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城的前身为东周时楚之北津（戍），是一座渡口性质城邑[1]。有学者据《汉书·高帝本纪》“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之记载，推断襄阳建城在高祖六年（前200）[2]，此说不确。襄阳为县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为南郡辖县[3]。据考证《汉书·地理志》反映的是西汉元延、绥和之际的政区面貌[4]，由此可知襄阳县设于绥和以前。可据《太平寰宇记》所引《州郡志》所言，汉代没有襄阳县，襄阳是汉中庐县辖域[5]。囿于文献资料不足，该问题一直无从探讨。近几十年，楚地发现大量反映秦汉时期南郡历史地理的简牍[6]与研究成果[7]表明，襄阳地区直到汉武帝早期仍然沿续着先秦时期以鄢、邓为主要城邑的政区格局，除北大水陆里程简中离淯口廿里的“新邓津”[8]与襄阳城的前身或有一定关系外，后世声名最著的节点城邑襄阳（县）全然没有在简牍文字中现身。虽然简牍反映的地理信息时间可能相对短暂，但当面对的这些简牍出土批次多，时代从秦皇延至汉武，载录的南郡辖县（国）无遗漏、彼此关联度强并可相互印证时就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准此，结合上述《汉书》的记载，我们将襄阳县的设立时间系于元鼎元年（前116）至元延年间当较为稳妥。
《元和郡县志》《通鉴地理通释》等以汉水为南阳、南郡分界线[9]，如是则襄阳理当属南郡，秦汉时曾先后归鄢、中庐县管辖。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襄阳城西真武山遗址春秋中期以前的文化面貌和汉水北岸邓城周围的同期遗址俱为中原特色，此后亦与邓城周围遗址同步嬗变为楚文化特征[10]。距邓城西南不远的汉水南岸谷城庙滩清理过一座东周初期邓国贵族墓[11]。“家于南阳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12]的诸葛孔明于其官样文章
图一 襄阳城变迁示意图
中谦称其早岁躬耕于南阳。凡此皆显示，汉武帝以前汉水南岸的襄阳与汉水北岸的邓城联系似更紧密，有可能先后归邓国、楚秦汉之邓县管辖。
襄阳城最早见载于司马彪的《战略》[13]：“刘表之初为荆州也……唯江夏贼张虎、陈生拥众据襄阳，表乃使越与庞季单骑往说降之。”张虎、陈生所占据的襄阳城从此成为荆州刺史刘表的立足地。襄阳本是南郡所辖之边鄙小县，其境西不过万山，过万山为南阳郡邓县地；南境止于百丈山南麓或不远，分别与辖今南漳县东北、襄城区西南部的中庐县和辖今宜城市北、襄城区东南部的邔县交界；北滨汉水止，过汉水亦为南阳郡邓县地；东南过汉水为邔县黎丘地[14]。接长续短，不过区区蕞尔二、三十里地，设县明显得益于其所处的南北要津位置。
汉襄阳县位于六朝襄阳郡城西南。《水经注·沔水》载[15]：沔水又东合檀溪水，水出县西柳子山下。东为鸭湖……溪水自湖两分，北渠即溪水所导也
，北迳汉阴台西 （着重号为笔者加，后同）……又北迳檀溪，谓之檀溪水……昔刘备为景升所谋，乘的颅马西走，坠于斯溪。西去城里余，北流注于沔。一水东南出。应劭曰：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也，是水当即襄水也。城北枕沔水，即襄阳县之故城也。王莽之相阳矣，楚之北津戍也，今大城西垒是也。
郦氏将鸭湖、檀溪水、檀溪湖、襄水、襄阳、相阳、北津戍、大城、西垒间复杂的地理位置关系交待得十分清楚。檀溪水与襄水共源于城西南柳子山，北流至城西南汇入一小型天然河间洼地湖——鸭湖，湖水于湖东、湖东北两个方向同时流出两条小溪。北溪始称为北渠，流经汉阴台西连通檀溪湖后改称檀溪水，于（郡）城西里余汇入汉水，实地目测全长不足二里。南溪称为襄水，后世多以南渠称之，当得名于与北渠对称。襄水东流至岘山北绕行至山南入汉[16]。诸《志》书所载概与此同，均皆来自郦氏。大城无疑是六朝襄阳郡城，位于郡城西、北渠东、襄水之阳的西垒只能是汉襄阳县故城，故郦道元将其叙述在襄水段文字内，其地实在郡城西南。古人没有以浩大的汉（沔）水而是以一条毫不起眼的小溪命名县（邑），反映其靠近襄水，与北渠一起能更好地满足小城沟濠、用水诸方面需要，离汉水距离虽稍远，但有北渠、檀溪水直通汉江，鸭湖、檀溪湖可停泊无数舟船，在人们驾驭汉水能力较弱的先秦两汉时期，非但不会影响北津（戍）与襄阳城对汉水的利用，还享有远较居汉水边更为安全、利用汉水成本更低的优势，这才是楚将北津设于襄水之阳并为两汉襄阳县治直接沿用的主因。
注释：
[1]参见黄惠贤著：《校补襄阳耆旧记》卷四《城邑》“襄阳”条，中州古藉出版社，1987年，第68页。
[2]于风军：《汉代襄阳县城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
[3]《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1566～1567页。
[4]参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23页。
[5][宋]乐史著，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五《山南东道四》襄州“襄阳县”条，中华书局，2007年，第2814页。
[6]近年出土的与秦汉南郡、南阳郡相关简牍主要有江陵张家山M247出土《秩律》；2004年纪南城松柏一号汉墓出土汉代简牍；2010年初北大入藏秦代简牍等。
[7]与南郡、南阳郡历史地理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的初步研究》，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四辑，中西书局，2013年；周振鹤：《〈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初政区地理》，《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2008年；邓玮光：《简牍所见西汉前期南郡属县（侯国）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10期。马孟龙：《松柏汉墓35号木牍侯国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5期等。
[8]《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第36页。
[9][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一《山南道二·襄州》，中华书局，1983年，第527页；[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十一《三国形势考上》“襄阳”条，中华书局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第173页。
[1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真武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九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38～161页。
[11]陈千万：《湖北谷城发现的邓国铜器及相关问题》，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19～525页。
[12]《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911页。
[13]《三国志》卷六《刘表传》裴注，第211页。陈生，《后汉书》卷七十四《刘表传》作陈坐。
[14]《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上》，第1566～1567页；《后汉书·郡国志四·南郡》，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3479～3480页；《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九《山南道二》襄州“万山，临汉、义清、宜城县”条，第528～531页；《水经注疏》卷二十八《沔水中》，第2386-2389页等。
[15]杨守敬、熊会贞著：《水经注疏》卷二十八《沔水中》，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369～2371页。
[16]叶植：《襄水释名》，《历史地理》，第二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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