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戰爭時期，日本政府要員大多有軍方背景，且威望足以與軍方要員匹敵，再加上明治天皇也足以統御文武兩大系統，從而進一步掩飾的日本製度設計的缺陷。進入後明治時代，情況開始發生微妙且深遠的變化，大正天皇長期為病痛所折磨，召和天皇的性格柔弱，都無法再像其明治先祖那樣積極有效的統御軍政體系。同時，從社會構成的角度上看，隨著明治維新的深化，傳統的一套四民（士農工商）格局，已經被徹底打破。
日俄戰爭時的雙方正在激戰
在新時代，附近人人可以有姓，而且人人可以自由擇業，無需再受限於血統出身，社會分工日益細密，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從而造成文武人員之間的壁壘越來越森嚴，有威望的文職領袖則越來越少，不僅如此，日本長期奉行陸軍大臣、海軍大臣的現役軍官制度，只要二者其中有一個辭職，而其所屬軍種拒不提供後繼人員，內閣就要垮臺，不知不覺間，內閣逐漸淪落成軍隊的行政、財政事務辦公室，日本也能形成軍隊擁有國家的態勢。
當年日俄戰爭時期的建築
日俄戰爭勝利後，日本開始以俄、法、美三國為假想敵，制定《國防方針》和《帝國用兵綱領》。前者決定日本的假想敵和所需兵力，後者則規定具體的作戰內容，其制定過程非常值得注意。最初由陸海軍的最高軍令長官（陸軍參謀總長和海軍軍令部長）協商制定初稿，繼而分別與各自的最高軍政長官（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協商，待軍令、軍政機構及陸海軍之間達成一致後，將修訂稿上奏天皇御覽，天皇在轉交內閣總理大臣，而後者向天皇面前行政、財政上的問題。
明治時代的日本武士
然後，天皇再將計劃書和意見書一起交給元帥府（由陸海軍中的元老組成的直屬天皇的軍事顧問團）閱覽。最後，由內閣總理大臣、陸軍大臣、海軍大臣、陸軍參謀總長、海軍軍令部長在元帥府意見的基礎上協商，拿出定案。上呈天皇批准。
日俄戰爭時期俄軍的岸防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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