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陽城的前身為東周時楚之北津（戍），是一座渡口性質城邑[1]。有學者據《漢書·高帝本紀》“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之記載，推斷襄陽建城在高祖六年（前200）[2]，此說不確。襄陽為縣最早見於《漢書·地理志》，為南郡轄縣[3]。據考證《漢書·地理志》反映的是西漢元延、綏和之際的政區面貌[4]，由此可知襄陽縣設於綏和以前。可據《太平寰宇記》所引《州郡志》所言，漢代沒有襄陽縣，襄陽是漢中廬縣轄域[5]。囿於文獻資料不足，該問題一直無從探討。近幾十年，楚地發現大量反映秦漢時期南郡歷史地理的簡牘[6]與研究成果[7]表明，襄陽地區直到漢武帝早期仍然沿續著先秦時期以鄢、鄧為主要城邑的政區格局，除北大水陸里程簡中離淯口廿裡的“新鄧津”[8]與襄陽城的前身或有一定關係外，後世聲名最著的節點城邑襄陽（縣）全然沒有在簡牘文字中現身。雖然簡牘反映的地理信息時間可能相對短暫，但當面對的這些簡牘出土批次多，時代從秦皇延至漢武，載錄的南郡轄縣（國）無遺漏、彼此關聯度強並可相互印證時就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准此，結合上述《漢書》的記載，我們將襄陽縣的設立時間繫於元鼎元年（前116）至元延年間當較為穩妥。
《元和郡縣誌》《通鑑地理通釋》等以漢水為南陽、南郡分界線[9]，如是則襄陽理當屬南郡，秦漢時曾先後歸鄢、中廬縣管轄。然而事實可能並非如此。襄陽城西真武山遺址春秋中期以前的文化面貌和漢水北岸鄧城周圍的同期遺址俱為中原特色，此後亦與鄧城周圍遺址同步嬗變為楚文化特徵[10]。距鄧城西南不遠的漢水南岸谷城廟灘清理過一座東周初期鄧國貴族墓[11]。“家於南陽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12]的諸葛孔明於其官樣文章
圖一 襄陽城變遷示意圖
中謙稱其早歲躬耕於南陽。凡此皆顯示，漢武帝以前漢水南岸的襄陽與漢水北岸的鄧城聯繫似更緊密，有可能先後歸鄧國、楚秦漢之鄧縣管轄。
襄陽城最早見載於司馬彪的《戰略》[13]：“劉表之初為荊州也……唯江夏賊張虎、陳生擁眾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張虎、陳生所佔據的襄陽城從此成為荊州刺史劉表的立足地。襄陽本是南郡所轄之邊鄙小縣，其境西不過萬山，過萬山為南陽郡鄧縣地；南境止於百丈山南麓或不遠，分別與轄今南漳縣東北、襄城區西南部的中廬縣和轄今宜城市北、襄城區東南部的邔縣交界；北濱漢水止，過漢水亦為南陽郡鄧縣地；東南過漢水為邔縣黎丘地[14]。接長續短，不過區區蕞爾二、三十里地，設縣明顯得益於其所處的南北要津位置。
漢襄陽縣位於六朝襄陽郡城西南。《水經注·沔水》載[15]：沔水又東合檀溪水，水出縣西柳子山下。東為鴨湖……溪水自湖兩分，北渠即溪水所導也
，北逕漢陰臺西 （著重號為筆者加，後同）……又北逕檀溪，謂之檀溪水……昔劉備為景升所謀，乘的顱馬西走，墜於斯溪。西去城裡餘，北流注於沔。一水東南出。應劭曰：城在襄水之陽，故曰襄陽也，是水當即襄水也。城北枕沔水，即襄陽縣之故城也。王莽之相陽矣，楚之北津戍也，今大城西壘是也。
酈氏將鴨湖、檀溪水、檀溪湖、襄水、襄陽、相陽、北津戍、大城、西壘間複雜的地理位置關係交待得十分清楚。檀溪水與襄水共源於城西南柳子山，北流至城西南匯入一小型天然河間窪地湖——鴨湖，湖水於湖東、湖東北兩個方向同時流出兩條小溪。北溪始稱為北渠，流經漢陰臺西連通檀溪湖後改稱檀溪水，於（郡）城西里餘匯入漢水，實地目測全長不足二里。南溪稱為襄水，後世多以南渠稱之，當得名於與北渠對稱。襄水東流至峴山北繞行至山南入漢[16]。諸《志》書所載概與此同，均皆來自酈氏。大城無疑是六朝襄陽郡城，位於郡城西、北渠東、襄水之陽的西壘只能是漢襄陽縣故城，故酈道元將其敘述在襄水段文字內，其地實在郡城西南。古人沒有以浩大的漢（沔）水而是以一條毫不起眼的小溪命名縣（邑），反映其靠近襄水，與北渠一起能更好地滿足小城溝濠、用水諸方面需要，離漢水距離雖稍遠，但有北渠、檀溪水直通漢江，鴨湖、檀溪湖可停泊無數舟船，在人們駕馭漢水能力較弱的先秦兩漢時期，非但不會影響北津（戍）與襄陽城對漢水的利用，還享有遠較居漢水邊更為安全、利用漢水成本更低的優勢，這才是楚將北津設於襄水之陽併為兩漢襄陽縣治直接沿用的主因。
註釋：
[1]參見黃惠賢著：《校補襄陽耆舊記》卷四《城邑》“襄陽”條，中州古藉出版社，1987年，第68頁。
[2]於風軍：《漢代襄陽縣城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3年第4期。
[3]《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上》，中華書局,1962年，第1566～1567頁。
[4]參見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23頁。
[5][宋]樂史著，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四十五《山南東道四》襄州“襄陽縣”條，中華書局，2007年，第2814頁。
[6]近年出土的與秦漢南郡、南陽郡相關簡牘主要有江陵張家山M247出土《秩律》；2004年紀南城松柏一號漢墓出土漢代簡牘；2010年初北大入藏秦代簡牘等。
[7]與南郡、南陽郡歷史地理相關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辛德勇：《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的初步研究》，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四輯，中西書局，2013年；周振鶴：《〈二年律令·秩律〉的歷史地理意義》，《史學月刊》2003年第1期；晏昌貴：《〈二年律令·秩律〉與漢初政區地理》，《歷史地理》第21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2008年；鄧瑋光：《簡牘所見西漢前期南郡屬縣（侯國）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1年第10期。馬孟龍：《松柏漢墓35號木牘侯國問題初探》，《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5期等。
[8]《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初步研究》，第36頁。
[9][唐]李吉甫：《元和郡縣誌》卷二十一《山南道二·襄州》，中華書局，1983年，第527頁；[宋]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卷十一《三國形勢考上》“襄陽”條，中華書局影印叢書集成初編本，1985年，第173頁。
[1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真武山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第九集，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138～161頁。
[11]陳千萬：《湖北谷城發現的鄧國銅器及相關問題》，襄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輯），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519～525頁。
[12]《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裴注引《漢晉春秋》，中華書局，1959年標點本，第911頁。
[13]《三國志》卷六《劉表傳》裴注，第211頁。陳生，《後漢書》卷七十四《劉表傳》作陳坐。
[14]《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上》，第1566～1567頁；《後漢書·郡國志四·南郡》，中華書局，1965年標點本，第3479～3480頁；《元和郡縣誌》卷二十九《山南道二》襄州“萬山，臨漢、義清、宜城縣”條，第528～531頁；《水經注疏》卷二十八《沔水中》，第2386-2389頁等。
[15]楊守敬、熊會貞著：《水經注疏》卷二十八《沔水中》，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369～2371頁。
[16]葉植：《襄水釋名》，《歷史地理》，第二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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