界？我們執意以這一代人的目光打量上一代人的知識版圖，並非生硬地借新買的屋簾比劃舊時月色，而是為了更冷靜地承接前人的愛恨褒貶。每一代人往往都有每一代人的議題。此時法蘭西政界、學界、輿論界相當一部分的精力恰好聚焦在近東和北非社會的方方面面。無視這些方面，我們便幾乎無法理解在法國知識界颳起國民認同、歷史記憶、歐洲精神等一系列新議題的起風動因。這些議題背後的價值辯駁和取捨，很大程度上不同於康吉蘭、薩特、福柯、阿爾都塞、德勒茲甚至德里達留下的頭腦風暴。如此一來，《風暴中的哲學家》便不再單純告訴我們中國讀者上一代法國人的知識角力，它還催迫著我們這一代人擦亮眼睛，告別他們思維上的舒適區和不適區。因為，同時走出上一代法國人的舒適區和不適區，也許才是對他們最好的繼承和紀念。延伸閱讀Elisabeth Roudinesco et Marcel Gauchet, La pensée 68 est-elle épuisée ?, Le Monde, 28.07.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