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皮皮諾 張銳
民謠音樂人馮翔這個國慶節過得有點糟心。一連七天，他都在微博上為自己的音樂《窗》被《星光大道》侵權一事發聲。“凡侵權者，竊賊也。”他憤怒地在微博寫到。但他的憤怒並沒有被重視，馮翔告訴毒眸（ID：youhaoxifilm）：“至今沒有任何一個侵權方聯繫過我，接下來，我還是會爭取通過法律程序解決。”
與馮翔的遭遇不同，音樂人李志的維權終於看到“曙光”。國慶當天，他在微博宣佈“明日之子巡演”侵權案將於10月29日在杭州開庭；“明日之子節目”侵權案11月5日在深圳開庭。“我會洗乾淨頭髮等你們，法庭見。”他調侃說。相比之下，國慶當天連發16條微博維權的馮翔卻離曙光非常遙遠，而這可能是大部分音樂人正在面臨的困惑。
李志的維權終於看到“曙光”
版權一直是馮翔、李志等原創音樂人的底線，但是，這個底線屢屢被挑戰、甚至屢禁不止。從高曉松微博質疑跨界歌王侵權、李志向明日之子維權，到GALA狀告徐歌陽侵權、趙雷的歌曲擅自被翻唱並在QQ音樂付費上架，再到如今馮翔公開維權，音樂維權事件接連發生，暴露了國內音樂版權保護的現狀。
馮翔維權事件，是國內音樂版權侵權的一個縮影：無論是出版音像製品、舉辦現場演出活動，還是廣播電臺、電視臺、網絡演播，其使用的音樂作品等都容易對音樂形成侵權。近年來，綜藝節目成為侵權重地，作為商業娛樂類節目，未經授權使用他人音樂進行演出和播放，往往會侵犯原創音樂的著作權。
根據《著作權法》規定：“使用改編、翻譯、註釋、整理已有作品而產生的作品進行演出，應當取得改編、翻譯、註釋、整理作品的著作權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權人許可，並支付報酬。”一位版權專業人士對毒眸（ID：youhaoxifilm）分析：“未經授權擅自進行公開表演、對歌曲進行改編，便是侵犯了著作權中的公開表演權和改編權。”
隨著國內音樂綜藝的快速生長、數量增多，原創歌曲在未被授權的情況下被翻唱和改編的事件明顯增加，高曉松、張藝興、李榮浩等曾公開向綜藝節目維權。在這些維權明星中，李志一直是衝在最前面的人。
2011年至今，李志因著作權問題“撕”過蝦米、酷我等音樂平臺，向農夫山泉討要過說法；去年，《吐槽大會》曾擅自使用過李志的歌曲，節目製作人李誕為此公開進行道歉。今年1月和7月，李志公開向《明日之子》維權，並最終將《明日之子》告上了法庭。
7月，《明日之子第二季》選手演唱李志的《天空之城》
類似的事件還有很多，從《中國好聲音》到《我是歌手》，音樂綜藝節目未經授權擅自翻唱、改編音樂的案例早已屢見不鮮。
《中國好聲音》第三季和第五季中，選手帕爾哈提和張磊未經授權演唱《寂寞是因為思念誰》，詞作者沈慶將節目製作方燦星告上法庭；《中國夢之聲》節目，學員許明明翻唱阿肆的《我在人民廣場吃炸雞》，導致摩登天空發出維權公函；2013年，因歌詞遭《我是歌手》擅自改動，《燭光裡的媽媽》作者李春利向湖南衛視、羽·泉發去律師函，要求公開道歉並索賠20萬。
羽·泉演唱的《燭光裡的媽媽》修改了8處歌詞，圖為其中一處
除了常見的侵權場景，短視頻的興起又催生了新的侵權空間。今年9月，國家版權局特地約談了抖音、快手等15家重點短視頻平臺企業，要求平臺 “先授權後傳播”，規範內容版權管理使用制度，未經授權不得直接複製、表演、傳播他人的影視、音樂、攝影、文字等作品。
儘管通過翻唱和改編，一些“冷門歌曲”變成了“熱門歌曲”，但這並不能成為侵犯著作權的理由。一位音樂版權從業者分析：“不能區別對待，無論是冷門歌曲還是當紅歌曲，在法律上來講任何原創歌曲都是受到法律保護的，任何人都應該提前獲得相應的版權授權才能進行相關使用。這既是尊重法律，也是尊重版權所有者。”
除了著作權的改編權和公開表演權，信息網絡傳播權及從屬的著作鄰接權也是最常見的侵權類別。
鄰接權，又稱作品傳播者權，指的是與著作權相鄰近的權利。錄音製品屬於鄰接權，同樣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今年6月份，音樂家林海向海底撈維權，稱店面的背景音樂擅自使用了他的原創音樂《琵琶語》。清律律師事務所合夥人鄭厚哲對毒眸分析，在這個案件中，海底撈侵犯了該首音樂的著作權，同時侵犯了林海的鄰接權。
林海向海底撈維權
而一旦和視頻相聯繫，音樂版權需要涉及到更多權利——當視頻和音樂同步在網絡上播放時，就需要獲得信息網絡傳播權；若在電影院播放，就要獲得放映權，如果是網大這類比較特殊的視頻形式，音樂的授權則需要複製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此前，《香樟樹》《命運的承諾》《激情燃燒的歲月》等均因擅自使用音樂被法院認定為構成侵權行為。
一首歌曲從誕生到面世、使用，產生了多種權利，在授權和使用上也有許多繁瑣的規定，再加上使用者本身的版權意識不強，很容易踩雷。使用者究竟應該如何獲得版權？
鄭厚哲告訴毒眸（ID：youhaoxifilm）：“著作權實際上是民事權，和個人的財產權一樣，主要靠合同和協議來生效，沒有行政流程規定授權的具體方式，行政並沒有權利干預，實際上是自己的權利我自己說了算。”因此，獲取版權的行為是一種授權，而非買賣。
但是，授權的過程需要兼顧到怎麼用和用多久兩個問題。
一般來說，用途不同，著作權的細分類別也不同：如，演唱會表演需要獲得表演權；而網易雲音樂等平臺可播放的歌曲，則需要得到網絡信息傳播權；有時一類項目可能同時涉及不同的權利，手機遊戲的配樂，便同時需要網絡信息傳播權和表演權。
用途不同，著作權的細分類別也不同
除了用途，使用時限也需納入考量範圍，有些項目的授權時間是永久的，如電影、遊戲等。不過對於歌曲來說，授權給個人和唱片公司，一般都是有授權時間限制的，如在演唱會上表演，授權時間一般只需規定到演唱會結束。
在實際授權的情況中，使用者往往採取依靠第三方的形式。目前中國市場上，對於音樂版權的維護基本都是通過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下稱“音著協”）來完成，許多歌手將自己的版權轉授給音著協，使用者可直接找音著協授權。據瞭解，音著協一般都採用年費的形式，每年音著協會根據歌曲的使用情況給出一個不高的數額，而當使用者尋求授權時，費用就會相應提高。
鄭厚哲說：“一般流程是，對於境內作品先聯繫音著協，如果音著協沒有授權的話再找作者或者放棄，還有一些專門的版權代理機構，負責聯繫授權。除非節目只使用一兩個人的作品，那直接找作者就好了。”
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也會出現音樂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授權”的情況。一方面，使用者認為從音著協獲得了音樂授權；但另一方面，音樂人本身卻並不知情。由此使用者和音樂人的矛盾形成，馮翔告訴毒眸：“音著協從來是默認大家給它授權了的。”
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一直以音樂人的“家”自稱；而現在，許多音樂人正與“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和這個“家”作
在這種情況下，音著協也要有作者的授權（協議），才能把歌曲授權給其他人使用，“如果音著協沒有作者的授權，那麼使用者不能拿音著協當擋箭牌。”鄭厚哲說。
授權雖不是買賣，但使用者和音樂人也常常因授權費用無法達成一致，導致侵權行為的最終發生。曾有綜藝製作方向毒眸透露，音樂節目有時並非故意繞過授權過程，而是有的音樂人要價不合理。目前，行業對音樂的授權價格還沒有形成標準。
不過，即使國內的音樂節目向著協會購買了版權，但也經常會陷入國外版權公司的糾紛。此前，《中國好聲音》中李代沫演唱《我的歌聲裡》未獲授權，收到版權方“環球唱片公司”律師函；湖南衛視《我是歌手》節目，迪瑪希也曾因擅自翻唱維塔斯的歌曲被維塔斯方面控訴侵權。
對於那些真正希望得到授權的人來說，渠道不透明也進一步加深了獲得授權的困難性。上述業界人士說：“國內版權授權的過程並不透明，大多數人只知道需要版權授權，如何操作卻不曾知曉。國家如果能將授權的過程和情況詳細列舉出，相信會有很多民間歌手主動去獲得版權。”
一般來說，侵權的事實一旦成立，音樂人一般會有兩個基本訴求：道歉和索賠。馮翔自從公開維權以來，一直希望得到《星光大道》回應和道歉，但是截至發稿，並未如願。李志在8月決定起訴《明日之子》，理由也是在道歉和索賠問題上並未達成共識。
李志在8月決定起訴《明日之子》
對於這些原創音樂人來說，最簡單的道歉一般也都得不到，可見音樂維權是多麼的艱難。
馮翔告訴毒眸，之前也有過兩次被侵權的經歷。第一次是被蘇寧易購“疑似侵權”，他們將馮翔的歌詞稍作修改做了廣告語。第二次是GoFun，直接拿歌詞做了廣告語。“蘇寧易購選擇不回應，GoFun是讓設計人員個人來求情，給我代理蘇寧易購的律師直接放棄了。”
相對於獨立音樂人，大眾知名度高的音樂人似乎更容易維權成功。5月13日，高曉松曾發文維權，稱《跨界歌王》不僅擅自使用了他的《戀戀風塵》，也並未標註詞曲作者，第二天，節目官方公開道歉。高曉松轉發表示，“不要再讓我們這些‘老傢伙’出來維權”。
為了應對音樂人維權難的問題，2016年，包括谷建芬、劉歡、小柯、崔健在內的多名音樂人就組成了著作權代理機構——華樂成盟。在社會大環境還未能形成良好的版權規範行為意識和輿論支持時，實際效果並不明顯。
“華樂成盟”舉辦了題為“尊重版權合作共贏”的媒體見面會
毒眸搜索中國裁判文書網發現，共有1181個涉及音樂版權的結果。2013年之後，裁判文書的數量逐漸上升，2016年更是達到了442個。近兩年，侵權的訴訟有所下降。從關鍵詞來看，訴訟內容多圍繞在著作權、侵權行為、賠償數額等幾個方面，廣東和浙江則是接受音樂版權案例訴訟最多的兩個省份，這兩個省份正是音樂產業比較密集的地區。
李志此次訴訟地在深圳和杭州，但並非所有原創音樂人都像李志一樣有能力訴諸法律，維權的成本進一步阻礙了正常的維權活動。
在鄭厚哲看來，侵權成本太低，維權成本太高。“音樂作品侵權個案的賠償金額比較低，如果要通過法律手段維權，著作權的法律關係比較複雜，原告的舉證義務很重，因此原告就無法投入過多的成本。”
即使勝訴，賠償金額也存在爭議，目前行業缺乏賠償金額的通用標準，雙方對賠償金額常常各執一詞：維權人希望獲得更高額賠償，侵權者則希望賠付價格更符合市場規律，這或許也是許多維權事件遲遲沒有結論的真實原因。
對於李志索要的300萬，鄭厚哲評價說：“音樂作品侵權的賠償數額最多隻會在50萬左右，一般都比較低，即使是對電影的盜播，判處的賠償金額也不會到300萬這麼多，除非是侵犯了作品改編權，這些個案會判的比較多。李志此事帶個人情緒的成分在裡面。”
高額的索賠費用也降低了和解的可能，300萬讓《明日之子》難以接受。企鵝影視高級副總裁馬延琨在9月的一次採訪中表示：“他要的是一個比較高的價格，我們覺得就按照法律來處理。”
此外，對於街頭賣藝、理髮店播放歌曲等侵權行為，因著作權人的舉證難度較大、維權獲賠償金額很低，一般著作權人也不會選擇進行訴訟。除此之外，“同理心”也是音樂人放棄維權的原因。馮翔說，人家辛苦討生活，只要有可能，我一定給他們免費授權。
相比於道歉和賠償，音樂人更願意看到的恐怕還是良好的音樂版權環境,希望得到使用者的尊重。馮翔回憶了一件讓他感動的小事，當時他的《漢陽門花園》剛剛發佈，有個小店馬上來問他關於公播費的事情。“我當時給他們免費用，就因為他們問了，但武漢的一些大型商業機構公播，完全不打招呼。”
每一次公開維權總能帶動更多的音樂人發聲。隨著李志維權，一些原創歌手也陸續發聲。馮翔發聲後，儘管沒有如李志當初那樣具有“熱度”，但在相關的超級話題下，破百萬的閱讀量，方方、陳鴻宇、遲斌等陸續聲援，這讓馮翔稍微有了些信心。
這不僅僅是對其個人，也是對整個行業樹立正版意識的推進。馬延琨在上述採訪中對毒眸（ID：youhaoxifilm）表示：“我們都一致認為這是行業必須得面對的問題，它是之前所累積下來的問題，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特別好的事，因為行業一旦建立規則，對整個行業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儘管維權遲遲沒有回應，但馮翔並不悲觀。他說：“好處是，通過這個事兒，做了一個普及：著作權是不能被侵犯的，但被侵犯了以後一般人真沒什麼辦法。所以，需要大家做出點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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