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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界奧斯卡”
1976年，23歲的羅貝託·波拉尼奧站在墨西哥城的甘迪書店裡，這是少數幾家很不明智地免費讓愛書人看書的書店之一。他在讀一篇題為《再次拋棄一切》的宣言。宣言號召詩友們效仿詩人蘭波，為文學放棄一切——
“
真正的詩人應該走出咖啡屋，與神槍手、孤獨的牛仔、煩人的超市顧客等這些為數眾多又各自為政的人們打成一片。
第二年，這位日後成就大名的智利作家打點行李，和好友桑迪耶戈相約離開墨西哥。他領了兩個雜誌社給付的文章稿酬，買了張機票到歐洲。此後近二十年的時間裡，他做過洗碗工、服務生、碼頭裝卸工、垃圾處理工、夜間看門員、季節性短工、接待員等，並一度染上毒癮。然而，即使是幹著這些最“卑賤”的活，他依然玩命似地堅持寫作詩歌。
直到1992年，四十歲的波拉尼奧得知自己的肝病日趨惡化，甚感所剩時日無多。於是徹底打破自己在宣言中的承諾，放棄詩歌寫作，決定轉而集中精力寫小說。原因無他，因為希望能靠出版小說掙錢來改善家庭狀況，為兒女們留下一點遺產。他把自己關在巴塞羅那附近的一間屋子裡，閉門不出。相伴的只有菊花茶、無盡的香菸，以及永不停歇地寫作。
七年後出版的小說《荒野偵探》，終於為他贏得西班牙語文學最高獎項“羅慕洛·加列戈斯國際小說獎”。自此，波拉尼奧或許已然欣慰地感到給孩子留一筆遺產的願望實現在即。然而，他生前多半沒有想到，自己會在短短几年間迅速成為西班牙語和英語文壇最引人注目的現象。評論界更是把他和馬爾克斯、略薩、科塔薩爾等文學大師相提並論，並稱他為“當今拉美文壇最重要的作家”。
在詩作《一條通往文學的小徑》中，波拉尼奧曾自我調侃道:“我夢想我是一個年邁多病的偵探，去尋找那些已經迷失了很久的人們。有時我偶然看向鏡中，認出了羅貝託·波拉尼奧。”日後，他果然寫了冠以“偵探”之名的《荒野偵探》。然而，關於偵探，我們在故事中絕對不會比書名本身看到更多，因為小說的主人公是兩個在世界各地流浪的詩人，唯一和偵探有關的是，他們在尋找另一個消失多年的詩人。
波拉尼奧
顯然，小說展現的只是大量關於詩人、詩歌、作家和文學等內容的“大雜燴”，而這正是波拉尼奧和他那一代人的青春印記。1953年4月，他生於智利聖地亞哥，1968年遷居墨西哥城，不久輟學，以在書店裡蹭書看進行自我教育。1973年，他自許為託派分子，受格瓦拉的“摩托車日記”影響，坐大巴一路向南，返回智利參加革命，扶助薩爾瓦多·阿連德危在旦夕的社會主義政府。未幾，皮諾切特將軍發動政變，阿連德總統慘死，他被指恐怖分子，遭捕並下獄八天。獄警中有兩人恰為其同學，他因此獲救。
逃回墨西哥後，波拉尼奧很快與志同道合者成立了小團體“現實主義以下”詩歌運動，立意反對“官方文化”及其代表、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他們多次出擊，擾亂帕斯的朗誦會，席間以怪叫哄場，甚至向帕斯潑葡萄酒。然而，沒過兩年他終究還是離開了墨西哥，箇中原因恰如他多年後回憶中所言:“在墨西哥，我過著非常‘文學’的生活。被作家們包圍，處在不是作家就是藝術家的世界。我渴望在文學之外生活。”
雖然已在醫院輪候肝移植的名單上排到前列，但波拉尼奧最終沒能撐到救命的那一天。2003年的7月15日，他因肝衰而逝，身後留下十部小說，四部短篇小說集、三部詩集。在不少評論家看來，僅《荒野偵探》和他生命最後五年耗盡全部心血寫下的絕唱之作《2666》，便足以讓他晉身拉丁美洲經典作家行列。
《荒野偵探》（左）、《2666》
如此評價，或許並不是波拉尼奧所樂意見到的。事實上，作為拉美文學界的叛逆者，他對眾經典作家嗤之以鼻，對“魔幻現實主義”更是極為不屑，他譏笑馬爾克斯“過分熱衷於結交總統和大主教”，稱略薩是個“馬屁精”，而伊莎貝爾·阿連德充其量只是個“三流作家”。當然，他同時也承認自己受到過科塔薩爾的影響，並且非常推崇博爾赫斯。
究其實，波拉尼奧的叛逆未必是刻意的標新立異。 在他生活的時代裡，拉美已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魔幻現實主義所賴以存在的根基已然被抽空:資本主義、世界銀行、跨國毒品交易這些邪惡的新面孔取代了軍事獨裁者、敢死隊和政治迫害。獨裁者、妓女、族長、鬼魂之類的幻象，更像是販賣某種異國情調的陳詞濫調。
波拉尼奧應運而生，他筆下的人物幾乎都是當代知識分子，作品也無關家族史、拉美政治等宏大嚴肅的史詩性題材，而帶有更多的遊戲趣味。然而，他的獨創和偉大卻無可置疑。有鑑於此，西方媒體給予他這樣的評價:波拉尼奧的天才不僅在於他的寫作能力上，還在於他從不遵循拉美作家的寫作範式，他的文字充滿想像力，並且是超越國界的，像折射拉丁美洲土地的一面鏡子。
（本報記者 傅小平）
《智利之夜》
[智利]羅貝託·波拉尼奧/著
徐泉/譯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版
在英語世界，《智利之夜》是第一部被翻譯的波拉尼奧作品，美國文學家、藝術評論家蘇珊·桑塔格肯定了這部作品的重要性，稱其是“20世紀世界文學史上一部不可或缺的大作”。
如果從沒讀過波拉尼奧的作品，《智利之夜》無疑是一個很好的進入點。儘管是一部中篇小說，但《智利之夜》全篇只有兩段，而且第二段只有一句話。“其實可以認為，這部小說是一長串的句子，一開始講‘我是誰’，這個第一人稱的主人公，是一位天主教神父，第一人稱講述的是他的故事，他是一個敘述者；但與此同時，他也會在敘事到一半的時候，突然講另一個人所講述的故事，或是將自己的經歷講述給第三者聽。這些故事有真有假，互相糾纏，彷彿一個萬花筒，形成了循環的、嵌套式的複雜結構。”這就讓讀者沉浸在意識流一樣的不斷流淌著的敘事結構中，讀者在閱讀時會反覆思考，主人公的話究竟有多少是可靠的，有多少是不可靠的，每一句話、每一個故事代表的是哪種人的觀點，或是哪一種立場的觀點。
《智利之夜》
發著高燒的神父兼文學評論家、平庸的詩人塞巴斯蒂安·烏魯蒂亞·拉克魯瓦以為自己快要死了，彌留之際，他在一個晚上的時間裡回顧了自己一生中的那些重要時光：對祖國的獨白，與文學大師的交往，軍政統治下的青春記憶——那些讓自己深陷其中、又愛又恨、無法自拔又諷刺不屑的一切，也許只不過是頭腦裡的一場屎風暴。全書計9萬餘字，分兩個自然段，第二段僅一句話。為閱讀方便起見，編輯做了分段處理。
節選
說到純粹性，或是以純粹之名，某個下午，在薩爾瓦多·雷耶斯先生的家裡，當時還有五六位其他客人，費爾韋爾也是其中一員，薩爾瓦多·雷耶斯表示在歐洲他所認識的最為純粹的人之一當數德國作家恩斯特·榮格爾。費爾韋爾顯然是知道這段往事的，但是他希望我能從薩爾瓦多先生本人口中去得知，所以他要薩爾瓦多向我解釋他當時是如何以及在何種形勢下認識榮格爾的。然後薩爾瓦多先生就在一把帶有描金邊飾的大扶手椅上坐了下來，並說那是發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是在巴黎，“二戰”期間，當時他被派駐智利使館。接著薩爾瓦多提到了一場宴會，現在我也記不清那是在智利使館，還是在德國使館，又或者是在意大利使館舉行的了，他提到了一位美麗的女士，後者問他是否希望被引見給那位著名的德國作家。薩爾瓦多先生，我估計他當時應該還不到五十歲，就是說要比現在的我要年輕得多也精力充沛得多，他回答說是，我非常樂意，喬萬娜，請把我介紹給他吧。
於是那位意大利女性，那位對我們的作家兼外交官薩爾瓦多先生頗具好感的意大利女公爵或是女伯爵，帶著他穿過好多間大廳，它們就像是瓣瓣綻放的神秘玫瑰一般，一個接著一個依次開啟。接下來他們抵達了最後那間大廳，那裡有一群德意志國防軍的官員還有幾位平民，而眾人關注的焦點是榮格爾上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也是《鋼鐵的暴風雨》《非洲遊戲》《在大理石危巖上》和《赫里奧波里斯》的作者。在聽了一會兒這位偉大的德國作家的言談之後，那位意大利女親王著手把智利作家兼外交官薩爾瓦多介紹給榮格爾，他倆用法語交流起來。接下來，很自然地，出於禮貌，榮格爾問我們的作家，是否能找到其著作的法語版本，薩爾瓦多隨即快速地給出了肯定的答覆，沒錯，他有一本書已經被譯成法語了，如果榮格爾想要讀的話，他將十分榮幸能將其饋贈給他，榮格爾露出了滿意的微笑，他們互換了名片，並約了一個時間一起吃晚飯，或是午餐或早餐，因為當時除了那些每天都有可能冒出來的、將會無可避免地打亂任意一個事先許下的約定的意外事件，榮格爾的日程表也已經安排得很滿，充滿了各種不可拒絕的約定。薩爾瓦多說，至少他倆預約了一個日子共進下午茶，一頓智利下午茶，這將使榮格爾得以瞭解智利下午茶有多麼精美，讓他不會產生我們智利人依舊處於用羽毛裝飾身體的原始狀態的印象。接下來，薩爾瓦多先生就向榮格爾告辭，他和那位意大利女伯爵或是女公爵又或者是女親王一起，再次穿過那些相互連通的大廳，它們就像神秘的玫瑰花一樣，第一朵向第二朵綻開它的花瓣，而後者又向下一朵綻開，然後一直到時間的盡頭，同時他們用意大利語談論著但丁和但丁的女人們，不過在這個情況下，我想說，從談話的本質而言，談論鄧南遮和他的妓女們也是一樣的。幾天之後，薩爾瓦多和榮格爾在一個危地馬拉畫家藏身的閣樓裡相遇了。巴黎被佔後，那位畫家無法離開那裡，薩爾瓦多間或會帶上各種食物去看望他：麵包和肉醬，一小瓶波爾多紅葡萄酒，一公斤用粗紙包起來的意大利麵，茶葉和糖，大米、油還有捲菸，其他一切他能在使館的廚房或者是黑市裡找到的食物。而這個承蒙薩爾瓦多救濟的危地馬拉畫家卻從來不曾向他致謝，即使薩爾瓦多帶去一罐魚子醬、李子醬和香檳，他也從未向他表示過感謝，沒有說過一次“謝謝，薩爾瓦多”或是“謝謝，薩爾瓦多先生”，甚至於，在某次看望過程中，我們這位可敬的外交官帶著他的一本小說，原本是準備送給另外一個人的，她的名字出於謹慎最好還是不說為妙，因為那是一位已婚人士，當時薩爾瓦多一看到那位危地馬拉畫家是如此潦倒，當即決定把那本小說送給他，或是借給他。
一個月後，當薩爾瓦多再次去看望那位畫家的時候，他發現自己的那本小說，依舊被放在當時的那張桌子（或是椅子）上。當畫家被問及他是否不喜歡這本小說，還是恰恰相反，他已經在其字裡行間找到了閱讀的樂趣的時候，畫家本人卻是一副中氣不足、無精打采的樣子，正如他平時所一貫表現出來的那樣，勉強做出回答，表明自己根本就沒讀過那本書。對此，薩爾瓦多先生說，帶著一種作家們所固有的沮喪感 （至少智利和阿根廷作家們是那樣子的），他發現自己處於這樣一種窘境：因此，其實你不喜歡這本書。危地馬拉人則回答說那本書既沒有使他喜歡也沒有使他討厭，他單純就是沒有看而已。然後薩爾瓦多拿起他的書，發現封面上積了一層灰，就是書本長久不被使用時上面通常會積上的灰塵（其他東西也一樣！），於是在那一刻他明白了危地馬拉人所說的是實情，從那以後他就不怎麼把那位畫家放在心上了，一直又耽擱了至少兩個月才再次出現在那間小閣樓裡。這次他現身的時候，那個危地馬拉畫家看上去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更為消瘦，就好像在過去的兩個月裡，他一口飯也沒吃過似的，彷彿他就想要一邊凝視著巴黎的街景一邊放任自己慢慢死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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